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大行政区，到后来的经济协作区、中央局，这是实现省际资源优势互补、以点带面、区域共同发展国家思想。我国的大区建制思想，对当前经济建设中如何实现生产力的有效配置、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别，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今天城镇规划君认为可以考虑借鉴我国曾经设立的大区行政区划制度，重新恢复大区制撤销省级行政区划。
一、关于建立大区和撤销大区的历史
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特定历史条件相差很大。如何根据各地的资源特点，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如何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建国后，我国通过建立大行政区、经济协作区、设中央局的方式，力图克服以上矛盾，实现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通过统一领导下的区域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使各地区经济尽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建立大行政区，实行中央领导下的区域制，先集权于中央，再授权各中央局分区领导的构想，在建国前夕，我国就已经确立了。
1948年4月，国家发出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
建国后，1949年12月2日，我国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对建立大行政区的必要性做了说明:“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这样一级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相结合。”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批准了全国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通则》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工作的代表机关。”
1951年12月28日，中央确定华北为大行政区一级。1952年11月，中央撤消其他五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统一设华北、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华东六个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全国正式划有六个大区。
作为中央领导下、统辖数省的大区，除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施政方针和政务院颁布的决议和命令外，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例如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方针，同年5、6月间，认为华中区的工作方针应有别于东北、华北，在一定时期内要以农村工作为重点。不久，中央批复表示同意，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都是高岗率先在东北地区实行，得到我国赏识后，再由中央发文，指示全国各地遵照执行。1953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国营厂矿加强计划管理和健全责任制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要建立和健全各种责任制，特别是厂长负责制的生产调度的责任制。
西南局研究后认为，一长制是照搬苏联的做法，不适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西南地区不宜实行，因此，仍旧没有照办。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共*开始考虑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1952年7月18日，草拟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该《意见》说:“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领导权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我国于8月4日批示同意。但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都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计划管理机构。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大区一级党政机关。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上就撤消大区一级行政机构明确：领导上的集中统一，是实行大规模的计划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有很多建设事业，必须集中全国力量来做，而决不是一个大区或一个省市的力量所能胜任的。撤销了大区，同时要加强省、市的领导，中央要与各省、市直接接触，直接领导各省市。大区以及机构有十五万人，干部有好几万人，撤销了大区一级机构，就可以加强中央和各省、市。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同年8月至11月，六个大区的行政委员会先后撤销。
二、关于计划建立经济协作区的历史
苏共二十大后，以我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明确：“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
为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中央决定向地方分权。1957年12月31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传达了我国的六条指示，其中第二条指出:“是否考虑按过去的大区，以一个大城市为经济中心结合周围省市考虑通盘的协作规划。如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等协作区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经济区。”
195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指出:“为着更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配合国民经济计划的进行，全国需要划分为七个协作地区，由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举行定期性的和不定期性的会议。通过这种会议，可以使各省、市、自治区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互相协作，彼此支援，调节矛盾，互相评比，以便在中央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划的领导下，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发展”，并决定成立东北协作区、华北协作区、华东协作区、华南协作区、华中协作区、西南协作区、西北协作区等七个经济协作区。
1958年5月15日，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写信给中央，在信中说:“如何使各省市工业的发展更能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避免和减少盲目性，更好地适应多快好省的总要求，单靠省或中央各部是不容易处理好的，而目前以各经济协作区的协作会议的形式来担负这一任务也比较困难。因此，我有一个想法，是否可以考虑在各区成立党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或别的组织形式，以统一和加强对各区的经济领导，综合规划各区的建设远景，及重大方针政策的掌握和生产的组织、地区的全面协作平衡等。在政权方面可不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但要设置一个强大的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是中央局的办事机关。不论从目前的工作需要，还是将来的发展趋势看，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似乎有必要。”
中央部分地接受了建议。6月1日，中共中央即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文件认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除了充分发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中央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已经不完全适合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扩大各协作区的职权，加强协作区的组织领导。“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和其他必要人员，……各协作区委员会下设立协作区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并且接受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指导。……每个协作区指定一位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作为协作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建立经济协作区，完全是为了适应“大跃进运动”的需要。“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为在克服困难中加强中央的有效领导，决定重建中央局，代表中央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1961年1月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政治局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决议》说:“从一九五八年起，各省、市、自治区就已开始按照中央决定，分别举行过多次区域性协作会议，随后又成立了协作区委员会。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表明，协作区在拟订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工作的协商机构，工作范围和权力都有限，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现在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六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其主要任务。它应当随时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同时，它应当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组织等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领导和统一安排，从各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组织建设，并按照地区特点，规定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在“文革”中，各级党政机构受到严重冲击，绝大多数负责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全面陷于停顿。1967年8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停止东北局工作的决定。其他中央局也陆续正式停止工作。此后，省级以下党的机构先是以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恢复，然后又重新建立了党委会，但中央局这一级机构始终没有重建。
