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作为太守，为官有两个原则：一是“保平安”，二是捞银子。他一到地方便了解“民情”，实际是看有没有油水可捞。在他眼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做官的目的。为了搜刮钱财，他动不动就给犯事的百姓以“站笼”之刑，靠着严刑峻法赚回大量银子，同时又博得政绩，居然被上级评为“能员”。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当今的有些贪官，为了政绩动不动拿出“雷厉风行”的作风，实际上不过摆官威欺压百姓罢了。宁王叛乱时，他没有骨气反抗，直接投降了宁王。后来宁王兵败，他又吓得半死，急忙远走天涯。
严贡生、张静斋、王惠等人没有道德，没有廉耻，更没有骨气，有的只是虚伪和奸诈、狠毒而已。但就是这样的人，仍然有自己的朋友圈，仍然能在文人队伍中谈笑自若，可见当时文人整体上已经对这种卑鄙免疫了。
2、醉心于功名利禄，陶醉于精神胜利
杨执中本不学无术，在功名、治家等方面上一事无成，道德品行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却一心认为自己用心举业，走的是“大道”，结果考了一辈子也只是无意中补得一个廪，乡试考了十六七次也没考过，一辈子的科举级别只能停留在廪生上，就是那首被娄氏兄弟连连称赞的诗作也是抄来的。
然而他又不屑于耕田做生意等实事，为人极其懒惰和不负责。他给别人做账房先生，又懒又不诚实，把账目弄得一塌糊涂，亏空了东家七百多两银子，东家质问，他还满嘴“之乎者也”的不服气，结果自然被送到官府。世人都笑他呆傻，但娄三、娄四公子却把他当做高人，花钱把他从牢房里赎出来。他教子无方，导致两个儿子赌钱成风，不务正业。他虽然家中赤贫如洗，却不能夫妻同甘共苦，自认为高妻子许多，对自己耳聋的老妻又骂又打，哪里有读书人的慈悲和宽容，活脱脱一个书呆子和伪君子。
他之所以被娄三、娄四公子等人认为是“高人”，就是靠着说“愤世嫉俗”的话，满口道德文章，懒惰不干实事，而投了娄三、娄四公子等人附庸风雅、消遣人生的胃口，所以才有了人脉。
3、醉心于功名利禄，抛却原有之美好
匡超人的悲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匡超人本是朴实敦厚的农家子弟，对父母极其孝顺。得遇马二先生后，听了他的话，决心投身举业来改变命运。仅从这点看，他绝对是励志少年的代表。
他白日里*猪卖肉、磨豆腐换些钱贴补家里，时不时用赚的钱给二老买些吃食，亲自照顾老父亲吃喝拉撒。甚至老父亲患病，上厕所不方便时，匡超人亲自用肩膀担着老父亲的腿，让老父亲能轻松大小便，其孝顺世上少有。
夜晚他便在灯下苦读，到天未亮时又开始忙活小生意。村里失火后，匡超人想尽办法，求人说情把一家人安排到寺庙去住。这时候的匡超人，一家人日子虽过得清贫，但父慈子孝，全家和谐，本来是人生一大幸事。
老父亲临终时劝他不要迷恋举业，不可贪恋富贵，只注重道德人品，做一个兄弟和睦，安稳度日的小百姓就好。匡超人嘴上答应，但后面的所作所为却完全背离了老夫的心愿。
匡超人因为读书用功，得到当地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当然，这其中主要还是靠他的才学，所以这时的匡超人还是可敬的。但他在杭州结识了冒充名士的景三江和潘三爷以后，目睹他们因为冒充名士而得到的好处，便不顾道义给潘三爷干起了替人考试、包揽讼词的勾当。后来他一边吹嘘，一边给别人批文章赚钱，做了八股文的选家。便再次向人吹嘘他印出了九十五本八股文选本，人人竞相购买，五省的学子家中供着他的神位。他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时丝毫没有良心的忏悔和不安。
不久，他跟着原来赏识提拔他的知县去了京城，临去时他为了自己读书人的面子。强迫妻子到自己老家去住，导致妻子到了乡下水土不服病倒了。匡超人到京城后对妻子不闻不问，却为了巴结权贵，抛弃了患难时的结发妻子，再次与权贵人家的小姐成婚，成了明代的“陈世美”。最后，原来的结发妻子，因生病得不到很好医治而死去。此时，他更对曾经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和马二先生落井下石，完全成了一个为了功名利禄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原来善良孝顺，坚忍不拔的匡超人，因为醉心功名利禄，变成了丑陋不堪的，《红与黑》中于连一样的人物，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4、醉心于功名利禄，导致人性之泯灭
这方面的代表，就是王玉辉。王玉辉考了一辈子科举，可命运还不如范进，到了60多岁光景还是个秀才。他生平除了考取功名，就是纂“礼书、字书、乡约书”三部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著作，他不仅自己完全沦为封建礼教、功名利禄的卫道士，而且还为此把亲生女儿彻底葬送。在他的思想毒害下，女儿在女婿死后要为女婿殉情而绝食，他不仅没有阻拦，而且称赞女儿这是“大义”，不顾老妻和婆家反对一味支持女儿绝食，女儿死后老妻伤心得难以吃饭，他居然说：
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如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又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
功名利禄蒙蔽了他的双眼，封建礼教泯灭了他的人性，他完全成了可悲又可憎的人。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换来县上发的表彰女儿为“烈妇"的文书。逼死女儿后他虽然伤心，终究觉得是光彩的事，并不为此而内疚，但听到老朋友死去，他立马潸然泪下。所以，他是“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他的愚昧无知，让我们对他可怜之余，更觉可恨。他女儿做了烈妇，没有人谴责他的不是，反而都来祭拜他的女儿，称赞他的大义，这让我们明白，当时和王玉辉一样思想的读书人，又何止他一人。
二、 从《儒林外史》探究中国文人道德沦丧的原因
1、 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高峰的产物
明清以后，中国封建专制逐渐走向了高峰。大明朝建立后，极其重视对文人思想的控制。文人士大夫在朝时，每日里战战兢兢，哪能随便再有像唐朝时魏征当面指责唐太宗，宋朝时包拯唾沫星子落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仍然不怒的开明？有的只是宋濂、解缙、方孝孺等悲惨的例子；文人们又不能像魏晋、唐宋时一样随便隐居，只能用心做统治者的奴才。
在此环境下，文人们思想不得自由，学术就更难自由，一旦做官，也就把主要心思放在保住官位，保住荣华富贵方面，而不注重道德品质了。清朝建立后大兴“文字狱”，文人思想进一步得到禁锢。乾隆帝甚至直接对大学士纪晓岚说：“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畅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在这样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文人的精神被进一步阉割，只能在做奴才中专心于自身的前途。
因此明清时，我们已经很少看到魏晋风度和唐宋时文人的那种独立自由，果敢有为之风范。官场上普遍的庸碌无为和明哲保身，反而成了士子追求平安的护身符。所以乾隆时的曹振镛靠着“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一路顺风顺水，官至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一路升迁，又平安退休。官场的风气自然影响到士林的风气，所以士子醉心于功名利禄，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