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的地下兵马俑阵的出土，被誉为“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和“世界第八大奇迹”，它风靡五大洲，历久不衰。但位于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的秦陵兵马俑，到底是怎样被发现的？至今仍然说法不一。

1974年初，陕西关中农村发生严重春旱，位于秦始皇陵东侧骊山脚下，当时被称为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生产队（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晏寨乡西杨村），就是一个缺乏水源的穷村子，生产队干部们决定打一眼机井来抗旱。队干部们奔走了一下午，觉得井址选在村西南那片满地砂石的柿子园里比较合适。一来这个地方是不长庄稼的“死沟”，二来这里地势较高，便于抽水灌溉北边的农田。

当年3月中旬，西杨生产队长杨培彦、副队长杨文学，来到柿子园那片荒滩。观察后，杨培彦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划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作为开挖的井址。杨文学端详一番后说，这井应该对着骊山脚下那个峪口，因为下雨的山水从峪口向下流，地下水必定丰富，他便将井址向西移了一下。事后才知道，移动后的井址，恰好圈在一号俑坑东南角的边上。

3月25日，生产组长杨全义带领杨志发、杨彦信、杨新满等6名打井社员，来到队长划圈的地方，开始打井了。开头几天还算顺利，但挖到第4天，他们遇到了坚硬的红土。这是一层大约30厘米厚的钻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硬土就是俑坑上部被火烧过的夯土层。在打井社员的轮番攻打下，红土层被穿透。于是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4米的大井，就已进入地下3米多深。

1974年3月29日这天，刚好是农历三月三，有几个参加打井的社员赶庙会去了，在井下仍然在挖土的是杨志发和杨彦信两人，而井上提土、运土的人回家吃中饭去了。下午2时许，杨志发一镢头刨下去，却发出“咚”的响声，两人感到奇怪，再向下挖，露出了碗口大的黑窟窿，他们以为是个瓦罐。杨彦信说，小心点不要碰坏了，瓦罐可以拿回家放鸡蛋。当两人手、镢并用，连扒带刨，把土清理掉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没有头的陶制空心身躯，感到有些意外。

两人继续向下挖掘，又发现了一截截陶质残腿断臂、一些陶碴片，以及若干生锈的青铜箭头。井上社员把这些东西运上来后，当地农民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人说这底下是砖瓦窑，有人说是神庙。大家对形象怪异的彩色陶质人头尤其感到惊奇，只见他头上长角（实际上是发髻），嘴唇紧团，双目圆睁，远不如佛像那样温和。于是好些人认定这是个不祥的“瓦神爷”。以后继续下挖，又出了一些缺胳膊少腿的“瓦神爷”和许多陶质碎片，但始终没有挖出水来。这些陶质碎片，被挖井的农民装进吊筐里，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

对这些残损的“瓦神爷”的出土，农民们各有自己的想法。有的认为打不出水来就是“瓦神爷”在作怪；有点迷信的老人，却认为打井动土惊扰了地下的“神爷”，就偷偷到井边烧香叩头，祈求“神爷”不要降罪于村民。而有个年轻人却不动声色，在井边搜寻了许多青铜箭头和3副铜弩机，悄悄拿到附近（据称是三原县）的废品回收站，一下子卖了十几元钱，惹得别人眼红，羡慕他脑子活，生财有道。

可知秦俑得以间世，确实缘于西杨村的这次打井。后来，众多的媒体长期对这几位参加打井的农民作了反复采访报道，他们成了新闻人物。从1995年起，杨志发、杨培彦、杨新满等人分别被秦俑博物馆所在地的友谊商店、旅游纪念品商店、停车场等处请去，为中外游人在他们购买的书籍、画册和纪念品上签名盖章，使这些单位和本人都增加了经济收益。特别是杨志发更是红火，还曾作为嘉宾应邀到上海电视台和日本德岛县访问，克林顿参观秦俑时还特地接见了他。

