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像
提到进化论，大多数人应该会想到达尔文。其实，有一个人比达尔文更早地提出进化论，如今他的进化学说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这个人就是拉马克。
拉马克比达尔文大70多岁，在他的有生之年，物种不变的观念根深蒂固，连生物进化的客观存在性也未被承认，更谈不上讨论进化推动力问题。拉马克能够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并对进化方式做出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
尽管拉马克在进化论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影响较小，没有被广泛关注与认可，这自然与他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他没有能说服那些权威大咖相信他，当然也无法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样的局面导致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他的理论没有引起神创论者的强烈反弹，因此也失去了科学向宗教发起进攻的先锋角色。
拉马克的进化思想被人们关注，是达尔文推出达式进化论之后的事，此时人们普遍接受生物进化的事实，但出于对自然选择说法的质疑，一些学者寻求其它的机制来解释进化的原因，他们重新发现拉马克“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说法的潜在价值。可以说，拉马克被广为人知还沾了达尔文的光，尽管他本人并不知道。
拉马克和达尔文对生物进化方式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拉马克着重于环境对生物变化的影响。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环境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在一般情况下，外界环境对植物和无神经系统的低等动物具有直接的影响，使它们发生直接变异，即“环境→机能→形态构造”。对于有神经系统和习性复杂的动物，环境对它们的影响则是间接的，即“环境→需要→习性→机能→形态结构”。在拉马克看来，变异和适应是等同的，环境变化直接导致变异发生。
拉马克论述生物进化有两条重要法制：即“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所谓用进废退，即经常使用的器官就发达，不使用就退化；获得性状遗传，即上述的变化是可遗传的。
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目的就是动力，两者是合而为一的，所以生物的“*”和“意志”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动力，生物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意志力量”驱动着生物由低的等级向较高的等级发展变化。拉马克的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至少说关于生物进化存在不同的观点。
拉马克像
达尔文与拉马克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部分时间是达尔文派占据上风。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进化不需要目的，也没有目的，这也是达尔文与拉马克的重大分歧之一。就好象是百米赛跑，拉马克手下的所有运动员都是认准了百米终点用力冲去，他们有明确的目的，所以也有强烈的动机，跑起来很快。而达尔文的运动员呢，跑起来也很快，但与拉马克的运动员不同，达尔文的运动员全部被蒙起了眼睛，然后任由他们向四面八方乱跑，只有凭运气跑到终点的运动员是赢家，其他人全部被淘汰。
在达尔文学派的眼里，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动力，甚至可能是唯一动力。
一个认为在进化过程中生物有变异的发生，然后由环境对产生的变异进行选择；另一个认为在进化过程中生物有适应环境的需要，有“主观能动性”。这是达尔文主义者和拉马克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拉马克学说认为获得性遗传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对长颈鹿的脖子变长的解释，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脖子之所以长，是因为父辈长颈鹿为了吃树顶上的叶子，希望自己的脖子能更长一些，所以脖子越伸越长，而通过获得性遗传，就可以把这个长脖子的性状传给下一代，久而久之，长颈鹿的脖子就越来越长了。这种思想被概括为四个字“用进废退”。
达尔文主义者则否定获得性遗传的机理，它认为物种是通过生存竞争把不利的基因从物种的基因库中淘汰从而达到整体进化的效用。就长颈鹿的例子来看，达尔文认为在长颈鹿这个群类中，既有长脖子的，也有短脖子的，但是长脖子的更容易吃到树顶的树叶，处于竞争优势，所以其存活和繁衍能力比短脖子的大。久而久之，长脖子的长颈鹿越来越多，短脖子的长颈鹿越来越少，于是长颈鹿的脖子就越变越长了。这种思想也被简单都概括成四个字“优胜劣汰”。
有一点很有趣，拉马克和达尔文怎么都没有考虑到小长颈鹿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达尔文和拉马克都看到了环境对于生物进化的作用，但对于进化过程中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的细节上，以及生物本身的作用，达尔文与拉马克的观点却不相同。拉马克认识到了变异的普遍性，但并不认为变异是随机性的，他认为引起进化演变的首要原因是谋求更加复杂化（完善）的天赋。在生物产生和演化过程中，自然从最不完善或最简单的开始，生物的结构逐渐变得复杂。可以看到拉马克把变异认为是定向的、出于某种需要而发生的。