这一时期，我国再一次提出搞协作区的想法。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一系列指示，其中有一条是:要把协作区搞起来，有事好办。:搞好协作，首先是东北和华北积极筹备，半年搞起来，华东、中南一年准备，西南、西北中央要大力帮助。但是一直到后来，协作区也没有再成立起来。
三、我国建立大区体制思想的原因
从建国初期的六大行政区、到“大跃进”时期的七大协作区及后来成立的六个中央局，都是拥有相当大自主权力的、横跨中央和省之间的领导机构。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我国建立大区体制的思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我国与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共同探索的结果。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对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而难解决的问题。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随着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怎样将原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要准备成立中央政府，首先就要妥善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主张集权与分权要适当，在过渡时期不要做得太急。关于生产和经营的统一问题，由于中国太大，中央只能着重于统一计划，统一领导，要由地方来管理和经营；有些可能统一经营的，管理也要由地方去做。
3月5日，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做了系统指出: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有区域性。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
3月20日，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在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强调在经济和后勤工作中必须授权地方，分区经营。1949年8月2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四次常委会，我国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作了说明，指出: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而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则集中。
这对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的问题，从政治上作出了原则界定，即大的政策和人事，以及重要事务如外交等权力，必须统一由中央集中领导。一个月后，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公开文件中首次出现“大行政区”这一级组织机构的名称。
可见，我国大区体制思想的确立，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吸收中央其他*关于集权与分权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其后建立经济协作区、中央局，也都是经济建设过程中解决中央集权与分权思想的实践。
其次，我国大区体制思想的确立，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若干比较完整的独立经济体系。建国后，我国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国际局势之中，为了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和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我国要求各地根据各自的特点，加强分工与合作，从而形成若干比较完整的独立经济体系。
1958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中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除了充分发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以便根据我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特点，进一步地在中央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保证农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决定》要求各协作区“按照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1961年在《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中，对这一思想又进一步进行阐明。《决议》认为我国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工业；全国的经济布局也日益趋向合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基本建成若干个以一定区域为单位的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决议》要求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其主要任务”。
再次，我国的大区体制思想是与其领导方式相符合的。从《建国以来我国文稿》看，我国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指示大都是直接或批示后转发给各大区，然后由各大区根据具体情况遵照执行。这样，可以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更多地考虑国家和国内全局性问题”。
总之，我国大区建制的思想，既是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关系的积极探索，又是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架构。虽然实行大区建制，使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管理层级过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弊端，但我国的根据中国国情邻近省份进行资源优势互补、以点带面、区域共同发展的主体思想，对当前经济建设中如何实现生产力的有效配置、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关于撤销大区行政区划的原因分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于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民主建政工作，进行各种杜会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都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但是到了1954年，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时期。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以便于更能切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加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
鉴于1954年各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为中央担负了许多具体的工作，而中央各部门对于各省市的情形又不很熟悉的实际情况，为了在撤销大区一级机构的过程中，不致发生领导中断的混乱状态，中央、大区和省市三级都要进行充分的准备，相互间的交接工作，必须做得非常稳当。在步骤上，可以不必采取六个大区机构一次撤销的办法，而采取一个一个地撤销的办法。对于各个不同的部门，可视不同性质，按照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逐个地加以撤销。至于各个大区一级机构撤消的时间和先后，各个部门撤销的次序和步骤，应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加以安排和规定。
在大区一级机构撤销之后，为了便利于中央对于省、市的领导，特别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合并一些省市，减少一些中央直接领导的行政单位，是很必要的。为此中央作出决定：
一是辽东、辽西两个省的建制均撤销，合并改为辽宁省。二是松江省建制撤销，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三是宁夏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甘肃省。四是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哈尔滨、长春、武汉、广州、西安、重庆等十一个中央直辖市，均改为省辖市。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五市并入辽宁省的建制；哈尔滨市并入黑龙江省的建制；长春市并入吉林省的建制；武汉市并入湖北省的建制；广州市并入广东省的建制；西安市并入陕西省的建制；重庆市并入四川省的建制。
五、关于恢复重置大区行政区划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的“大区”，职能上是作为中央的派出机关。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印发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撤销了大区建制。但是实际上操作中并未废除，往往以最高院巡回法庭与战区的形式存在，职能类比于俄罗斯的联邦管理区。当然，恢复大区建制，属于一种“黑区漂白”，并安置区划调整后的人员，是一种职能疏散的做法。
中国目前而言，可以考虑重新恢复设置全国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六大行政区，撤销省级行政区，由大区直管地级市和自治州。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西北地区（包括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台港澳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