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最先是谁提出的（周礼是哪个朝代人物）

摘要：在《周礼》研究中，刘歆、王莽与《周礼》的关系问题无疑有着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来看，《周礼》显然并非刘歆为了王莽篡权而伪造的著作。但刘歆、王莽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相同。刘歆开始对于《周礼》并不重视，因此，在其争立古文经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到了王莽居摄以后，受到王莽的影响，刘歆才开始重视《周礼》。也就是说，《周礼》虽然由刘歆重新发现，但其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却在于王莽的政治实践。

关键词：《周礼》；刘歆；王莽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聚讼不已，至今尚无定论。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或根于文献不足征，或缘于信仰因素，或基于政治原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尤其由于刘歆、王莽与《周礼》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刘歆为了王莽篡国而伪造《周礼》的说法甚嚣尘上，胡安国父子倡之于前，康有为、廖平张之于后，遂使此说几成定谳。后赖有钱穆等人之辩驳，方破此说。然刘歆、王莽与《周礼》之关系究竟如何？刘歆是否一开始就重视《周礼》？《周礼》在刘歆古文经学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王莽是否受到刘歆的影响而重视《周礼》？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进一步商讨之处。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史料为根据，试图对于刘歆、王莽与《周礼》的关系问题作一新的探讨。

一、《周礼》成书年代之诸说

在中国经学史上，《周礼》的成书问题毫无疑问是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历来围绕着《周礼》成书问题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至今仍然未有定论。

既然称作《周礼》，那么想必其一定与“周”有关，因此，《周礼》的作者最先被认为是周公。此说最先由刘歆提出，唐代贾公彦在《序周礼废兴》中引马融《传》说：“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1](《序》，P9)郑玄在注《周礼》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1](P2)《隋书·经籍志》亦曰：“《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此说后来遂成为古代经学家的主体看法，如王安石、朱熹、孙诒让等皆持此说[2](P4-5)。

除了《周礼》为周公所作外，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说法是《周礼》出自刘歆伪造说。此说倡自胡安国、胡宏父子。如胡宏曰：“《周礼》之书本出于孝武之时，为其杂乱藏之秘府，不以列于学官。及成、哀之世，歆得校理秘书，始列序为经。众儒共排其非，惟歆以为是。夫歆不知天下有三纲，以亲则背父，以尊则背君，与周公所为正相反者也。其所列序之书，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耳。王安石乃确信乱臣贼子伪妄之书，而废大圣垂死笔削之经，弃恭俭而崇汰侈，舍仁义而营货财。不数十年，金人内侵，首足易位，涂炭天下，未知终始。原祸乱之本，乃在于是。”[3](P259-260)可以看出，胡宏认为《周礼》本身为周公所作，但流传的《周礼》则经过了刘歆的篡改，并非原本的《周礼》。刘歆之所以篡改《周礼》是为了迎合王莽的篡位。不难看出，此种说法主要为了针对王安石以《周礼》变法最终导致北宋灭亡而言。此后洪迈、廖平、康有为、徐复观等人皆持此说，如洪迈说：“《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4](P420)廖平《古学考》说：“此书(《周礼》)乃刘歆本《佚礼》、羼臆说揉合而成者，非古书也。”[5](P68)康有为说：“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6](P76)徐复观说：“《周官》乃王莽、刘歆们用官制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7](P203)

除了上面两种看法外，对于《周礼》成书的代表性看法还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汉初说等[2](P4-8)。其中持战国说的学者最多，如郭沫若在《〈周官〉质疑》一文中认为《周礼》乃荀子弟子所作，“《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其书盖为未竣之业，故书与作者均不传于世”[8](P92)。钱穆在《〈周官〉制作时代考》一文中，从祀典、刑法、田制等方面说明《周礼》是战国晚期的著作。他说：“《周官》还只是像战国三晋人作品。远承李悝、吴起、商鞅，参以孟子，而为晚周时代的一部书。”[9](P462)顾颉刚通过《周礼》与《管子》之间的比较，认为《周礼》出自齐国或别国的法家：“《周官》和《管子》的文辞虽有参差，而其中心思想则同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由此可以猜测它出于齐国以及别国的法家，跟周公和儒家根本不生关系。”[10]杨向奎亦认为《周礼》出自战国齐人之手：“《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经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11]金春峰认为《周礼》乃战国末年秦人所作。在他看来，秦人对于周代礼制和文化既有继承也有变革，这在《周礼》中得到了最好的反映，“正是秦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资源，为我们理解《周官》提供了真正的锁匙”[12](P288)。这些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均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

可以看出，《周礼》作于周公的说法无疑出于信仰立场，并无可靠证据。而认为《周礼》出于刘歆伪造的说法毫无疑问有着政治因素的影响，经过近代史学的科学研究，除了极个别的人外，这种说法几乎无人问津了。至于战国说，内部虽然有着分歧，但基本上为学界所接受。

