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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指作品的真实性，指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内容。这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最基本的方面。
巴尔扎克说：“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
高尔基说：“文学是以其真实而才伟大的一种事业，所以关于文学必须得讲真实。”
左拉也说过：“当我读一本小说的时候，如果我觉得作者缺乏真实感，我便否定这作品。”
真的标准是什么？
真实性并不是指表面的真实，也不是指外形的真实，而是指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关系。文学作品只能抓取历史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但要反映出历史潮流的流向，也就是要能从一滴水里见世界。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刻。所以真实性又是与深刻性联系在一起的。
真实性，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既是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它不但关涉到思想的深刻性，而且取决于作家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
鲁迅曾批评我国古代作家不敢直面人生，不敢正视社会矛盾，从而产生了许多瞒和骗的文艺；所以，将“真”列为文学批评标准之一，是引导文学创作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重要问题。
有些人虽然也用真实性的标准来衡量作品，但他们所要求的真实性是要作品所描写的材料与生活事实相符，否则就指责为失真。须知文学作品不同于新闻报道，它不需要与生活事实完全一致，只要符合生活逻辑即可。
有些人用日常常识的眼光来理解真实性，认为与常识相违背的形象都是不真实的。
如鲁迅笔下高老夫子在课堂里看到的“小巧的等边三角形”等，也是特定心态下的视角真实。这些描写，都不能说是违背真实的标准。
恩格斯说得好：“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
我们应该超脱日常生活常识的眼光，而从研究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掌握真的标准。
善是指作品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观念，看这部作品是引人向恶还是引人向善。
一部作品的善恶观念，不能单看作者的声明，更要看它的社会效果。
善恶的标准有阶级性，也有时代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
如颂扬农民起义的《水浒传》，被压迫阶级认为是善的，而封建统治阶级则认为是恶的；
歌颂自由爱情的《红楼梦》，封建卫道士认为是恶的，而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则认为是善的。这是阶级评价的不同。
不同的时代对善恶的标准也有不同的看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分析过婚姻制度的发展，认为“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这些婚姻制在它们产生的时代，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因而也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当然也是善的。
但时代一变迁，原来的婚姻制就被认为不合理、不道德了。这就是道德标准的时代性。
我们既不能拿现代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过去的事情和作品，也不能拿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代的行为和作品。
关于善的判断，我们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善恶正误的辨别上，还要进一步对于作品的思想深度作出评价。善恶之辨固然表明了作品的倾向性，而开掘的深度则体现着作品的思想价值。
单是用正误标准去衡量，难免要导致创作走向平庸，只有鼓励探索，才能在作品中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我们不能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明显的思想性，对于有些作品，如山水诗、知识小品等，只要是积极向上的，都应该肯定，只要是有益无害的，都应允许存在，不能苛求。
这里所说的美，不是指内容上的，而是指形式上的。
有些作品写的是心灵崇高的人物，但由于表现技巧欠佳，不能使人产生美感；
有些作品写的是坏人，丑角，但刻画得惟妙惟肖，对人物性格开掘得深刻，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那么，文学作品达到哪些条件才能算是美的呢?其实没什么绝对的标准，但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衡量。
生动性。
文学以形象反映生活，但并非每一部作品都能将形象写得生动。同是写人物，有些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富有特色，读者一见之后，经久难忘；
而另一些人物则缺乏生气，活不起来，甚至面目不清，模模糊糊，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形象是否生动，直接关系到作品的高低。
性格的典型性。
在叙事作品里，还进一步要求人物性格具有典型性。典型性的程度愈高，则概括面愈广，开掘得愈深，而且也愈富有个性特征。
但对于抒情作品，当然不能要求塑造典型性格，但作品有无意境，也就显示出文学性的高低。
情感的真切性。
作品以情感人，情感表现得是否真切，直接关系到作品的魅力。有些作品，感情虚假，矫揉造作，使人看了很别扭，当然谈不到感动；
只有那些感情真挚，而又表现得自然的作品，才能引起共鸣。
这里，除了感情本身的真实性以外，还有艺术表现的问题。李后主词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其间感情表现得真切。
文学作品最高级便是真、善、美的统一。
在事实上，三者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是不容易的，往往是某一个因素突出一些，而别的因素差一些。
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过去过分强调了思想性，对善和美有所忽略，近年来又有过分强调善美，而忽略真的现象，这都带有片面性。
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深刻地反映生活真实，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同时又有高度艺术性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