但是后来，不少人认为，陕西农民在打井时挖出了“瓦神爷”，乃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才知它是秦俑；更是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勘探，大规模开挖，才发现这里地下埋有3座俑坑，内藏有秦始皇的陪葬品8000多名与真人真马大小的陶质兵马构成的浩荡大军。因此发现兵马俑的，应该是考古工作者。就如同人们早就知道中药中有一剂“龙骨”，上面有一些奇怪的纹样；但直到1899年，北京古文字学者王懿荣，偶然从中药“龙骨”上的纹样，确认为是刻在甲骨上的古文字，才发现甲骨文，并由此引发其后对商都殷墟的考古发掘。

其实，第一个认为挖出来的瓦片残俑可能是重要文物的人，要算西杨村所在的临潼县宴寨公社一位管水利建设的干部（当时称“水保员”），名叫房树民。否则，出土秦俑的信息可能就此自生自灭了，秦俑坑仍不可能重见天日。因为打井的农民和生产队干部，并未觉得这些挖上来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唯有他认识到这是些可能需要保护的文物。当时，房树民正在了解公社各村抗旱打井情况。听说西杨村打下四五米深，还见不到水，他要到现场看一下。

于是，这天一早，房树民便骑车来到西杨村打井工地，问队长杨培彦：“这口井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杨培彦说：“不像是死线，可不知为啥打出好些瓦人和箭头。”房树民急忙来到井边，仔细察看瓦人。他捡起几块瓦人陶片，又敲打了几下，觉得有些奇怪。于是房树民下到井底，发现四周粗糙的井壁上，嵌着好些陶片、碎砖。他用手一抠，抠出半块砖，去掉泥土仔细一看，不由心中一惊：这砖不是跟县文化馆见到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砖一样吗？原来，房树民与县文化馆干部丁耀祖是好朋友，他从丁耀祖那里学到一些文物知识，这使他成为第一位把“瓦神爷”和秦始皇陵联系在一起的人。

房树民爬上井口，对杨培彦说：“我看这井下好像是秦代的一个遗址。你马上让社员停工，我打电话到县文化馆，让他们派人来看看。”房树民没顾上吃中饭，就赶回乡政府，给文化馆打电话。电话没打通，他就骑上自行车去10里外的县文化馆，刚巧在半路上碰上回家的丁耀祖。丁耀祖听了房树民的介绍，即刻掉头返回文化馆，向副馆长王进成汇报，王进成又叫上文物专管干部赵康民。3人一起去西杨村，而房树民已经找来西杨村的干部，在打井工地上等候了。

他们4人与村干部会合后，在工地上仔细察看，又让杨培彦领着去堆放井土处，看到了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赵康民等文化局的干部都十分震惊。大约在10年之前，即1964年4月，文化馆在秦陵冢附近社员那里，征集到一件秦代跽坐陶俑，才65厘米高，他们还从没见过跟真人一样高大的陶俑。于是，他们决定，先把这些文物统统收拢来，集中保管。

同时，作为专职考古工作者，赵康民还决定到现场考察一下，于是他当即下到井下，对现场进行专业分辨，并对土层结构进行勘察，断定这是一座陪葬坑。接着，他又对完整的陶件进行分析，联想到馆藏的跽坐俑，虽然眼前的陶俑明显比先前见到的陶俑个头要大，但骊山脚下，京畿之地，赵康民的直觉告诉他：这是秦代的遗物，是与秦始皇陵有关的遗物。

尽管抗旱在即，赵康民还是告诉社员们，这口井不能打了，要先搞清楚俑的来历。第二天，即4月26日，赵康民带村民进行现场清理，将所有陶片细细收拢，装了满满3辆架子车，送到了几公里外的县文化馆。赵康民随后给了村民们30元以示奖励。赵康民还从群众举报中得知，已有铜箭头被卖到了三原县废品回收站，赵康民爱惜文物，当即以高于卖价的价格赎回了200多个铜箭头和2个铜箭弩。

要说赵康民与考古结缘，开始也是阴差阳错。20世纪50年代，高中文化的赵康民经过层层选拔，进入西安一家建筑公司，当技术监督员，不料后来被下放回乡。赵康民起初在公社搞文化宣传工作，1961年，经人举荐，到了县文化馆，负责考古兼美工的工作。当时，临潼县的文博事业甚是荒芜，既无人员也无资料。在这片处女地上，赵康民选择'了迎难而上，开拓了陕西县级文博事业和自己的考古事业。

