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寿出过什么名人（汉寿的名人故事）

清初著名经济学与法学思想家彭之凤

彭之凤，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孙承恩榜，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第五五名。“龙阳人，编修、光禄寺卿。”[1]有人说他是本县罐头嘴镇南赶村人，待考。

《县志》说他为：“翰林院庶吉士，晋光禄寺少卿。”[2]《清代人物大事记年》：“彭之凤，字宜生，号横山、北海，湖南龙阳人，庶吉士，刑科给事中，光禄寺少卿。”[3]《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彭之凤，天启五年生，死无考，（1625--？），出处：《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进士便览》。”[4]那就可以说，彭之凤三十三岁中进士，还是较为年轻的。

彭之凤履历：中进士后，就进翰林院称为庶吉士，一年后即顺治十六年五月，皇帝亲自考核。下旨说：“谕吏部：朕亲考试翰林庶吉士熊赐履、……彭之凤、……俱着照旧教习。陈敬、殷观光、习学清书日久。文义荒疏。足见平日全不用心。殊不称职。俱着革退。永不叙用。”[5]清朝刚建国，做事还是蛮认真的。

顺治十八年三月，皇帝下旨：“戊戌、己亥两科、修撰、编修、庶吉士等、教习已久。今加考试。应分别授职。其庶吉士王吉人、……彭之凤、……俱着以给事中用。王遵训、宁尔讲……俱着以监察御史用。”[6]从上面可以看出，彭之凤为庶吉士晋给事中，而不是《湖南通志》所讲的是编修，也不是《常德府志》讲的“选庶吉士，……迁监察御史。”[7]又说彭之凤“历户、礼、刑科给事。”据我了解，彭之凤顺治十八年任户科给事中，有《康熙实录》为证：顺治十八年七月，“户科给事中彭之凤疏请、恭修太祖太宗世祖实录。得旨、该部详议速奏”[8]

《康熙实录》记载：康熙十四年八月，“辛丑，刑科给事中彭之凤疏请照顺治十七年例，正月停刑。刑部议例无正月停刑之条，应不准行。得旨正月停刑，著照顺治十七年例行。”[9]还没有发现他当礼部给事中的记载，《府志》说他当过礼部给事中，需要考证。由于他政绩突出，后来晋升为光禄寺少卿，为正五品，是光禄寺副主官，职掌佐卿办理宴劳荐飨诸事。

有学者撰文说彭之凤是一个出身南方的“新人”，他在顺治后期和康熙年间参加清政府，仕途显赫。在当时，彭之凤名气较大，一些笔记小说都有记载，如《啁啾漫记》、《安乐康平室随笔》等。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经济思想与刑事理论方面，可以说，他是汉寿古代少有的经济思想家和法学思想家。他的经济与法学思想特点如下：

一是民本性，关心百姓利益。顺治元年，清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其政权，曾宣布蠲（juān）免明崇祯十二年加派的“练饷”。但到了顺治十八年，因滇、闽用兵及修建顺治陵墓，出现财政赤字，当年超支570多万两白银，而且是紧急需要。为了解困，顺治十八年七月，经王大臣会议提出，将明代加派的练饷，照旧例起征。清庭通令各地官员，在征收练饷时，不论土地肥瘠，也不分边远与内地，更不管水旱虫灾，一律自令下之日起，两月之内尽数征齐，三个月后造册汇报到户部。如违限未完，就要从重题参议处。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刚当户部给事中不到半年的36岁的彭之凤，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很睿智，明文上不反对征练饷，但把矛头指向一些乘火打劫而另加“私货”的官员。他慷概陈词：

百姓每地一亩，额银若干如数征收，何难输纳。所难者贪婪官吏，正额之外，复有私派，正饷之内，复有加耗。即如兵马经过，借口急需，因公滥派者，不待而言。或以上司勒索，曲意逢迎，假公济私者有之。或以转解钱粮，藩司、道、府，经承胥役，相沿陋规，火耗不等，销算不一，打点添搭，使费倍于正项者有之。应纳之正粮有限，上下烦费无穷，民加何堪此重困乎！[10]

