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是中国历史唯一一次藩王叛乱成功承继大统的军事行动。建文帝在占据绝对优势的前提下，重用黄子澄、方孝孺等名儒，逼反燕王朱棣，丧失政权。黄子澄、方孝孺虽然忠烈，却迂腐保守，不通变故，误国误民。

一、削藩的失当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册封子孙为藩王，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置了九边重镇，由皇子统军抵御蒙古的反攻。边塞藩王手握重兵，拥有护卫，节制沿线军队。如年长的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各拥兵10万，节制北方众将，宁王朱权统帅明朝最精锐的骑兵，藩王是抵御边塞的主要力量，也成为威胁中央政权的核心力量。

明王朝中央政府方面，皇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晚年通过胡惟庸、蓝玉案将开国功臣一扫而尽，开国功勋集团一扫而空。明太祖去世后，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名儒，视削藩为头等大事。齐泰为兵部尚书，对政治、军事略有了解，黄子澄、方孝孺是一介书生，将读书与治国混为一谈，好空谈，缺乏执政经验，建文帝失国由此而来。

朝廷重臣在削藩事宜达成共识后，面临削弱哪位藩王、如何削弱的措问题。第一，削强藩，还是削弱藩？强藩是指长城沿线掌握重兵的藩王，如掌握重兵的燕王、宁王，晋王已经去世，燕王年龄居长，功勋最大；宁王兵马精锐，但是他的实际年龄比建文帝还小一岁。弱藩则是内陆各藩王，管辖兵力较少。第二，如何削藩，是维持物质待遇、剥夺兵权，还是废为庶人、严格管制？

其一，在削藩次序上，齐泰认为应该先废燕王，燕王实力最强，威胁最大，应当首先削弱燕王；黄子澄认为应该从有过失的亲王入手，建文帝支持黄子澄的观点，此举是建文帝犯下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各藩尚未洞察中央削藩意图时，中央可先下手为强，控制燕王，即可达到削藩目的，至于其他藩王，或削其护卫，或内地迁徙，只是时间问题。削弱一般藩王，则是提前暴露目标，为其造反提供准备时间。黄子澄此举可谓书生之见，给建文帝以及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燕王朱棣进京朝见时，建文帝并未将其拘押。

其二，如何削藩，这关乎藩王的生存环境。中国历代削藩，均以收回兵权，剥夺了参政、统军权力为核心，但是还会给予藩王必要的地位和待遇，使其名义上尊贵但是缺乏实权。建文帝依照黄子澄的策略，不顾及手足之情，将有不法行为的藩王尽行废黜，废周、齐、代、岷四王为庶人，湘王自焚身亡。诸王尽管有不法行为，还是建文帝的叔辈，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嗣，建文帝可削其护卫，改换封地，或迁徙进京，建文帝却将他们贬为庶人，各王兔死狐悲，唯恐自己不得善终，中央与各藩王的矛盾彻底对立。在靖难之役中，各路藩王无一人支援朝廷，可见建文帝在宗室中处境尴尬，谷王朱橞在燕王起步后迅速撤离藩地宣府（今张家口）来到南京，在燕军兵临城下后献金川门，迎朱棣入城。

在削藩意图过程中，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年龄在宗亲中位列第二，建文帝将其废黜，令燕王及诸王极为震惊，遂有反意。建文帝元年五月是朱元璋的忌日，各藩必须进京。朱棣认为此行凶险，派三个儿子祭拜，以示无谋反之心。齐泰与魏祖辉认为应该扣留燕王三子，作为人质控制燕王；而黄子澄认为应当释放三子，麻痹燕王，表明朝廷并无削藩之意。黄子澄的建议实属书生之意，已经废黜四王，逼死一王，周王之废已经惊动燕王，如何去麻痹？但是建文帝最终采取了黄子澄的建议，放燕王三子回封国，失去了制衡燕王最后的机遇。同年七月，燕王起兵，一件轻松解决的小事演变成了动摇国本的军事叛乱，黄子澄率出昏招，可谓罪无可赦。

二、战略的失误

燕王起兵后，以一藩之力对抗朝廷的中央军，建文帝屡次听信黄子澄、方孝孺的错误建议，葬送大好局面。

燕王起兵后迅速控制了北平地区，随后占据保定，控制区域不过今北京、保定等地区，朝廷派老将耿炳文率军讨伐。燕王久经沙场，掌握的皆为精锐，在正面战场大败耿炳文。耿炳文善于坚守，死守真定（今石家庄市正定区），燕兵于是撤军。此时，战略局面对建文帝极为有利，他可以从全国范围的内调集兵力、粮草围剿燕王，燕王兵马虽然精锐，但是资源毕竟有限，倘若坚持消耗战，难以维持长久。此时建文帝再度犯下错误，他听信黄子澄、方孝孺的建议，令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成为主帅。李景隆是开国功臣李文忠的儿子，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军事能力远不及戍守边塞的燕王，六十万大军毫无招架能力，明朝精锐力量荡然无存。满朝文武大臣建议处斩李景隆，但是建文帝只是将其召回，在燕王兵临南京城下之际，李景隆与谷王开城门投降，可谓讽刺。

此后，燕兵节节胜利，兵临城下。方孝孺却建议建文帝死守社稷，此时的燕军孤军深入，其所控制的区域不过河北一带，兵马是燕军和宁王朱权所部，绝大多数地区归朝廷控制，倘若建文帝撤离国都，诏令天下讨伐燕藩，断不会将江山拱手让出，最终建文帝自焚于皇宫（一说出家逃离），明朝皇位嬗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燕王朱棣雄才大略，执政能力远强于朱允炆，靖难之役的成功对中国进程的积极作用更大。

就事件本身而言，建文帝用人不当，激化宗室矛盾，原本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引发了全国性的战争，给刚刚恢复的明朝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黄子澄、方孝孺等文官书生意气，在国家政务方面一塌糊涂，一错再错，可谓误国误民。因此，我们在观察历史时，要站在当时社会的角度，探究其对社会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后世对方孝孺、黄子澄等人不乏褒奖之意，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葬送了建文帝的政权，为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可谓罪大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