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建立终结了中国二百来年的国家分裂，重新归于统一。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譬如废除北周时期的设置的“六官”，改设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机构。同时取消州刺史任命僚属的权力，地方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命。但是再好的改革必须要由官员来执行，所以，官员的选用就变得异常重要。隋文帝选用官员基本上有两条重要的标准：一，政治上必须忠诚可靠。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定力”。二，则是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对于儒家学者所提倡的政治道德方面的要求，隋文帝基本上很少考虑。结果便是，一些道德上有瑕疵却“紧跟中央”且有工作能力的官员一旦手握大权，就显露出贪婪的本性。郑译是隋朝的开国元勋，对于隋文帝登上皇帝宝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他却是个大贪污犯。《隋书·郑译传》中评价郑译：“性粗疏，溺于财货，富商大贾朝夕盈门”。

　　除了开国大臣郑译是大贪污犯，隋文帝最信任的军事家，权臣杨素也是一个贪财好利之徒。《隋书·杨素传》中写道：“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大意是：杨素贪图钱财，营求产业，东西二京，住宅华丽奢侈，早上拆掉，晚上再盖，营建改造不停歇。又在各地大都名城，旅店、水碓、出租的田产住宅数以千计。李世民说杨素“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民，使父子道灭，逆乱之源，自此开矣。”其中固然有替隋朝皇帝开脱的地方，但是其“贼害良民”，造成下级官员争相效仿其腐化生活，导致官场奢靡，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杨素帮助隋炀帝夺得帝位后，隋朝官场腐化更加严重。隋炀帝搜刮天下“水陆奇珍”，不恤民力，征发役工数十万为其修建宫苑，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隋炀帝最宠幸的大臣宇文述，“性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取之。”利用手中特权，与富商巨贾眉来眼去，很多“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

　　中央的高级官员既然如此，那么地方官吏自然也不甘落后。在如此污秽的政治环境中，从前的一些官员也“颇改旧节，受纳货秽”。在上到皇帝，下到长吏的贪污腐化的合力“推动”下，民间越来无法忍受隋朝的暴政，开始起义。隋王朝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太原留守李渊起兵造了大隋朝的反，建立了唐朝。用现在的话，便是吃大隋朝的饭，最后还真硬生生砸了大隋朝的锅！

　　因为隋朝灭亡殷鉴不远，唐朝早期的君主较为重视官员的腐化，同时，唐太宗对于官员的选拨，除了才能外，更加注重其德行。《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对于“择官”，有自己的看法：“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在太宗大力整顿吏治下，唐朝政治一度较为清明，贪污腐化也颇为克制和收敛。但是，随着太宗的去世，唐朝的吏治逐渐不彰，尤其是武则天时期，贪污腐败始终是相当突出的问题。公元六八四年，也就是武则天光宅元年，广州竟然发生这样一件事。当时广州都督路元叡，素来昏庸，手下的官吏更是蛮横不讲道理，每次有外国商船到达，都要去敲诈勒外国商人。“胡商”自然不甘心，便向路元叡起诉，路元叡竟然取来枷锁，准备治“胡商”的罪。众“胡商”一怒之下，用袖箭直接闯到办公室，将路元叡*死，然后又*了他身边的十余人才退出，最后登船逃跑，追捕的人最终也未能赶上抓获。武则天看到官僚集团的腐化，便想出个主意，重用贪污酷吏进行整顿清洗贪污官吏。结果一路下来，不仅贪污之风未能遏止，反而冤案丛生，甚至连狄仁杰都差点死在狱中。

　　安史之乱后，唐朝从鼎盛走向衰落，节度使权力愈来愈大，皇帝手中的权力却愈来愈小，即使朝廷有整顿官场腐败之风的决心，亦无实力能够做到。贪污更加不受控制。一些地方官与节度使，不仅贪污而且公然抢劫。肃宗上元元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兵前往江淮平定刘展的叛乱，进入扬州后，“大掠居人赀财，发屋剔茆，*胡商波斯数千人”。到了楚州后，为了搜刮百姓藏起来的财物，竟然将“城中地穿掘略尽”，到了杭州，又劫掠了十余日。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在平定了剑南东川兵马使段子璋叛乱时，攻入绵阳，纵容士兵四处抢劫，妇女手上带有金银，士兵皆”断腕以取之，乱*数千人”。如此残酷暴虐的行为，最后基本上都得到了朝廷的宽赦。可想而知当时唐朝的官场的混乱与无序。

　　到了宋朝，因为经济建设颇有建树，官场贪污更是不胜枚举。曹彬是宋初有名的大将，曾经公然说：“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当官发财更是成为宋朝官员主流的共识。尤其是到了宋真宗时期，对于贪官污吏，一改前朝犯脏除名配诸州的规定，不仅可以放还，而且允许“叙理”，分等进用。由于朝廷的姑息纵容，贪官污吏更加有恃无恐，同时也在间接鼓励清廉的官吏去贪污，反正后果皆是宽宥。明朝时期，朱元璋惩治官吏毫不手软，甚至有“*尽贪官”的说法。单单“空印案”和“郭恒案”就处死八万多人，反贪规模之大，可谓空前。但是在朱元璋去世，尤其英宗亲政后，明朝贪风大炽。宦官王振擅权，大肆贪污。

据焦竑的《国朝献徵录》记载：“每觐期，振不问何品官，能具礼者多至千金，少则百，悉能达，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饱而出，门昼夜不得合。”景帝时，王振被抄家，共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一百余面，七尺高的珊瑚树二十余株，每一株都是价值连城，其他珠宝更是不可计数。清朝时，康熙早期尚能惩治贪腐，到了后期，改用宽厚为政，结果，吏治迅速败坏，贪污横行无忌。雍正登基后，开始整顿吏治，一度贪污之风有所收敛，到了乾隆朝，不仅地方官员贪，据牟润孙先生的说法，连乾隆也在贪污，而大贪官和珅只是他的“帮凶而已”。乾隆要求地方督抚秘密缴纳罚款赎罪，然后将钱交到内务府广储司，供自己花销，但是却公开自夸如何节俭，这种“两面人”的形象颇迷惑一些人。等到嘉庆执政，即使有心收拾吏治，也难以实施，因为大清的官场已经深陷腐败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了。

　　贪污腐败自从出现，有大有小。大贪，因而灭国。小贪，就此丧身。虽然历代有识之士穷尽办法治理，但是始终逃不出人亡政息的循环。南宋杨万里曾经说：“驭吏之难，莫难于禁赃吏.....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祥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不可谓没有道理！金字塔般的政权形式，一旦位于权力顶端的帝王好大喜功，骄奢淫逸，自己变成最大的贪官，整个朝廷几无制约的可能，那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贪污腐败，犹如割不尽的韭菜，削掉一茬，接着又产生一茬。民心就在“前腐后继”中消磨殆尽，愤恨着等待重新洗牌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