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追慕陶渊明的诗品和人品，他的百余篇“和陶诗”，便是他欣喜于与陶渊明跨时空交流的最好证明。

他隐括《归去来兮辞》而作《哨遍·为米折腰》，躬耕东坡，吟诗雪堂，已经深味田园之乐，进入到一种与陶渊明相似的平淡有味的人生境界。

但他没有因为自身的遭遇而消极避世，而是能危中见机，认识到“也知造物有深意，放遣佳人在空谷”，把厄运作为新生的起始。

“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担负起对生命、对家国人民的责任。

可见，苏轼这不曾改变的用世有为之心与陶渊明自隐独善的选择又截然不同。

黄州时期的苏轼，没有在仕、隐之间纠结徘徊，而是在《易传》思想的指引下，在三教融合的空间中，纵观宇宙自然大道，发展自洽有为之自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自洽有为的研究视域下对苏轼黄州诗文意象做诠释，能够深刻且全面地对意象中所内含的苏轼精神内蕴做出更丰富生动且立体通透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