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技创新、新经济的集聚地都在“大湾区”？

除了湾区特殊的区位条件，这也只能用创新生态和其中的人才集聚来解释。“大湾区”有着积淀起来的创业和产业的创新生态，其中，以旧金山大湾区最为典型。创新生态中的资源集聚，以人才集聚为主要内容。科技创新的发现、发明，最终能否产业化，靠的是什么？投资家的眼光、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试错。也就是说，新经济最终是创业者和企业家试错的结果。其人才集聚，主要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集聚，还有大量科技研发人才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集聚。这些人才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大致包括：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有多样化需求，如教育、医疗和文化；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而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地方，非“大湾区”莫属。

根据以上对创业创新人才和创业创新生态的讨论，我认为，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深入讨论。

在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部分城市出现人才“大战”，这一方面佐证各地对创业创新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凸显各地在人才集聚上面临的困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创业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当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意义的阐述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在“新常态”引领下，逐步进入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正在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人力资本和技术、企业家精神一起，成为中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

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作出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前瞻性调整，即将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点。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着中国能否有自己的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决定着中国人力资本和创业创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我在上面讲到的各层次创新生态，它们所处的宏观空间就是城市群。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已经表明，在基础设施便利、环境气候宜人、思想观念开放和经济优势先发的湾区或半岛形成的城市群，例如，世界著名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城市群；又如，正在中国规划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环杭州湾大湾区和山东半岛的城市群，都有着新动能集聚、新经济策源的创业和产业创新生态。人们现在似乎更关心湾区、半岛这些地理描述，而不是城市群这个落脚点。

其实，率先提出粤港澳、环杭州湾城市群，是因为这里有着更加成熟的城市群发展需求和条件。

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城市群发展推动城市化，并推动经济中长期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发展粤港澳、环杭州湾城市群，意味着以城市群方式推动城市化发展，将极大地拓展和优化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更多的城市群不在湾区和半岛，在未来不同的时期，将陆续提出内陆地区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与建设。

所以，率先提出湾区城市群建设规划表明，在我国先发地区的城市群，聚集新动能、发展新经济，对于引领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城市化道路也在相应地升级和优化。这是规划和建设大湾区城市群的一般意义。

在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区域规划一方面不断调整原来的不合理设置，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将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元素，放到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空间，或先行先试，或*融合，产生增量意义上的动力和价值。

现在提出的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将突破单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以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进而产生积极的作用，如减少土地低效开发，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与产业规划相比，政府编制区域规划的作用相对正面。其原因是，区域规划和发展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本来就是各级政府。产业规划则不是，它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是企业家、投资家和创业者。尤其在新兴产业领域，大量的新技术、新模式的试错都是在上述主体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区域规划，对科创资源和新兴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硅谷生态圈》的两位作者指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因为，人们往往认为政府并不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政府是创新生态中的一个机构，是服务链上的一个环节，肯定要有所作为，这也是我们进行“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政府应该作为什么？如何作为？

例如，在我国的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占5%，而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一般在20%左右。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这一点说明，政府应该对基础研究加大作为。此外，在过去，补贴和扶持基金是政府主要的对创业创新的作为方式，而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则更多的是政府购买。哪种效果更适合中国？这也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政府对创业创新的作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