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胡西林
旧藏杭州文物商店的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是一方难得并且富有内涵的砚台。说它难得，是砚上铭文分别出自明代三位重要文人之笔；说它富有内涵，则是因其浓缩了一段明代文学史。
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
杭州文物商店旧藏
“前后七子” 为砚伏笔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弘治至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前后七子”曾活跃文坛数十年。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倡导向秦汉盛唐诗文的现实主义传统靠拢，在当时的文坛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前后七子”又称七子社，是同一宗旨下两个文学社团的合称，因为时代有先后，故分为“前七子”和“后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思想领域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朝廷以八股取士，读书人为求博功名，整日埋首八股文中不及他顾，为诗为文的主流还是沿袭永乐正统年间主宰文坛长达三四十年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大官僚）所倡导的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或是道学家高谈性理的性气诗……这当然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引发诸多士夫文人的不满与反对。
一些较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迫切要求革新文风，于是李梦阳、何景明振臂结社，聚集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后人称其“前七子”。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以拟古对抗台阁体文风。
这一段文学史，为此砚的铭文埋下了“伏笔”。
在前七子的冲击下，台阁体逐渐衰落，但性气诗却仍旧盛行。到了嘉靖、隆庆时期，道学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表现在文章与诗歌方面，甚至连绘画乃至瓷器的纹饰上也有相当反映。于是便有李攀龙、王世贞接过“前七子”的旗帜，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京城结社立派，史称“后七子”。嘉靖三十二年秋天，李攀龙因为赴顺德任职，京中七子社的事遂由王世贞主盟。
无需讳言，当年前后七子在高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旗，重视学古的同时，也出现了矫枉过正以致片面，摹拟剽窃成风，为时人及后人所指责诟病。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警示文学家们不能再闭着眼睛粉饰太平，他们的出现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砚因铭文 得以永年
了解过这一背景，我们再来欣赏这方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解读砚上三家铭文便是一件意蕴深远的事了。
该砚呈长方形，圆形砚堂，叶形砚池，砚背平坦无复手；色紫而深沉，显然因为年代久远抚摸有加，包浆温存古穆；砚上铭文分别铭于砚额与砚侧，如画上题跋，宾主有序，所铭文采理趣互映，字里行间都有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