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涿鹿城】家门口的双井
我家大门口，马路斜对面有一口水井，县城人都称它为双井。所谓双井其实并不是两口井的意思，与其他水井圆形的井筒不同，它的井筒是砌成椭圆形的，砌井口时中间加了一道石制的过梁，把井口一分为二，从井口看，变成了并列的两口井，可同时两个人用两只水桶打水。这口井水不深，也就是4
米左右。因为它比别的井特别，所以在县城很有名气，以致于人们把过去有名的火神庙巷，即后来的健康巷称作双井巷。如果说我住在鼓楼北某某地，尽管说得很详细，可好多人还是不知道究竟住在哪里，但你说在双井的斜对面，人们都知道。
（三年大变样以前的鼓楼北老街，右侧小推车位于原双井处。拍摄于2008年4月4日）
那时候涿鹿县城还没有自来水，所有居民吃的都是井水，因而水井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必有水井，而水井的周围也是人口聚集的地方，难怪古人把离开故土称作背井离乡。
在鼓楼北大街，从鼓楼到任宅巷口200米街道两旁百十户居民都吃这口井的水，所以从早到晚都有人在打水，人多的时候还得排队。
每天清晨是双井最忙碌的时候，来挑水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起床后，有的还睡眼朦胧就担起水桶去打水。那时我们姐妹兄弟都还小，挑水的活儿多是由父亲去干。父亲工作很忙，中午在单位吃饭，晚上下班很晚，所以挑水一般都在早晨。县城人与农村人不同，挑水用大桶，拔水用小桶，而农村人则是用粗麻绳绑在大桶梁上拔水。每当父亲挑水时，都是我们提着拴有绳子的小桶一起去。到了井台，父亲放下钩担，接过小桶，站在井沿边，小心翼翼地把系在小桶上的绳索解开，将小桶慢慢地送下井筒，小桶到了井底，用手抖一抖绳索，小桶就会侧着倒下，井水便进入了水桶。这时，父亲会把手中的绳索猛地向上一提，然后快速放下，井底发出“咕咚”一声，说明小桶里的水已经满了。父亲叉开双腿，两只手倒着向上提绳索，少许，水桶被提出井沿。父亲一只手顺势提住桶樑，另一只手端住桶底，将水倒在大桶里。我家的水桶放两小桶水，一担水得从井底拔四小桶水。放下小桶，父亲拿起钩担放到肩膀上，用钩担钩钩住桶樑，挑起水桶回家，我们则在井台上看着小桶，等待父亲返回挑下一趟。
我们住的院子很深很深，外院是一排围房，走过围房前40多米长的甬道才到了二门。进了二门，下了台阶，绕过南房的山墙，这才进了院。跨过3大间东房，过了北房与东房的虎口，还得上3层台阶才算到家。到了家门口，得有人掀开门帘，不然就得放下担子一桶一桶地提进去，挑一担水可真的不容易。我家人口多，一家人刷锅做饭、洗衣喝水浇花都得靠挑水，一天最少也得两三担。因而我们家的水缸是那种大抬杠，能放4担多水，放在堂屋门后边靠窗的地方。偏偏父亲是那种勤快又担心家里缺水的急性子，每次挑水都要把水缸放得满满的，有时还要往水缸前再摆上两桶水。所以，每次挑水至少都是两担或者更多。
遇到父亲值班或者出差，就得等二姐、二哥放学回来抬水。那时大哥、大姐在北京读大学，二姐比我们大也刚刚10多岁，我还没有上小学。等到哥姐们放学了，二姐和二哥拿着大桶和抬杠，我拿着小桶一起去打水。二哥虽然不到10岁，可是胆子比较大，拔水的活儿自然是二哥了，就像父亲那样。不过我们每次都拔多半桶水，有时不小心把小桶灌满了，也得咬着牙往上拔。为了省力，每次抬水都是多半桶，二哥个子低在前面，二姐在后面扶着桶，晃晃悠悠地把水抬进院，我跑在前面掀开帘子。就这样，每次得抬三四次。每到这个时候，为了不让我们受更多的累，母亲总是节省着用水，有时还和小脚的大姑一起去抬水。