他认为，老百姓按国家要求交足税赋就很难了，但各地征收正额之外，胡乱加上去的还多余正额，小民如何承受得如此重负。此疏为顺治十八年闰七月十七日呈上去，当月二十一日圣旨（此时，乾隆尚幼，多尔衮执政。）下来说：“这奏内事情皆系见行之事，彭之凤剿陈塞责，大不合理，著严饬。”[11]意思是说，这些情况都是表面现象，彭之凤捡起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例来批评练饷，实在没有道理，要严加批判。

封建社会为了收买乡绅和读书人，给他们少派一些税赋，即所谓的“优免”。顺治十三年，皇帝下令废除优免。但这些优免的钱，依然分摊在普通小民身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于是一直关心民间疾苦的彭之凤，经过调查研究，向康熙皇帝上了《请除扣回优免带派疏》。他以武昌府江夏县为例进行解剖，他察看账目和缴纳税赋的通知单，仔细核算，在上疏中列出了每人多增收的税赋，有理有据，不由不令人信服。他在疏中最后说：

嗟此小民，昔年迭经兵火，加以征剿西山，竭蹶军糈（xǔ，粮食。），元气凋耗。迩来谷贱如泥，终岁所入，随手而散，正赋尚难措办，额外又行派征，以致常年包赔，终无息肩之日，岂不深可悯焉！仰祈皇上垂念楚民疾苦，敕下该部从长确议，……除士绅扣回优免已足正额外，将小民额外加派削除豁免，庶民困消而皇恩广被也。[12]

疏文中彭之凤同情民众，减轻农民负担的热心溢于言表，虽然顺治十八年上疏受到了严肃申饬，他还是初心不改，不怕丢官，继续为民众呼吁。

他调刑部后，上《请酌律例疏》，为犯人说话。他说：

盖多一番驳审，则多一番迁延，酷暑祈（大）寒，小民则多一番羁禁守候之苦，其于皇上爱民如伤，钦恤至意，得毋微有未协也欤？[13]

他希望皇上下旨减少一些折腾，尽快结案，使小民少受一些酷暑严寒，颠簸流离之苦，这与皇上爱民如子是一致的。他上疏后，对犯人的审结与待遇有所改善。《皇朝通典》记载：顺治十七年正月停刑，康熙元年恢复正月行刑，康熙十四年九月，正月停止行刑刑，这是因为“给事中彭之凤复有是请从之（指正月停刑），十一月敕刑部速行审结罪囚，上以时值严冬不忍罪人久系，故有是命。”[14]彭之凤的疏言变为了皇上的旨意。《府志》说：“其在刑科时，请酌改律例，禁狱中尘羮土饭及狱卒拷掠诸疏，具蒙俞允。”[15]从一般情况来讲，是没有官员会关心犯人和他们的家属，但彭之凤想到了，这就很了不起，说明他的思想是超前、充满人性的。

二是正义性，矛头直指督抚。彭之凤心系小民，也包括犯人，这种关心弱势群体的另一面就是激烈抨击官僚利益集团。他在上疏中说：

夫州县私派小民，正额之外，巧立名色，正饷之外复加火耗，用一苛十，千头万绪，其源皆起自上司。若禁州县，不禁布政司、知府之贪欲，使州县不派加耗，不可得也。若禁布政司、知府之贪欲，不责督抚，极力严禁，欲使布政司、知府正己率下，不刻下自肥，不可得也。上下相因层层使费，欲使百姓宽然，纳粮绝无拖欠，更不可得也。[16]

他直言不讳地说，一切榨取百姓钱财，层层加码的根源来自上司的上司，他们是上下勾连、相互牵扯的利益集团。他们就像盖住神州大地的一张大网上的蜘蛛，捕食着一切能吸食到的事物。禁州县官员的贪腐而不禁布政使、知府贪腐；同样禁布政使、知府贪腐不禁督抚，根本不可能禁止贪腐，就像现在讲的老虎苍蝇要一起打。彭之凤已经揭示了封建官僚体制的本质。

彭之凤仗义执言，在他的每次上疏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顺治十四年（1657）皇帝将对绅士的优免从百姓的税赋中剔除，目的是为减轻农民负担。实行的结果完全相反，彭之凤上疏直言：

