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郭栋，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教授石天傑 (Satyajit Bose)
全球金融市场的规模早已超越了国家政府预算，甚至是经济总产值。每年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以数百万亿美元计，超越全球GDP总量，也超越了自然资本的总估值。
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于储蓄，同时，金融市场也为全球储户提供了巨大的收益机会。人们可以依托全球经济的活力与创新赚取投资收益，进而满足物质需求。这些储户来自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津巴布韦农村邮政储蓄银行的客户、加州退休的公职人员、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受益者，而他们储蓄的目的都是如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这些来自于未来的需求。因此，资产管理者为这些储户投资时，在确保投资回报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持续的投资收益来源于许多无形价值，包括良好的自然资本及多重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投资收益的持续性还需要健康的生态系统、营养丰富的土壤、清洁的水与空气，以及满意的消费者、有工作热情的员工。因此，我们普遍接受的财务会计方法已不足以清晰表明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所能带来的风险与机遇。这就要求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在决定投资项目时必须审视非财务绩效指标，包括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指标。大量证据表明，许多衡量可持续性绩效的指标与公司财务绩效密切相关，尤其是长期经济收益。
相反，几乎没有证据说明公司的社会绩效可能会对公司的财务业绩带来不利影响。然而，大部分的资产管理者及投资人的目光还仅仅停留在反应短期收益的财务指标上，反而将指标的多样性视为短期盈利的障碍。
广泛参与
能代表非金融资本，也就是人力及自然资本的声音往往来自于民间。因此，要扩大非金融资本的回报率，保证金融资本的可持续回报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投资决策。
2015年正式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鼓励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在人的发展、利润获取和地球生态三方面作出展望，划出“三重底线”，努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这一系列目标来之不易，是世界各国、各阶层广泛参与，历经两年“打磨”的成果。和之前联合国的千禧年目标是以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为基调不同，这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各方平等参与的成果，将最贫穷国家和最脆弱社会群体的观点和诉求也纳入考量，使其代表性和合法性得到空前提升。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也为未来可持续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立是自下而上包容协商的结果，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其中，饱含着对一个合作共建和责任分担的新时代的承诺，强调公共政策制定者、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金融决策的制定也必须遵循类似的方法，在表明金融资本追求经济回报率的同时，也需要有其它可以代表金融资本以外价值——如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声音融入到决策当中。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方关系紧张、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但可持续发展现已成为全球共识，强调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和责任。
政府的责任
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省市，都已公布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过去四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合作，每年发布中国100座城市和30个省区的可持续发展排名。许多地方正在努力提高其可持续发展效能。
然而，由于缺乏保障当地居民抵御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必要机制，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为全球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计划却进展缓慢，重点是项目规划、实施，乃至运营的过程中需更多汲取当地居民的意见，哪怕因此影响项目的快速落地或短期利润，但经过多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后得到的方案可以有效保障各方利益，从而提高项目在当地的支持度，确保长期、可持续的收益。
企业的责任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各部门合作参与。在中国，相较于政府的努力，私营部门和金融部门对“三重底线”的关注度远远落后。
俗话说，“独木难支”，要应对困难挑战，必须广泛合作。比如，清洁能源科技不比传统互联网科技的轻资产模式，需要大量的初期投资用于研发及工业生产，往往不适用于民间的风险投资资本模式。因此，清洁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的介入并承担风险，表明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清洁技术投资中的互补性价值。
可持续发展不应仅仅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它需要各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这其中就包括私营企业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投资者和放款人提供的融资联系起来。
各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年销售额可以比拟整个国家的GDP。因此，企业的影响力使其在促进全球可持续的努力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公司的首要宗旨是在必要时可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去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一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其实是20世纪以来的新产物，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历史考验。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摒弃以*为核心的理念，开始转向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模式。
像苹果、亚马逊、沃尔玛等公司不仅重视产品设计理念的可持续性，也强调其庞大供应链企业的可持续生产及劳工权益。华为由全体员工共同持股的公司框架也保证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在管理、决策中的最大参与度。世界各大能源公司虽然一度摒弃甚至抵制清洁能源开发及利用，如今也开始大力布局新能源产业。对制度价值的承认、“合作社”模式企业、“社会企业”的出现以及大量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公司活动环境与社会影响的量化，都表明了企业影响可持续性进程中可以发挥巨大潜力。
个体的责任
作为普通公民、劳动者、储蓄者、消费者、管理者和投资者，我们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身份，利益相互重叠。我们在为未来存钱的同时也必须要求金融从业者把我们的钱用于绿色、可持续的投资；在追求项目经济回报率的同时，还需要保护项目雇员的公平权益，保证其不会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回报达到长期、稳定的最大化。
为了寻求可持续的投资收益，我们还必须确保政府、公司和金融部门提高透明度及问责标准。分散的公民社会可以对金融市场形成有效监督。
中国人“存钱”是出了名的。中国的储蓄率约为46%，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就更要求储蓄者将其储蓄用于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投资。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天天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即使拥有的金钱财富再多，生活质量又怎会高得了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最终，我们的银行储蓄、股票、债券必须转化为健康的环境、清洁的空气和水、实惠高效的医疗保健，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幸福的生活。除非货币储蓄与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否则它不会有多大价值。
可持续金融
我们倡导可持续发展，但并不是要做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尽管我们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全球仍有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哪怕在最发达的美国，也有4600多万人（占人口的1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们也同样面临着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等问题。我们不能忽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满足生存需求方面仍然面临着困境。
然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像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中因为化石燃料而产生盘根错节的利益群体所带来的沉重包袱，反而有机会直接跨入可再生能源时代，在清洁技术的应用上超越发达国家。比如，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远居世界第一，每年的增速更是其它国家无可比拟的。
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金融系统。然而世界各地鲜有关于可持续金融的讨论，中国也不例外。在《金融生态系统：金融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 (与安妮·辛普森合著) 一书中，我们深度剖析了金融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意义，结合了可持续金融最前沿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案例，对可持续金融的许多方面进行讨论，包括可持续（ESG）投资、影响力投资、分布式金融、自然保护金融、清洁科技金融和社会企业等。
我们试图将可持续金融视为有效资本配置实践的延伸，考虑了经济活动发生的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我们强调金融生态系统的所有参与者，特别是企业和金融机构，均有必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在追求包容性增长、繁荣和可持续性的共同目标方面，所有利益相关者越来越感到共同利益。
艰巨的任务需要集体的努力。《负责任投资原则》签署国管理的资产迅速增长到70万亿美元以上，这表明全球各种形式的投资者正在寻求整合他们对可持续性要求的理解。这不仅是政府的任务，也是企业管理者、专业投资人、金融从业者、家庭投资者、私人银行顾问、保险业者、负责任的消费者，以及有志于改善经济活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其他所有人士的任务。大到政府，小到个人，都是社会的支柱，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支柱一根也不能少。
责编 | 刘夏 编辑 | 张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