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谈谈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如何理解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谈谈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1)

如何理解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谈谈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2)

作者 | 胡翼青

摘要

媒介问题正在成为传播学的核心问题。处于智能媒体时代的我们，依然面临着麦克卢汉之困惑，即何为媒介。通过与麦克卢汉的断片式的对话，本文对“万物皆媒”、“看门狗”隐喻和“媒介物种”隐喻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平台媒体兴起的今天，只有从时间-空间转化的角度，从媒介整体关系的角度，从媒介元资本的角度，我们才能更好地审视媒介作为一种力量，如何型塑当下的社会与文化。

关键词

媒介；媒介化社会；媒介逻辑；麦克卢汉

如果说十年前学界在讨论传播学的核心问题时，十有八九的人会谈效果，那么今天则有不少人会认为媒介才是传播学的核心问题。正如基特勒所说：“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是受之影响，抑或要避之影响，都值得剖析。” [1]不直面媒介是什么的问题，传播学将没有未来。与效果不同的是，媒介是一个极度复杂的概念，所以在实证主义简化的科学逻辑中，媒介就只能被放在一边或将其实体化，媒介在经典传播学看来，顶多就是个客观的信息渠道，它仅仅是传播现象发生的场所。所以，实证主义对理解媒介的态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躲避。

1964年，《理解媒介》一书问世时，对于当时的多数学者而言，显得既新鲜，又多少有些不可理喻。光、电、马匹，这些原本看来与新闻、宣传甚至是公共关系直接关联的物，均被看作是媒介，实在是费解。这些物似乎怎么都不可能与当时盛行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是同类。倒是在《传播学概论》中对麦克卢汉冷嘲热讽的施拉姆无意中点到了麦克卢汉最伟大的贡献：“他在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媒介’这个主要是艺术家、细菌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才使用的词竟然风靡一时，说不定是因为他的缘故）。” [2]在我看来，麦克卢汉在其时代，做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人们认真对待“媒介是什么”的问题。而他至今都不过时的一个洞见就是媒介就其形式而言不可能没有先在之偏向，理解媒介形式本身比理解其承载的内容更重要。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将“部落鼓”、“皮肤”等隐喻用来形容不同的媒介，这也为用隐喻的方法思考媒介问题开了先河。

55年过去了，处于智能媒体时代的我们，依然面临着麦克卢汉之困惑，而且甚至更为困惑。智能媒介的运作方式，正在挑战所有以往关于媒介的理解。我们仍然必须不断追问：媒介是什么，媒介意味着什么。尽管这是一个西绪福斯式的知识命题，但我们深知：通过围绕媒介的对话与追问，传播理论研究可能会开辟一个又一个全新的视野。

1、关于万物皆媒以及媒介之为媒介

关于媒介，可能人们更多地想到其克服空间和克服时间的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就是信息的扩散，第二种手段便是信息的存贮。所以，如果不要拘泥于伊尼斯的视角，我们也可以将这两种手段看作是媒介的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在媒介史上，任何一种新媒介都会因自身在某一手段或者说偏向上的优势而对旧有媒介产生冲击。比如说口语传播在信息存贮方面的劣势，导致书面传播在人类文明的许多方面确立了它不可取代的优势。又比如说电视在空间扩散上的独特优势，使其在整个20世纪的新闻报道中处于特别强势和独特的地位，而它在信息贮存上的明显劣势—主要是技术上的不便利和高成本—给报纸新闻和新闻周刊留下了不可取代的定位和生存空间。

不过，应当辩证地看到，任何媒介都具有一定的空间偏向，也具有一定的时间偏向，不过在不同的情境和社会框架下，某一种手段或某一种偏向会得到显化和强调。因此，伊尼斯关于媒介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二元划分既不科学，也过于武断，既看不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也看不到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任何一种媒介都不会是绝对的时间与空间偏向，就像纸这样在大学兴起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是一种更倾向于知识扩散的媒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框架下分明更倾向于信息的贮存。

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时间与空间的优势不可得兼，一些媒介兼具扩散与贮存的巨大潜能，比如互联网。互联网的扩散能力远超电视，而它的海量存贮能力远远超过图书馆和博物馆。但是当信息扩散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时，信息存贮的潜能就会隐性化，因为速度会消灭内容；而当人们充分发挥搜索引擎信息存贮的潜能时，往往并不会与信息快速扩散的场景有关。所以媒介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通常在一个场景中是不能兼容的，或者说它们不太可能同时显性地存在于同一个社会或文化场景中。