二、刘歆与《周礼》的关系

从史*载来看，《周礼》显然非刘歆伪造。最早提及《周礼》一书的是《汉书·景十三王传》：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

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其于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被立为河间王，薨于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从“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可以推断献王所得民间献书当在景帝时期。这样看来，《周礼》在汉景帝时就已经出现了。

对于上述的记载，后世向来存有疑问。因为既然《周礼》为河间献王民间献书所得，那么何以司马迁的《史记》未有记载？按《史记·五宗世家》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与上述记载相比，《史记》恰恰缺少了河间献王民间献书的记载。康有为等人据此以怀疑河间献王所得《周礼》为班固根据刘歆所说羼入，从而证明《周礼》乃刘歆伪造。康有为曰：“余初读《史记》河间献王、鲁恭王世家，怪其绝无献王得书、恭王坏壁事，与《汉书》绝殊。窃骇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不叙？及读《儒林传》，又无《毛诗》《周官》《左传》，乃始大疑。又得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覆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刘歆)见《史记·河间献王世家》有‘好儒学’三字，以为藩王之力能够书也，于是将生平伪撰之书一举而附于《河间传》中，以证成其真而阴灭其迹”[6](P120、P123)。对此，王葆玹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对河间献王得书之事缺载，与其对河间国情况缺乏了解有关[13](P117-118)。从现有材料来看，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周礼》，但其对《周礼》一书是有所了解的。否则，在《史记·封禅书》中就不会两次引用《周官》了。《封禅书》曰：“《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按：前者本于《周礼·春官宗伯》：“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后者“望祀”之说不见于《尚书》，而见于《周礼》和《礼记·王制》1，这说明这里的《周官》指的并非《尚书·周官》，而是《周礼》。

徐复观虽然不怀疑《汉书》记载的正当性，但其为了论证《周礼》为刘歆伪造，却把《汉书·景十三王传》与《史记·封禅书》中的“《周官》”解读为《尚书·周官》[7](P238-239)。河间献王所得“《礼》《礼记》《孟子》《老子》”等皆为书名，而非篇名，由此“《周官》《尚书》”也应分别为书名，而非一书中的篇名。加上上面《史记·封禅书》所引确实出自《周礼》而不见于现存《尚书·周官》，因此，《汉书》和《史记》所记确为《周礼》无疑。

对于河间献王所得《周礼》，有人认为其得自“李氏”。唐代陆德明云：“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14](P41-42)《隋书·经籍志》亦云：“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陆德明卒于630年，《隋书》成书于656年，二者论述略同，故《隋书》的说法应该本于陆德明。而陆氏所说“或曰”未知何人，亦未知其所说何据。对于《周礼》，《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并未亡《冬官》一篇。从前引马融《周官传》可知，《周礼》亡《冬官》一篇的说法出自马融，《冬官》可能在此之前就亡佚了。

河间献王所得《周礼》献给汉武帝后，被收入秘府，并没有广泛流行。马融曰：“(《周礼》)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1](P9)至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的时候，《周礼》才被著录，“《周官经》六篇”(《汉书·艺文志》)。对于《周礼》的流传情况，刘歆本人是清楚的。《汉书·艺文志》曰：

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

这是刘歆对于《乐记》成书的论述。《周礼》在战国魏文侯时就已经出现了。汉文帝时，窦公又把此书献给文帝。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在作《乐记》的时候也参考了《周礼》的相关论述。由此也可看出，《周礼》并非刘歆伪造。

刘歆在中秘校书的时候虽然发现了《周礼》，但其对《周礼》并未发生兴趣。因为在刘歆争立古文经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这显然与其并非出自鲁恭王坏孔子壁所得有关。

从上可知，《周礼》在刘歆之前就已流传，并非刘歆伪造。刘歆虽然重新发现《周礼》，但《周礼》却并未因其发现而产生历史影响。真正把《周礼》推向历史舞台的是王莽。

三、王莽与《周礼》的关系

王莽与刘歆曾同为黄门郎，交情甚好。汉哀帝继位的时候，王莽就推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后来刘歆上书让太常博士，遭到执政大臣和儒生的诋毁，先后出为河内太守等职。汉平帝继位，王莽持政，刘歆方得到重用，先后出任右曹太中大夫，又升迁为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兴建明堂、辟雍，封为红休侯。并且主管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

王莽曾受《礼经》于陈参。王莽并非一开始就注重《周礼》。汉平帝继位，王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王莽为大司马，随后又因符瑞而封为安汉公，“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汉书·王莽传上》)。这里虽然提到“古制”，但并未提及《周礼》。同年“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闾师，秩六百石。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外史”“闾师”皆出自《周礼》，钱穆认为“据《周礼》设官始见此”[9](P92)。但仅是根据《周礼》设官，并未对其有特别重视之处。元始四年(4)，王莽才开始真正重视《周礼》。《汉书·王莽传上》曰：

