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最杰出代表，《儒林外史》的出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官场现形记》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首先，在结构上，都是由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连缀而成，前一个故事出现的人物就是下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贯穿始终的中心线索，文章的若干小故事都是围绕同一主题展开的，结构松散。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通过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来达到揭示社会不良现象的目的，有的人物还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最后，在题材的选择上，作者都站在了现实主义的角度来描写世态人情。尽管如此，两部作品仍不乏同

有异之处，下面将从讽刺内容和讽刺手法两个方面来介绍：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一定时代经济、政治制度的体现，还受其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从吴敬梓的生平来看，他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民众不必为了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世人也不再被强迫投军从戎，守军备战。百姓安居乐业，因此读书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学业。然而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解放，清代的君主专制达到了空前的强化，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人民的思想被禁锢起来。吴敬梓的祖上是科第兴盛的望族，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也有对功名的热望，有对为家族争光的期盼，但随着父亲的去世，族人对其财产的争夺，使他逐渐看清了人性的虚伪和丑恶。于是他举家迁至南京，在南京积累了他后世文学创作的生活基础。年轻时的他也曾获得过功名，但因考官听说吴敬梓生活中有不规范之处，斥责其文大好人大怪，这给他留下了极强的心理阴影，在此之后他也一直困于科场未取得更好的功名。生在这样一个繁荣与专制的时代，再加上个人经历的波折，作者尽心竭力展现的那个百态儒林，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他在人生的后半期开始反思“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问题。虽然李伯元和吴敬梓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批判与讽刺的道路但他并没有像吴敬梓那样曾热衷于功名，虽然饱读诗书，其伯父也曾为其捐过一个官，但他志不在此，终未办理报到手续。直到其伯父去世，为感念其恩德，他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而李伯元所处的是清末，此时封建王朝面临着分崩瓦解，外族入侵，时局动荡，朝廷对外政策是一味的屈从、忍让。想要唤起民众的觉醒，需以报纸为武器。于是李伯元奔赴上海，创办报纸，对封建官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官场现形记》最开始就是以在报纸上连载的方式而被大众所熟知的。所以为扩大其影响，就要采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迎合百姓的趣味；就要加深民众对内容的理解，显然讽刺小说“婉而多讽”的手法会造成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困难，大胆而直露的谴责小说更能得到读者的喜爱。

​两部作品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因此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描写内容和表现手法，但他们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儒林之陋与官场之弊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它一方面展现了在科举制度下朝廷不能客观、正确地选拔人才，另一方面又对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并试图为其探索出一条理想的生活道路。作品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科举制度下形形色色的文人形象来表达八股取士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首先，在文章的开篇第一回，作者就借王冕之口斥责了八股科举不合法，知识分子沉迷科举，一味追求功名，不论行文出处，思想僵化，精神空虚，以至于范进在当了主考官之后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道是谁；其次，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易产生“官官相护”之行径。广大知识分子一贯遵循“读书——做官”的生活模式，他们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功名之后，很快就会沦为封建统治的帮凶。周进在做了主考官之后，三次阅读范进的文章，最后称赞其为“天地间之至文”。试想，如果不是如此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人到中年仍未取得较高的功名，以至于遭受了不少周围人的白眼和冷落；如果不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因素掺杂其中，周进会有如此耐心来对待范进的文章吗？我想不会，因为与范进同一考场的魏好古明显没有这么幸运，他所擅长的汉唐诗词歌赋被周进视为杂学，并在没有看完所有考生试卷的情况下就被判了第二十名。范进在做了主考官之后因感念周进的知遇之恩，对其学生关爱有加，直到找到荀玫的试卷并确认其有好的名次后才罢休，甚至连谎称是周进学生的梅玖也得到了特殊的照顾。作为决定文人命运，作为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考官非但不德才兼备，胸怀天下，还如此官官相护，以此种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如何为君王献计策，为百姓谋福祉。

​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揭露了儒林之陋，那么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则讽刺了官场之弊。吴敬梓的笔下描写了儒林和科场，李伯元则转向了仕林和官场。

《官场现形记》对封建官僚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作者的笔下无官不贪，不给人性一丝亮色。有公开卖官鬻爵者，在文章的第四回中，当何藩台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回任后，伙同自己的幕友、官亲，明码标价，公开卖官，完全符合了本回的标题“黄金有价快升官”，最后还因官缺的价钱问题与自己的兄弟三荷包反目；有卑躬屈膝、崇洋媚外者，文制台对比自己官阶小的本国人员，拳打脚踢，但他对洋人却尊重备加，当他管辖下的百姓与洋人发生冲突时，他急的拍桌子说到：“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耽的起？”“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班刁民！动不动聚众滋事，挟制官长”。当谈及国土遭受瓜分时，劳祖意说:“无论这江南地方属那一国，那一国的人做了皇帝，老百姓总要有的。咱们只要安分守己做咱们的百姓，还怕他们不要咱们吗？”身为知县的梅飏仁更是满不在乎地说:“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与兄弟毫不相干。”由此我们看到了官员们骨子里的奴性灵魂，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们只是一味地屈从，丝毫没有国家将亡的危机感，更不要说民族大义了。整个官场被钱权交易所笼罩，人性的异化已达到了家国意识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