半道出家，没有接触过考古学习的赵康民，面对临潼零星的考古资料，从头做起。用抄书的方法扎实基本功，《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专业刊物都是他的学习资料。赵康民还将文物标本与刊物中的图片一一对照，认真临摹青铜器上的金文，仔细与甲骨文、繁体字进行比较，他把这种方法叫作儿童的“看图识字”法。日复一日，赵康民入了门，就身体力行，将考古工作实践全身心地贯彻。从1961年起，赵康民背着考古手铲、铁镐和画图、照相工具，骑辆破自行车，奔波在渭河两岸、骊山之麓的山岭田间进行文物考察。多年的努力，赵康民走遍30多个乡镇，写下50万字调查笔记，发现40多处古迹遗址和古墓。

4月27日，赵康民带领社员，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作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作些考察发掘。就在5月初，他又到打井处扩大发掘调查了2 0多天。在井的周围掘开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等文物。

然后，赵康民对这些残片进行大量清洗，分类排队，清洗茬口；接下来的两个月，赵康民就在馆里，对上万件陶片进行修复、拼接，用环氧树脂胶粘接，残缺处用石膏填补，终于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他断定它是秦代之物，而且给它取名“秦代武士俑”，“秦俑”一词就是从“秦代武士俑”演化而来的。

一般来说，考古发现的常规都是逐级向上申报，可是赵康民他们未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后来赵康民这样解释：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赵康民把两尊北周时期的石佛造像，用车从交口镇巷里村拉回馆收藏，被“四清”工作组认为他搞迷信宣传，让他作检查，并在全县通报批评。“文革”初期，造反派声言要冲进文物陈列室，搞打砸抢。赵康民赶紧写了封条贴在门上，说“这是国家文物，谁砸谁毁谁负责任！”文物保住了，他却成为造反派的眼中钉。这次，王进成和赵康民、丁耀祖等反复商讨，并请示县委*后，才作出暂时不上报的决定。

赵康民从事考古工作40余年，他发现、参加、主持、发掘姜寨原始聚落遗址、秦兵马俑一号坑、秦始皇陵便殿遗址、秦始皇陵马厩坑、唐华清宫御汤遗址、唐庆山寺上方舍利塔地宫、关山唐墓、明刘懋石室墓等；撰写出版专着有《骊山风物趣话》、《骊山胜迹》、《临潼县志·文物志》、《临潼碑石》；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等40余篇。当然，秦始皇陵兵马俑是赵康民考古生涯中最显赫的一笔，有人认为，赵康民不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发现和认识秦兵马俑的人，同时也是秦兵马俑考古发掘的拓荒者之一。

正当赵康民躲在僻静的文物修复室里，潜心修复陶俑时，1974年5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终于使这支地下陶质将士在沉睡2200余年后，得以及时公诸于众。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社工作。他这次是回临潼县探亲，从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于是前往文化馆去看个究竟。

在文物陈列室里，蔺安稳被赵康民复原的那尊秦俑震撼了：只见十分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恺甲，手臂作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不凡。一方面，他自小在临潼长大的，蔺安稳太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了。另一方面，他对史书上关于秦始皇和秦国兴衰的记载，也十分熟悉，因此看着这些陶俑，他觉得这是按照2000多年前秦代士兵的形象塑造的，十分罕见。

至于蔺安稳为何有如此深厚的史学根底和文物鉴别力？说起来还与他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文革”爆发后，他曾因写了一张大字报，被隔离审查，住进了“牛棚”。于是，蔺安稳有了许多空闲时间，研读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特别对其中有关家乡的秦始皇陵修建情况，及秦始皇的生平事迹更为注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面前的陶俑作出了大胆的判断。