20世纪60年代初的涿鹿县城，大街全是黄土的，偶尔垫几车沙子，耙平了算是最好的养护，打水泥那是1964
年以后的事了。夏天下雨时满街泥泞，而晴天则是灰尘遍地。为了防止黄尘飞扬，居委会动员居民每天傍晚用水泼洒大街。那时母亲是城里鼓楼北的居民大组长，负责整个鼓楼北大街居民的卫生管理和会议通知、布票棉花票发放，虽然不挣工资，但也十分忙碌，泼洒大街自然是母亲的工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了。每到晴天的傍晚，母亲便吩咐我拿着小桶到井台，她则和附近的邻居们拿着洗脸盆泼街。那时人们对公益事业十分踊跃，只通知一遍，人们每天到时间就会出来。当然拔水的是那些男人们，他们用两只小桶从两个井口系下去，拔上来倒在妇女们排放在井沿上的脸盆内。女人们拿着脸盆接上水，端到大街边，双手用力一甩，脸盆的水像一只张开的大网，喷珠溅玉般地晒落在路上，如果是有太阳的时候，会泛出一道道弯弯的彩虹。
井台还是人们聚集的地方。夏天的午后，井台被背后的墙壁遮下了荫凉，没事儿的男人们在墙根下象棋，女人们则是坐在小板凳上做针线，纳鞋底。那些挑水的，也经常会放下扁担与大家聊上几句。夏天特别热，而水井里的水却是拔凉得很。过往行人口渴了，看到拔水的，便会凑上去，喊一声同志或者大爷、老哥什么的，挑水的就会打上一小桶水放在井台的矮墙上，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喝个够。行人喝好了，抹一抹嘴角的水，笑着说声谢谢，然后满怀感激地走开了。
到了冬天，井台上满满都是白花花的冰，人们走在井台上得格外小心。经常有人不慎在井台上滑倒，痛痛地摔在地上，水桶被抛的老远老远。因此，住在井旁的的杨大婶、翟大娘经常会把烧过炕的草木灰撒在井台上，起到防滑作用。数九了，从井里打出来的水只要洒在地上就会结成冰，久而久之，井台上的冰越来越厚，原本60厘米见方的两个井口变成直径不足30厘米的两个圆洞，有时冻得连小桶也系不下去。每到这时，先是有好心人经常用镐头把冰一点一点地刨去，后来又有学生们学雷锋，定点去刨井台和井口的冰。二哥在学校是学雷锋组长，经常领着他们小组的几个学生刨井口的冰。有一次，他不慎将爷爷劈木柴的斧子掉到井下，大概至今还在那口井内。
1966年，我们回村了，离开了那口熟悉的双井。在村里的几年我慢慢长大了，14岁时就能够用大桶到井台拔水了。1973年父亲恢复工作后，又回到原来的老宅居住。仍留在乡下的我每次进城看望父母，临走时都要把水缸挑得满满的，再稳上两大桶。
1979年，我也返城了，又回到那魂牵梦绕的双井旁。已经壮年的我，挑水自然是我的份内之事，于是和双井接触的更多了，和双井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1984年以后，家家通了自来水。没过几年，那口养育了不知多少代人的双井被填，人们再也看不到井台上熙熙攘攘挑水的人群了，后来出生的孩子们更不知道当年那些有趣的故事了。
2010
年，在“城市三年大变样”中，我家的老宅随着鼓楼北大街的改造被拆除了，当年那口靠着马路西墙根的双井随着道路的拓宽被静静地深藏在马路中间，古老的鼓楼北大街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商业一条街。人们已经淡忘了她的过去，只有我们这样年纪的老邻居每每路过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寻找居住了大半辈子老宅的位置和这里曾经的那口双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