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有许多思想流派，它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有一种学说贯穿了整个封建历史，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这个学说就是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在这些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相当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的痕迹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所表现，追溯到春秋时的郑国相国子产，最著名的莫过于助齐桓公称霸天下的管仲。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谓是后来法家理论的身体力行者，因此对于法家的创始者，就一直有些争议。

虽然子产与管仲从时间上来说更早，但严格地说，他们只是法家思想的萌芽，是思想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学说只是他们自己初步总结出的经验，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思想流派，更别说有“法家”这个概念了。

法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是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

李悝(前455—前395)，也称李克，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编撰《法经》，被史学家公认为法家始祖。

他之所以能成为法家鼻祖，主要缘于他主持的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这场运动将弱小的魏国推上霸主的神坛，拉开了整个战国波澜壮阔的时代序幕。

当时的魏国，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也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外部环境上，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烈，外部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魏国本身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魏国又不如赵国。这样的压力下，魏国必须采取措施，走变法图强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在魏国立国的早期，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

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

首先，他要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

李悝认为一个人做错了要惩罚，做好了就要奖励，同时对那些靠着爹妈给自己挣下的产业的懒惰的纨绔子弟们，应该将他们的产业全部收回，让他们明白要以好逸恶劳为耻，然后从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如果他们帮助国家获得了成功，就奖励他们，因此李悝专门设立了一种有赏有罚，唯才是用的用人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

其次，提出了“尽地力”的农业政策，革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垦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

李悝给魏文侯算了一笔账：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种一百亩地，其收获的粮食要交租、纳税、留下口粮，就基本没有剩余的了；倘遇到天灾人祸咋办？临时摊派集资咋办？年景不好咋办？地是靠农民种的，改善农民生活，必须增加粮食产量。魏国有几百万亩土地，除去山、河、城、邑，可耕地六百万亩，农民好好种，每亩可增产三斗；相反，则减产三斗。这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粮食，故提出“务尽地力”。由此可见，李悝是历史上最早的“重农主义”的实践者。

接着，根据“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创立了著名的“平籴”法。

他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怎么妥善解决呢？即丰年，国家平价购进粮食，不让农民吃亏；荒年，国家平价把粮食卖出，保持粮价稳定。保持了粮价稳定，也就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保持了政权的稳定。这也许就是最早的市场经济朴素思想的具体应用吧。

李悝的平籴政策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现实的谷物价格的昂贵，所以他着重丰年收购以备荒年抛售，从而才能压低谷物价格。他认为影响谷物价格上涨的原因，除自然灾害而外，农民在乎常年份因生活困苦，提不起生产积极性以致农业减产，也是原因。可天灾之下，“人祸”更甚，“农民常困”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过分受到剥削，这也许是居庙堂之高的李相国没有想到的。

然后，任用吴起改革军制，精选武士。创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武卒”，使得“秦兵不敢东向”。

他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魏武卒”是吴起训练的精锐步兵。吴起当年训练魏武卒，“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可见其战斗力之强大。

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个法律的名字叫《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

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虽然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传，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

《法经》早已不存，唯桓谭《新论》中有关于《法经》内容的简述，《晋书·刑法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新论》已亡佚，桓谭介绍《法经》的一条保留在明人董说《七国考》之中，是我们今天了解《法经》的重要依据。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法经》，夹杂了天尊、佛像等语，当是误引他书所致，故难以凭信。

作为战国时代最早的变法，李悝变法的效果是成功的。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不但影响了魏国的历史，更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文侯时代魏国的李悝变法，其实就是整个战国时代变法的试验田，列国诸侯从魏国的强大过程里，看到了变法对于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从此之后，列国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几乎所有开展变法的国家，都把魏文侯和他治理下的强大魏国，作为变法的楷模和目标。

而魏国也同样是战国变法人才的"培训学校"，早期在其他国家主持变法的人才们，许多人都在李悝变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后来主持了楚国变法的吴起，早年就是魏国李悝变法的助手。而列国变法中最彻底的商鞅变法，也基本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这时期的各类变法中，唯一和李悝变法无关的变法行动，应该就是燕国的"复古"改革，这种历史倒退的做法，引发了燕国本国的一场内乱，险些沦亡于齐国之手。

作为战国诸侯中第一个吃变法"螃蟹"者，魏国的国势，在魏文侯在位的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在位的50年，是魏国雄霸天下，称雄于诸侯的50年。西面的秦国被他打得服服帖帖，东面的齐国唯他马首是瞻，南方的楚国遭到他联合三晋势力的一次次沉重打击。虽然与北方的赵国发生过摩擦，但韩赵魏三国中，魏国却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而在当时整个战国大势中，他也是国力最强者。

李悝虽然是法家的鼻祖，但是其老师却是孔子的嫡传弟子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子夏精于“务外之学”，是“务外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核心主要是“重礼”和“博学”。李悝虽然跳出了其师的儒家门墙，但是却还是继承了其师的“重礼”思想。

李悝的著作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儒家类《李克》七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术都属于法家范畴，故其大多数作品被列入法家类。由于他和子夏学派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有些作品不免带有几分儒家色彩，《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也不为无因。以上三种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晋或隋唐时尚有零简残篇传世。如《水经注》和《文选·魏都赋》注都引有《李克书》。由于《汉书》以李悝与李克为两人，后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

但是经过考证，只有《汉书》中将李悝与李克分为两人，大多都记载为一人，所以李悝与李克其实是一个人，也成为了学界的通说。

李悝生于周定王五十四年(公元前四五五年)，卒于周安王七年(公元前三九五年)，生平事迹几无记载，不能确知其详，但这并不影响他中国法家鼻祖的地位。

公元2002年，占地四千公顷的中国第一座法制公园在北京密云落成，公园由神路、历史法典长廊、中国古代法典广场、中国现代法典广场、现代法律区域、外国古代法典广场、外国现代法典广场、历史法学名人趣味群雕、宪法广场等九大部分组成，构思独特，富有创意。公园的核心部分就是三千平方米的中国古代法典广场，也称李悝广场。

广场上耸立着两座大型雕塑，前面是以竹简为造型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即李悝编著的《法经》雕塑；后面是用九十多块汉白玉和青石组合而成的高八米、重三百多吨的李悝坐像。这是一个象征，也是对一个人的纪念。有意思的是，我们的魏文侯到现在可还没有享受的这么高的待遇。

历史是最无情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多少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至今早已作古。历史又是最慷慨的，那些传承与发展文化的先哲，他们的思想至今依然让我们受益匪浅。时代虽然变了，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总有一些人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为往圣继绝学，为盛世开太平”，这才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源所在，才是中国崛起的最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