分析到这里，似乎所有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延展信息的中介都是媒介，这种判断已经无限接近庸俗化了的“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的思想。这就是麦克卢汉想要强调的观点，当他把服装、打字机、唱机、时钟、货币通通纳入媒介的范畴加以描述时，在当时引发了轰动和震惊。可是，这种想法并没有道破问题的关键，尽管在麦克卢汉的时代，能看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易，但麦克卢汉毕竟没有再继续向前一步。一个博物馆，当它对公众开放，将历史时空及其意义呈现在公众面前时，它当然是媒介；可它不对公众开放的时候，它为什么就也是媒介呢?同样的问题可以推诸更像媒介的机构，如报社和电视台。当报社进行内部人事管理和外部资源整合的时候，它为什么天然是媒介呢，它与其他一切的社会机构有什么不同呢?就如海德格尔所举的例子那样，一支粉笔只有当其在手于黑板上书写才具有粉笔的意义，如不是如此，它便并非粉笔。所以，依着海德格尔的逻辑，万物皆媒是一句完全正确的废话。

所以，对媒介的时空哲学似乎还应当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就我本人而言，在这个方面，有三位学者对我影响很大：斯蒂格勒把讲故事看作是时间客体的生产，并把这种能力与人类理解社会的基模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深刻的洞见：叙事是时间性的，事件也是时间性的，媒介对时间的建构是理解的前提；海德格尔把物看作是意义汇集的空间，从此改变了我们对空间的习惯性认识，因为空间不必被仅仅看作是显见的物理场所；福柯把科学知识和技术看作是一种可视化，他把科学战胜神学归结于前者能让人甚至是让世俗看到，也就是说，科学技术通常具有可视化的特点，因而技术即媒介，媒介即技术。尽管这三者的论述都是从他们各自角度出发，并无意于深耕媒介研究，但他们把媒介之为媒介的问题表述清楚了，媒介组织现实空间的素材为事件，并通过对事件的可视化汇集各种意义，从而形成意义的空间。

人是一种生活在时间与空间交织中的生物，而这种交织并非简单的物理交织，更重要的是一种意义交织，这种意义交织的方法非常独特：将空间转化为事件，将事件转化为空间。人生的经验、知识、意义和整个精神世界便是在空间和事件的转化中生成的。而这种转化，必须是基于媒介的基础之上，或者准确地说，只有媒介才能做到将社会空间转化为事件，将事件转化为意义空间。

以新闻报道的运作方式来说明这一点是最贴切不过的。一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新闻一定是发生在某个社会空间的新闻事实，由新闻生产者按照新闻采写的游戏规则转化为事件的。而这一新闻事件如果真正重要并因此进入人们的意义世界而不是被无视，则一定会形成一个围绕这一事件的意义的空间。如果这一意义空间对现实（包括社会空间和观念空间）产生了影响，它将变成在社会空间后续事件或另一个事件，从而再度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空间与事件的这种互动关系，在卡兹等学者描述媒介事件时已经有所涉及。而我要强调的是，有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才成其为媒介。媒介是在事件与空间转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了自身。

这些年来，由于人工智能媒体的兴起，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越来越可能被社交媒体转化为事件，而与此同时，大量的事件又不断生成意义空间。这种事件—空间的快速转化构成了今天中国人的重要生活方式。这种转化不仅意味着时间与空间的不断转化，也意味着它们的不断再造，伴随这一过程，新的文化方式与社会形态不断涌现。而且，随着这种转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这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焦虑的重要由来。

2、关于媒介、内容及其生产者

长期以来的传播研究，坚定地被大众传播的框架所困扰。所以当麦克卢汉谈到媒介即万物时，很多传统的传播学者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只有具备专业生产能力的大众传媒才能被看作是媒介，像电、光之类的物理属性介质，怎么可能是媒介呢?后者之所以将“五W”奉为圭臬，就是因为媒介必须由专业信息生产者来驱动。在他们的视野中，研究媒介就是研究媒介机构和专业生产者。然而，麦克卢汉可能是更正确的，他指出：“电光这个传播媒介之所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因为它没有‘内容’。这使它成为一个非常珍贵的例子，我们可以用它来说明，人们过去为何没有研究媒介。” [3]显性的研究对象显然被搁置在隐性的技术座架之上，然而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者总是视而不见。