拉马克认为引起进化演变的另一原因是生物对环境的特殊条件做出反应的能力。拉马克说，如果趋向于完善的内在冲动是进化的唯一原因，那么就只会有一条笔直的序列引向完善。拉马克认为这是由于动物必须永远与其环境取得全面协调的缘故，当这种协调遭到破坏时，动物就通过它的行为来重新建立协调关系。可以看到拉马克认为环境变化是进化的起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生物自身的需求：一种趋于完善的需求。
达尔文和拉马克在进化机制上的根本区别：拉马克认为环境及其变化在顺序上居先，它们在生物中产生需求与活动，而后出现适应性变异；达尔文则认为首先是随机性的变异，然后才是环境的有次序的活动（自然选择）；变异并不是由环境直接引起的。
对于进化的动力（或机制），两人的分歧就更大了。拉马克学说中的基本要点是认为进化的内在动力是“满足需求的努力改变了动物个体的行为与结构”，“某个部分实属必要的新需求的形成确实促成了该部分的存在，这种存在正是为了满足新需求而努力的结果”。关于器官用进废退的观点自古有之，拉马克对这一观点给予了更加严密的生理学解释：在每一个尚未超过发育限度的动物中，任何一个器官使用的次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就会使那个器官逐渐加强，发展和扩充，而且还会按使用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地增强其上述能力，这样的器官如果长期不用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削弱和被破坏，日益降低其能力，直至最后消失。另一方面，对于获得性状的遗传：由于动物族类长期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条件影响的结果，也就是由于长久使用（或长期废而不用）某一器官的结果，使得动物个体获得或失去的每一种性状都通过繁殖传给由此产生的新个体，只要所获得的性状变化对雌雄两性都是相同的，或者对凡是生产幼仔的动物都是相同的。
总之，简略的说。对于进化的机制两人见解不同，拉马克主张“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强调了环境变化在生物变异方面所起的“诱导”，但却主张变异是以生物本性（一种趋于完善的需求）为主因。虽然达尔文也同意生物本性比环境更为重要，但达尔文认为变异和环境是相互独立的，在环境发生作用前变异就产生了，环境只是对产生变异的个体起选择的作用，生物（以物种为单位）通过生存斗争，适应环境的性状得到保留，不适应的性状被淘汰（适者生存）。
达尔文主义者攻击拉马克是“凭空猜测的幻想家”，认为其学说中的内在意志带有唯心论色彩，他无法说明获得性是如何传给下一代的，说他的“假说”仅限于“推理”。
拉马克主义被批评为更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而非自然科学。因为它似乎在暗示着，生物的演化具有目的性，为了变得更复杂，更完美。
所以，拉马克主义是错误的。
然而，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是否是事实，还需要科学发展来验证。
至于意志是否“唯心”，这在以后还要探讨，意志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生物体内化学构成的。
拉马克也有很多追随者，称为拉马克学派，这个学派主要强调环境及适应对于遗传的影响。
该学派认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这样的变异被认为是定向变异，是生物在后天环境中所获得的，简称获得性状。强调获得性状能够通过生殖细胞直接传递给后代，主张生物是通过获得性状及其遗传而进化的。
生物进化是生物适应环境产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取决于局部的基因突变；认为用突变不能解释进化，因为突变获得的新基因是退化畸形的；同时，突变也不能产生进化，因为它只是种内的变异；原生质创造了必需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由基因传递到后代，基因只是细胞质的工具。因此，只能用生理和生化的功能来分析，才能解释生物的进化。生物进化的背后隐含着某种规律和秩序。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拉马克学说一度非常流行，压倒了达尔文主义，以至那时很少人相信自然选择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取得主导地位是随后的事，其中的原因后面会提到。
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作为主流的进化学说，拉马克主义长期边缘化。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又有了变化，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有必要对获得性遗传进行重新认识。
在达尔文、拉马克那个年代，生物学还没有建立，大家还没有基因的概念，更不知道DNA，对生物进化原因的认识还处在盲人摸象阶段。虽然他们都注意到生物进化的自然现象，但没有合适的理论去解释这种现象，只是在自己的认知区域内做一些总结，用简单的逻辑去推测，这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就不好说了。
其实，不论是拉马克还是达尔文，当初他们提出的进化学说都只能算作假说，都不是定论。究竟生物如何进化，需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给出结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人认为，达尔文的说法靠谱一些，于是达尔文的说法成为主流，但是不是真理应该打上一个问号。
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这种观点缺乏坚实的生物理论作为基础，存在数学和逻辑上的硬伤，因此难免不断遭到各方的质疑和发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