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常认为是挽回一个国家颓势的重要举措，但是每一次变法都必将损害到原有统治阶层的利益。正是如此，每一次变法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且大部分变法都是以失败告终。在古代封建王朝当中，最著名的两次变法当属先秦时期的商鞅变法跟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不同于商鞅变法的成功，王安石的变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

仔细观察王安石变法的话，不难发现这场变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急功近利、对变法困难的预估不足，权力的斗争导致变法掌舵者的频繁变更，变法阵营内部的重重矛盾，反对派的声势浩大以及民心的丢失，这些最终导致变法失败的结局。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急功近利，对变法困难的预估的不足。从熙宁二年七月六路 均输法开始，到熙宁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间，共颁布了大小十一项新的立法，其中像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在宋王统治区都是全面推行。但凡是一个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变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试点进行。

王安石丝毫没考虑到这一点，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便一股脑地在全国推行他的变法。这样的后果便是这些变法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面对这些困难之时，王安石等变法家不是想着如何解决困难，而是一致认为这是反对派在背后使绊子，将矛头指向了反对派。两派的权力斗争最终依旧解决不了这些变法遇到的困难。

从宋神宗决定变法的那一刻起，作为变法的掌舵者王安石成为了大宋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但是也正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宋神宗深感皇权受到王安石这个丞相的挑战。熙宁7年，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失去了变法掌舵者的身份。

新上任的变法掌舵者吕惠卿虽然也是一个变法派，但是却一心追逐权力，对变法之事不甚热心。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宋神宗只得请王安石重新出山，主持变法。但是二进宫的王安石却成为了吕惠卿的眼中钉。为了权力吕惠卿不顾昔日恩师情分，一心扳倒王安石，最后导致了这两位变法派大佬两败俱伤。在没有了掌舵者的情况下，宋神宗不得已只得自己亲自主持变法的大小事宜，而之前的变法派也因为王安石、吕惠卿的失势而不敢贸然进言。单单凭借宋神宗一人的智慧，完全没有办法让这场变法顺利的开展下去。

在王安石晚年回顾这场变法自我总结时，他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用人不当。吕惠卿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王安石对他有“父师之义”。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的时候，害怕王安石东山再起威胁到自己的丞相之位，便虚置冤案，欲陷害王安石于死地。昔日的师徒二人竟因权力而分道扬镳，随着吕惠卿被查出敲诈商人五百万钱锒铛入狱，王安石重新拜相。心有不甘的吕惠卿，网罗王安石“隐瞒皇帝”、“对皇帝不忠”的陈年旧信，将恩师彻底打倒了。这场变法派一、二号人物的内斗最终耗尽了变法派的变法决心，以致于宋哲宗、宋徽宗时期上台的变法派人物蔡确、蔡京等人根本不在乎变法不变法，只知道大肆排除异己。

每一场变法都会有反对派，面对反对派时，王安石想到的不是争取、化解矛盾。最终两派变成非黑即白的阵营之争，苏轼、司马光等大佬虽然是反对派的主力，但是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苏轼到了后期也认同了王安石变法的一些举措。但是在王安石眼中只有“非黑即白”，对于苏轼、司马光等有才之士只知道一味的排挤，而那些口是心非的新人和小人却得到了重用。最终不仅导致了改革派的孱弱，还人为的树立起强大的反对阵营。

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变法，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王安石的变法注定是要伤害到地主阶层的利益，如果能够争取到变法的受益者底层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这场变法或许就成功了。想当初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但是到了最后这场变法不仅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收益，还造成了地方与民争利、横夺暴敛，让本应受益的底层老百姓成为了受害者。最终在两边都不讨好的情况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走向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