此后一体征输，即应申饬各州、县照《全书》则例，改正“由单”（税赋征收单），均平赋役，以苏民累可矣。乃该督、抚按声说未明，有司因循莫改，任照“由单”派征，相沿至今，竟为小民之累。[17]

皇帝有了圣旨，应该照办，但督抚装聋作哑不说，征收部门还是照旧征收，而且相袭相传。

按照彭之凤的介绍，清朝的刑律有458条，《大清律》每条有正律，正律后附有案例，还根据正律分为八种类型，每类用“以、准、皆”等八个字命名，并附有八类的法律含义，以此来确定对犯人的处罚。彭之凤认为，“正律与条例原分后先，‘以’、‘准’较真犯实有攸别。”[18]这样就容易轻罪重判，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因此，他上疏请求皇上“合无仰祈敕部酌议，是否‘以’、‘准’正律应与真犯有分，是否条例新例原与正律有别，是否各例注语应令中外咸知。”[19]也就是要求法律条文必须有准确、公开。

三是专业性，找出解决办法。彭之凤是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他善于学习，敢于担当，不论在哪里工作都能提出独到见解，事情干得风生水起。他在户部工作时，就能提出删繁就简的方案，既能使账目清晰、手续简便，又能便于检查督促，避免贪腐问题出现。《康熙实录》记载：

（顺治十八年闰七月）壬午。户科给事中彭之凤疏言、征粮名目繁多。请将各州县、额征起解存留银两各款、汇算总数、均派每亩该征若干、某部某寺额解若干。各州县总征分解。各部寺按额查收。其繁杂款项名目、尽行除去。既便稽查。亦免影射。下部议。[20]

彭之凤在刑部任给事中时，于康熙十二年四月，又提出了案件上报方案，可见他无论从事那种工作都是业务骨干。《康熙实录》记载：

刑部议覆，刑科给事中彭之凤疏言，各省具题人命强盗本章。有止叙臬司招由，即入督抚看语者，亦有全招列入疏内者。繁简不同，自宜画一。查人命等案、既另有全招清册，投送部院寺各衙门，其奏章内无庸全叙，以省烦琐。上曰：人命强盗，关系重大。其直省全招，俱着画一开列疏内。[21]

从上面可以看出，彭之凤要求上疏报案件与财务报表一样，还是要去繁就简，这是他的专业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找出问题，修正或改革现有政策或法律存在的弊端。

比如：他发现湖广省停止优免后还按以前的钱粮数征收税赋的问题，就从业务的角度，解剖武昌府江夏县。他首先查看该县的税赋单据，发现顺治十四年停止优免前后的单据征收数目一样，也就是士绅没有得到优免，农民没有减少税赋。他还将该县每丁按规定应征多少税，实际多征了多少，算得清清楚楚，精确到厘毫丝。这样的数据报上去，精确可信，自然能说服皇上解决问题。

再如：他绞尽脑汁想办法研究法律，找出不合理不合法的情况，上疏予以解决。如：他研究清朝法律，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即每一律条后面都有“以”、“准”等字样，并说明其与含义，还附有案例，以此来议定罪犯的惩罚。“以”与真犯相同，“准”与真犯有间。这些规定纷繁复杂，相互矛盾，加上办案者“要皆止就一时、一事、一意为轻重，多未细和律内‘以’、‘准’之各律以酌定。”[22]所以，断案倚轻倚重，司空见惯，因此，他认为，必须对各律“以”、“准”之义加以区别，这样才能达到本朝法律警示人心和公允正义的目的。

彭之凤除了在经济、刑事方面上书之外，还有《论复崔镇等垣分黄入海疏》[23]，阐述了对治理黄河的建议。

[1] 《续修四库全书·光绪湖南通志》第六六四册卷一三五《选举》三《进士》二《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5.

[2] 《龙阳县志校注》，内部版，1986,398.

[3] 《清代人物大事记年》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73.

[4]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45.

[5] 《清实录·清顺治实录》录卷之一百二十六，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980.

[6]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二，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64.

[7] 《嘉庆常德府志》卷三七，江苏古籍等出版社，2002年景印。

[8] 《清实录·康熙实录》卷三，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75.

[9] 《清实录·康熙实录》卷五七，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741.

[10]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79，4.

[11]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