在此基础上，麦克卢汉用“看门狗”的比喻来说明经验主义传播对内容问题的偏执，并认为这种偏执没有意义。“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传统反应是，如何使用媒介才至关重要。这就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 [4]因为在他看来，专业的内容生产并不是媒介研究的必要部分，因为二者并非不可分离，也不存在什么同一性。对专业内容的生产反而遮蔽了人们对媒介的注意力。麦克卢汉显然认为没有专业内容生产者的媒介比比皆是，而且，在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王国中，并没有专业生产者的一席之地。这种看法，也是麦克卢汉的思想在当时被看作是奇谈怪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麦克卢汉在网络时代的走红，主要是因为他预见到计算机网络作为媒介的可能性，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对麦克卢汉的理解完全是表面性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真正出现了没有专业生产者主导的平台媒介，而在这样的媒介里，游戏规则被各种人工智能软件所决定。于是，内容与形式之争又有了当下的新内涵。当前最为火热的微视频网站，其实是由两种人工智能技术所运维的庞大虚拟王国：视频识别软件负责对海量上传的微视频进行把关，算法负责抹平表达欲和窥视欲之间的鸿沟，即将最合适的微视频推送给最合适的受众。而这两种算法彻底解放了公众的信息生产能力，被禁锢多年的公众的表达欲像潮水一般倾泄而出，抖音、快手这样的微视频平台，每天上传的由公众生产的微视频量超过15万，每年上传的数量更是在2000万以上。这种生产能力，不但远远超过公众消费的能力，而且其数量级是任何一个专业媒体机构生产能力的百倍以上。数量上的绝对碾压意味着公民信息生产是不可以无视的，数量意味着全方位的注意力占领。公民的信息产品从挤占公众碎片化的时间起步，渐渐开始蚕食公众的整块闲暇时间甚至是工作时间，并进而占据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尽管媒体的专业生产仍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多数时间它们处于公众注意力的边缘。“新媒介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而社会个体也越来越多地激励参与内容生成。相应地，双重逻辑主宰着当代媒介：媒介专业主义和受众/用户参与。” [5]

如果不仅仅聚焦于专业生产者本身，媒介研究本身似乎一下豁然开朗。如果我们不用穷经皓首地去研究标题和导语该怎么写，什么样的报道手法更受欢迎，专业生产者信息生产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这样一些个人经验性和应用性的常识问题，而是去研究流量、算法和端口构成了什么样的媒介景观，又怎样型塑着内容生产的叙事原则，我们确实可以有更多收获。与此同时，与专业新闻生产相关的像新闻生产社会学，媒介专业主义之类的话题恐怕需要换个视角去思考，才能开辟新的研究空间了。

由于算法起点的差别，导致以消费者利益为起点的抖音和以生产者利益为起点的快手形成了平台用户的性别、地域、阶层等诸多方面上的差别，以其独有方式建构出了一种社会文化景观。由于将受欢迎的网红不断推送给潜在用户，抖音形成了以淮河以南，一二线大型城市青年白领，女性为正态分布的用户群；而由于不断将新手生产者推向用户，快手形成了以淮河以北，三四线城市青年人，男性为正态分布的用户群。所以算法不但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客观和价值无涉，而且事实上它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区隔方式。算法与社会分层很有必要引发学界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然而“内容”或“媒介的生产者”是不是就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不值得研究了呢?麦克卢汉好像又有点矫枉过正。内容和媒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内容，恐怕也很难理解媒介。其实，当一个网络写手每天都必须有足够的表达欲来完成他“又臭又长”的章回体奇幻小说的后续章节时，研究者可以从他写作的内容中感受到互联网媒介逻辑和消费者阅读习惯带来的型塑文本的力量。无独有偶，当一个竖频拍摄的城市宣传片和一个横频拍摄的城市宣传片放在一起时，镜头语言和情节爆点呈现方式的差别，同样能让人感受到短视频网站媒介逻辑的力量。内容是透视媒介的重要窗口。只要不把内容看作效果的婢女，内容及其与媒介平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传播学想象力的由来。欧洲的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研究者们似乎也不同意麦克卢汉的观点，他们把媒介化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媒介化，另一种是间接的媒介化，后者是指“某个特定的活动在其形式、内容、组织或者语境方面越来越多地受到媒介符号的影响” [6]。间接的媒介化的观点，正是看出了媒介及其内容的广泛影响。可见，把内容放弃掉的媒介研究是不完整的，麦克卢汉的隐喻也终于露出了马脚。

所以，不仅不能把媒介和内容分开（既不能只重视内容，也不能只重视形式），而且还要把身份和界限已经模糊的一切生产者和消费者全部纳入媒介研究，因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整体是如何形成型塑社会的力量的。在这一点，似乎德布雷媒介域的概念更能表达出这种整体性的媒介观。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域“同时是一个技术结构也是一个制度结构” [7]，“每个媒介域都会产生一个特有的空间-时间组合” [8]。在社交媒体平台兴起的今天，我们只能从整体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因为媒介已经成为了复杂社会关系的集合体。

3、媒介逻辑及其当代形态

按照麦克卢汉的思路，“媒介逻辑”这个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体现为约束力和扭曲力的“媒介逻辑”是媒介对社会和文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因。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当然这种视角与真正的技术决定论不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媒介逻辑”。当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时，他认为印刷术延伸了人的视觉并导致感官的分割；而电力革命则带来了人中枢神经的延伸并最终导致人类感官的重新整合。所以，麦克卢汉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界中：如果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逻辑，那就不存在什么媒介共有的逻辑，如果真的存在媒介逻辑，就应当是所有媒介都有某种一致性的媒介逻辑。

