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统一语言的形成和文字的产生，还出现了蒙古人自己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于当时蒙古的社会生活、劳动生产和自然风貌都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并且都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在民间文学的土壤上产生的。前面作为历史著作来阐述的《蒙古秘史》，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文学价值最高的作品。《秘史》全书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美丽的诗歌和引人入胜的故事，集中反映了蒙古民族的文艺精华。它的思想性、史学价值、文学形式、语言、描写技巧，等等，都非常丰富，每一方面在现代都引起了专门的研究，并且形成一种叫作“秘史学”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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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秘史》而外，这时期还有一些歌颂成吉思汗的作品，表达了劳动人民的聪慧，以及他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成吉思汗遗言录》以押韵的史诗形式，记录了成吉思汗告诚子弟、官员的语录。十三、四世纪流传下来的蒙古族文学作品《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用马的故事出色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情况和蒙古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另一部作品，是1930年发现于伏尔加河东岸金帐汗国遗址的抒情民歌。它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记在白桦皮上的三页残稿。其中有一段描写母亲把被征召的儿子送到某统治者那里去。母亲的言语里充满了善良的愿望和对儿子的前途感到不安，儿子也表示厌恶这种徭役，表现了蒙古人民对封建贵族侵略战争的反抗情绪和对和平环境中劳动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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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蒙古族的舞蹈、音乐、绘画、造型艺术，也发扬了自己的传统和吸收了其它民族的优点，大大丰富了它们的内容。舞蹈的形式和艺术风格有了很大的进步。乐器有筝、琵琶、胡琴、火不思之类，乐曲有大曲（十八种）、小曲（十二种）之分。元朝流行的戏曲、杂剧也受到蒙古人民的欢迎，并出现了自己的剧作家，如杨景贤（用汉名的蒙古人）著有《西游记》、《“盗红绡”》等杂剧十八种。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的宫廷乐舞也发展起来。成吉思汗就曾征用西夏旧乐，窝阔台也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世祖时，仅宫廷乐工就有四、五百人。凡诸王、权臣出师，也以女乐随行。宫廷的乐舞十分繁杂，祭祀用雅乐，朝会用燕乐，郊祀、宗庙、社稷、先农之祭，也都有特定的乐章、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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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宫殿、邸宅、园亭、寺院、佛塔的建造，建筑物上的壁画、图案，门楹窗楣上的雕刻，各种陈设物和用具的装饰，都显出当时的绘画和造型艺术，已吸收各民族的风格技巧，有所发展和创新。关于上都、大都、和林当年宫室的华美，器物的奇巧，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记载。陶宗仪《辍耕录》对大都宫阙的规模、陈设，描述得尤为详尽。他说，“凡诸宫周芜，并用丹楹、彤壁、藻绘、琉璃瓦饰簷脊”，“寝殿楠木御榻，东夹紫檀御榻，壁皆张素画，飞龙舞凤，西夹事佛像，香阁楠木寝床，金缕褥，黑貂壁幛”。民间毡包上或门毡、地毯上编织的花、木、鸟、兽、虫、鱼的图案，和衣服、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常备的武器(弓、箭、箭袋）的装饰，这个时期也在传统的民族形式和风格上加进了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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