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离婚是一件屡见不鲜的事，离婚之后，男女双方的再婚更是稀松平常。但现代人总是对古代社会抱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古代女性的离婚和再嫁都受到封建社会的禁锢，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宋朝，就是其中的例外。
与人们传统的印象不同的是，宋朝妇女离婚、改嫁的现象比较普遍。宋朝女性秉持着"能过就过，不能过离"的信念，无论是离婚还是改嫁都有自己的底气。大家可能会感到疑惑，在程朱理学高度发展的宋朝，女性离婚和改嫁的现象为何如此普遍?她们的底气来自于何处？事实上，这份底气一方面来自于社会风气的变化，宋朝社会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导致社会各阶层义利观念转变，女性离婚改嫁的舆论氛围较为宽松，另一方面，来自于宋朝法律对女性离婚改嫁权利的保障。
一、社会舆论氛围宽松
宋朝理学兴盛，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兴起并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思想。理学家们大力宣传女性贞节观，鼓吹"从一而终"的观念，如理学家程伊川曾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女性贞节观念......但在当时宋朝各阶级来看，贞节观都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上至宗室权贵，下至平民百姓，女性再嫁都屡见不鲜，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她在丧夫之后再嫁给第二任丈夫张汝洲，婚后发现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表示"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毅然决定要和他离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宋朝的贞节观念在宋朝的影响十分有限，社会各阶层的接受度并不高。
另一方面，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商业的地位提升，重利轻义的观念蔚然成风，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种重利轻义的思想也同样延伸到了婚嫁领域，宋人对女性的贞节观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他们认为，女性守节对于自己和社会都没有实际的价值，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青春。
因此，无论是王公贵族奏章、还是文人的诗词都体现了寡妇不必守空门的思想。如，王安石的《发廪》中曾说道："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就表达了王安石不忍见到寡妇独守空门的思想。也正是因为商业的高度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人们的思想相对而言比较开放，宋朝女性离婚和改嫁的舆论氛围较为宽松，这才会出现"卖衣葬罢急谋嫁，富翁立待封居屋"的现象。
二、宋朝法律对女性离婚改嫁权利的保障
（一）女性掌握嫁妆的所有权
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寒门子弟也拥有了阶级上升的通道，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因此，当时的男婚女嫁相对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视门第出身。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父母都会为自己的女儿考虑筹备一份厚厚的嫁妆，让自己的女儿无论是嫁给富贵人家还是穷苦人家，婚后生活都不至于过分窘迫。
宋朝的法律对女性的嫁妆也有所保护，一方面女性在出嫁时可以获得一部分丰厚的娘家财产，另一方面，宋朝法律规定嫁妆是女性的个人可支配，即便离婚也可以带走，这就给了宋朝女性底气，即便离婚改嫁也不用担心无处可去。
（二）法律赋予较大的离婚自由
宋朝的法律在沿袭前朝法律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扩大了女性离婚的自主权。对于女性离婚的规定不仅仅局限在"七出""义绝"的范围，而是新增了一些诸如婚内受辱可以提出离婚、丈夫犯罪可以提出离婚的有利于保障女性婚内合法权益的条文。也就是说，女性提出离婚的理由更加多样，女性离婚也更加自由，且大多会获得官府的支持。
综上所述，宋朝女性离婚改嫁有底气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随着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重利轻义"的思想成为主流，加上程朱理学中关于女性贞节观的思想的影响较为薄弱，导致宋朝社会关于宋朝女性离婚改嫁的舆论环境相对而言比较宽松；另一方面，宋朝的法律对女性的婚内财产和婚姻自主权有一定保障，嫁妆作为个人支配财产给女性带来了一定的保障，使宋朝女性的婚内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法律对女性的婚姻自由予以一定支持，这也给了宋朝女性自由选择离婚或改嫁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