麦克卢汉的自相矛盾体现出媒介环境中内在的悖论，媒介环境学中的媒介到底是作为环境的媒介还是作为物种的媒介，这个问题麦克卢汉始终没有能够直面，他自己也经常将两者混用，比如在《理解媒介》一书中，第一部谈的就是作为环境的媒介，而第二部则主要在分析作为物种的媒介。正是波兹曼、保罗·莱文森等人对麦克卢汉讨论的印刷术、电视、广播等具体的媒介物种纠缠不休，才最终断送了媒介环境学在理论上的顶层设计而变成了关于媒介场景的“脑筋急转弯”。

当代欧洲制度取向的媒介化社会理论对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他们更愿意把媒介环境学所讨论的东西称之为“中介化”以示两者的区别：“中介化描述特殊社会语境下媒介类型传播的具体行为。相比之下，媒介化指涉一个更长期的过程，即不断增长的媒介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及文化机制与互动模式的改变。” [9]但该学派又害怕这种立场会让人感觉他们的理论暗示了社会的线性发展，而这种发展背后的动力是一种单一的媒介动力，从而给他们贴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所以，当他们阐述改变文化与社会的媒介时，倾向于将媒介逻辑称为“型塑文化和社会行动的力量”。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由于依附于社会的主导性框架，媒体不过是些半独立的文化机构。在它们身上，“型塑文化和社会行动的力量”可以说是十分有限。所以，看不到统一的媒介逻辑或“型塑文化和社会行动的力量”也无可厚非。然而，随着社交化媒体及其技术座架的兴起，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信道和信息的数字一体化抹*了各种媒介的个体差别。……在电脑内部一切都变成了数字：只是数量的累加，没有图像、音响或声音。一旦光纤网络将先前各异的数据流转化为标准化的数码序列，各种媒介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10]尽管基特勒的观点还是与麦克卢汉关于部落化以及电力媒介的论述一脉相承，但他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数据流的时代，不同媒介的逻辑正在汇集成相似的媒介逻辑。不同的媒介甚至包括留声机和打字机似乎有一种合力，它们共同形成了复杂的数字化媒体技术。而智能媒体平台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这一进程。智能媒体对社会各角落和各层面的渗透，使媒介世界和社会世界都变得越来越复杂。

关于这一点，好多学者都有类似的感受。如果说在《关于电视》中布尔迪厄强调的是其他场域对媒介亚场域的他律的话，那么今天随着社交化媒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张，这种他律/自律的关系正在发生巧妙的变化。“媒介在各场域不断增长的他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借此挑战场域的自律。因此，媒介化程度可以根据各自场域的自律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减得以衡量。” [11]库尔德利则利用布迪厄的资本转换视角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看到随着媒介渗透能力的增强，其权力（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他指出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相渗透“拓宽了媒介元资本横贯社会各领域的范围” [12]。这种权力已经在宏观制度层面运行，“对其他权力形式施加影响” [13]。由此可见，智能媒介的不断发展正在形成统一的权力和影响社会的统一的逻辑，而媒介技术因之成为这个社会何以可能的先在要素。由此，媒介元权力将可能与资本、物质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源，并列为人类世界最重要的资本与权力。

再进一步，媒介技术可能完全不同于其他技术而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性。这并不是一个白马非马的故事。在基特勒看来，媒介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控制人的肌肉，还接管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官能”，“这种差别—不是蒸汽机车和铁路所能比拟的—带来了物质和信息之间、真实界和象征界之间的分工” [14]。于是对于人而言，灵与肉开始分离。媒介技术是那种直接作用于“灵”而非“肉”的技术。所以媒介技术的逻辑不同于作用于“肉”的一般技术的逻辑。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值得媒介技术哲学进一步深究下去。

如果说今天麦克卢汉和他的媒介环境学已经失去了部分解释力，与正在形成的社会的统一的媒介逻辑有很大的关联，媒介的不同物种正在融合并形成统一的逻辑，媒介物种的隐喻已经显得不太符合媒介发展的方向。媒介正在成为今天我们社会生活的整体技术座架，人类将自己搁置于媒介技术平台之上，并已经无法回避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干涉。、

“万物皆媒”、“看门狗”隐喻和“媒介物种”隐喻在55年前都是极富想象力的洞见。然而，这解决不了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困惑。平台媒体兴起的今天，也许只有从时间-空间转化的角度，从媒介整体关系的角度，从媒介元资本的角度，我们才能更好地审视媒介作为一种力量如何型塑当下的社会与文化。

注释：

[1]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

[2]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36.

[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5.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6.

[5]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29.

[6]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24.

[7]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71.

[8]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62.

[9]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23.

[10]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