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

此事亦见于《汉书·平帝纪》，不过在元始五年(5)。其曰：“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这里并未明确提及《周官》，可能包含在“逸经”“古记”里面了。王莽这次召集“天下异能之士”，主要是为了“正乖缪，壹异说”。随后群臣认为王莽功业可与周公相比，应该位在诸侯王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于是有了关于“九赐”之礼的讨论。《汉书·王莽传上》曰：

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皆曰：“圣帝明王招贤劝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赏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今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圣瑞毕溱，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于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谓异时而兴，如合符者也。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奏可。

“九命之赐”的主要依据是《周礼》和《礼记》。《周礼·春官宗伯》曰：“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礼记·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大戴礼记·朝事》曰：“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至于“九命之赐”的具体内容，《汉书·王莽传上》曰：“于是莽稽首再拜，受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按：“九赐”之说最早见于《韩诗外传》：“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鈇钺，九锡秬鬯。”(卷八)王莽所受“九赐”源自《周礼》和《礼记》，显然与《韩诗外传》无关。

元始五年(5)，王莽依据《周礼》对当时的祭礼作了改革。《汉书·郊祀志下》曰：“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王莽认为按照《周礼》祭祀天地的礼仪，其配乐有合有别。祭祀天地的合乐是“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祭祀天地的别乐则是：“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祇皆出。”王莽还根据《周官》“兆五帝于四郊”的思想对西汉的郊祀制度进行了改革。《汉书·郊祀志下》曰：“后莽又奏言……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墬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居摄三年(8)，王莽母亲功显君去世，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议其服。在此议论中，刘歆等人曰：“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犹仲尼之闻韶，日月之不可阶，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纲纪咸张，成在一匮，此其所以保佑圣汉，安靖元元之效也……《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縗’，‘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縗，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汉书·王莽传上》)刘歆等所议主要以《周礼》为依据，“王为诸侯缌縗”出自《春官宗伯·司服》“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弁而加环绖”出自《夏官司马·弁师》“王之弁绖，弁而加环绖”。此为《周官》第一次以《周礼》的名称出现。可以推测《周官》改为《周礼》当在居摄元年(6)至居摄三年(8)之间。《周礼》在新莽时期设立学官也在此期间。《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注曰：“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荀悦曰：“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15](P435)孙诒让曰：“通覈诸文，盖歆在汉奏《七略》时，犹仍《周官》故名，至王莽时，奏立博士，始更其名为《周礼》，殆无疑义。”[16](P3)

此后，在新莽时期，《周官》《周礼》的名称并存。王莽即位以后，“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汉书·食货志下》)。《周礼》即其一。始建国元年(9)四月，王莽下诏试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汉书·王莽传中》曰：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从后来区博向王莽说井田制的弊端来看，王莽所行的井田制为周代制度：“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汉书·王莽传中》)在先秦古书中，《诗经》《孟子》《管子》《春秋穀梁传》《周礼》等书中均已提及井田制。但王莽此说为周制，应本于《周礼·地官司徒》：“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王莽实行井田制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当时贫富不均的问题，这也与《周礼》“施其职而平其政”的精神是一致的。

始建国二年(10)，王莽根据《周礼》设立“五均官”。《汉书·食货志下》曰：“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同时还提到根据《周官》征税，“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

始建国四年(12)，王莽在分封诸侯土地的时候提到了《周礼》：“《禹贡》之九州无并、幽，《周礼·司马》则无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义著明，其务一矣。”(《汉书·王莽传中》)天凤元年(14)，王莽在改革官制时，《周礼》又以《周官》的面貌出现。《汉书·王莽传中》曰：“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天凤三年(16)五月，王莽又根据《周礼》改革吏禄制度。《汉书·王莽传中》曰：“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地皇四年(23)，邓晔、于匡等起义军攻武关、*宋纲，王莽忧愁，无计可施。其属下崔发还从《周礼》《左传》中为其寻找解决方案，“《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汉书·王莽传下》)。王莽居然还听从了崔发的建议，率领群臣前往南郊，搏心大哭。最终国亡身死。于此可见《周礼》对于王莽之影响。

从上可知，刘歆对于《周礼》开始并不重视，因此，其在争立古文经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到了王莽居摄以后，受到王莽的影响，刘歆才开始重视《周礼》。《周礼》虽然由刘歆重新发现，但其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却在于王莽的政治实践。

注释

［1］贾公彦．周礼注疏［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胡宏集［Ｍ］．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洪迈．容斋随笔［Ｍ］．北京：中华书局，2005．

［5］廖平全集（1）［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康有为．新学伪经考［Ｍ］．北京：中华书局，2012．

［7］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郭沫若．金文丛考［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9］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