随后，蔺安稳又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踏勘，找打井干部、队员交谈。一些老农告诉他，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还有位70多岁的老人说，在他10岁时，其父亲也曾在这里打过井，本来已挖出了水，但不几天水就没有了，后来再向下打，发现地下有些空隙，水就流过去了。当时他父亲在井底也发现过像人的残损“怪物”，认为因为这些“怪物”才导致打不出水，就把它们提上来，一气之下就用棍子把它们打碎了。可见，秦俑的出土由来已久，只是没有引起重视而已。

1974年6月24日，蔺安稳探亲假满，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兴冲冲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蔺安稳就来到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大学时同学兼好友王永安，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王永安听到蔺安稳说起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认为这是当今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赶紧写出相关稿子来，一定会引起中央的重视。但王永安又考虑到，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省、中央文物考古部门的认定，一下子见报恐有困难，不如先发《内参》。

于是，就在次日（即6月25日），蔺安稳写了一篇有关发现武士俑的文章《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交给《人民日报》编辑。很快（6月27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专供中央领导传阅的《情况汇编》上，刊登出来了。这是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情况的第一次文字报道。

蔺安稳的这篇关于发现秦俑情况的内参文章发表后，引起*、*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74年6月30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内参作了批示，“建议文物局与陕西省委协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1974年7月5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看到了上面转下来的“内参”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一方面他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十分振奋，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失职”感到沉重。王冶秋奇怪，文物考古方面这么大的事，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于是，王冶秋询问了文物处陈滋德处长。可是陈滋德也全然不知。王冶秋觉得不对劲，就拿起电话，打到陕西省文化局，可是对方竟同样一无所知。后来王冶秋又把“内参”再仔细看了一遍，原来是临潼一直没有向上级报告。

鉴于中央许多领导对此事非常关心，为了争取主动，王冶秋让陈滋德立即赶赴陕西弄清情况。陈滋德第二天乘飞机一到西安，就向陕西省有关领导，传达了“内参”的内容，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7月7日，陈滋德一行来到临潼县文化馆，看到了赵康民修复的威武高大的武士俑，不由赞叹道：“太伟大了！”接着，他们又来到西杨村，考察了赵康民扩大发掘的俑坑，坑内更多的陶俑已经显露出来。此前赵康民已组织社员在井口掘开了一个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坑下很多陶俑已经显露，客观上增加了可视效果。

陈滋德与省里有关领导商定，立即上报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秦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考古学硕士研究生袁仲一任队长，赵康民等为队员。他们作为第一批考古学者，“有幸率先科学地鉴定、修复、命名和试掘了现已被公认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坑，拉开了发掘这个庞大的地下军阵的序幕。”

7月15日，考古发掘队正式进驻西杨村考古工地，为发掘方便，他们在俑坑边的树林里安营扎寨。起先他们没做长久打算，估计十天半个月就可“班师回朝”。因为谁也料不到会有这么大一个陪葬坑。考古发掘队在赵康民已开挖的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坑上，向周围开掘。可是半个月挖下来，越挖越多，一直没找到俑坑的边沿。考古发掘队决定，招当地民工和从驻军调来解放军官兵支持发掘工作，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出。就这样，100多人的发掘队，让被黄土掩埋近2000余年的秦兵马俑坑开始重现天日。

为了搞清这个俑坑究竟有多大，考古队从8月起曾抽调4人，用专用探测工具“洛阳铲”，以间隔3米的距离，向周围进行密集的钻探，从地下的提取物来分析判断下面的埋藏。经过约半年的大面积钻探和部分发掘，终于大体弄明白：这是个东西长230多米、南北宽60多米、总面积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巨型陪葬坑。根据已发掘的陶俑、陶马推算，坑内共约埋藏着6000件陶质兵马和许多木质战车及大批实用兵器。后来才知道，这仅仅是秦俑1号坑，其实地下还有2号坑、3号坑……有待继续开挖。

这是陕西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发现。人民日报社派王永安于12月到考古队和工地现场作了调查，回京后他写了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大批武士俑的新情况》的“内参”，刊发在1975年1月6日的《情况汇编》（内参）上，其内容为：一，俑坑是秦始皇的随葬坑；二，从已出土的陶俑的装备、编队、布局及铜剑、铜弩机、铜徽等兵器及没有人殉葬等情况，对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有价值；三，整个陵园还需作进一步研究；四，存在的问题。陕西省领导及有关部门根据“内参”的反映，对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改进和加强。就这样丝毫不敢懈怠地发掘了一年，终于在1975年7月，秦始皇陵1号兵马俑坑重现2000年前的壮丽场面。

