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杜猛在平遥参加金融史学研讨会）

明清银行的雏形与发展覆盖面比较广泛，茶道开拓到那里，钱庄和票号就建到那里。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

（图：杜猛在平遥古城对票号调研）

咸丰、同治（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

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很快形成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均在山西境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

（图：杜猛在平遥签定协议并参加日昇昌电影首映仪式）

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很快形成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均在山西境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

（图：杜猛与金明院长在平遥票号）

我国票号的出现，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其业务也因此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雪岩）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但这时的票号仅仅只是民间资金的流动，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运银道路被切断，票号的机会来了，汇兑官款的大笔生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拉开了“阵线”。不言而喻，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为解《辛丑条约》赔款的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事实上，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票号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