从文献上来看，查遍秦始皇陵的正史、野史和断简残篇，没有发现一星半点关于兵马俑的记述。可见，秦始皇陵外围工程，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施工的。尽管如此，由于秦兵马俑距离现地表约5米左右，并不太深，因此在2200多年的岁月中，按理说很容易被人们发觉或触及。事实确实如此，在漫漫的岁月中，秦俑坑曾多次被人触及，秦俑的残身曾多次出土，但兵马俑却始终未能公之于世。这种情况也导致时至今日，关于谁首先发现秦俑坑的问题，让许多人感到茫然。

人们至今在参观秦陵兵马俑坑时，仍可看见秦俑坑塌陷的土方压着破碎的陶俑残片，土隔梁上还有一堆堆木炭遗迹，个别陶俑经火焚烧后成硫渣状。这一切都表明，秦俑坑曾遭人为焚烧的破坏。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这可能是项羽入关后，命令士兵掘开俑坑、砸碎陶俑、夺去兵器、焚烧俑坑的证据。这些项羽士兵可能是最早发现和触动俑坑的人。

在1号俑坑的隔墙上，发现一处西汉前期墓葬，墓中出土的“五株”钱币，形制属汉武帝时期。在2号俑坑上面，也发现一座东汉初年的夫妇合葬墓，墓穴正好挖在一组陶马和陶俑身上，陶俑、陶马被打破和搬动，并堆积于墓穴的一角。最为有趣的是，2号俑坑内发现了一口年代约在明末清初至民国末年的一口水井，井深10米。井内堆积着大量陶俑、陶马碎片及少量瓷片。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在挖这口井时，兵马俑已出土。以上种种迹象，证明早在西汉后期，兵马俑坑上方已经荒芜，地下兵马俑坑不为人们所知，所以才会在上面建墓或打井。

秦俑坑上方的其他墓葬，已经是明末清初以后的，因为从那时起，这处砂石堆积之地成了村民们的墓地。据称，1号俑坑东端墓穴密布，许多墓穴都挖出了陶俑碎片。直到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发掘秦俑坑时，村民们还在此处埋葬死人。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他们的祖辈在挖墓时，曾看见过当时叫不出名字的“怪物”，并称它们为“瓦瓦爷”、“瓦人”或“瓦神爷”，其实就是陶俑。

兵马俑坑离现在的地表一般5米左右，并不很深，挖墓、打井很容易遇到。因此.从汉代直到近代，秦俑都曾断断续续地出土，当地历代村民已略知一二，只是未引起当时人的注意罢了。虽然多次见到或触及，却终未探索其究竟，这就是秦俑深埋地下数千年，而始终不被人们所认识的原因所在。最终历史把发掘这一人类历史瑰宝的殊荣，留给了我们这一代人。

回顾这次秦陵兵马俑的发现，成为亿万人仰慕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可以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过程。它们的出土，缘于西杨村农民的打井；公社水利干部的识珍，使它们及时为县文化馆所知；县文化馆赵康民等的抢救、征集、整理，使它们免遭流失；记者蔺安稳的敏感、眼力和编辑王永安的策划、安排，使内参反映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得以进行大规模的发掘，终于获得惊人的发现。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将使这一“世界奇迹”的问世，遭致中断、延缓甚至夭折、淹没。

1975年7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千余字的消息，首次向全世界公开披露了秦始皇陵发现1号兵马俑坑的情况。后来，考古专家们又相继发现了2号、3号兵马俑坑。接着，还发现一个未建成的兵马俑坑，即4号坑。这4个俑坑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象征着军队编列的左、中、右三军和一个指挥部。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挂牌建成开放。于是，这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地下*”，在埋藏地下2200多年后，终于正式接受中外人士的检阅和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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