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五胡乱华”是永嘉之乱到十六国时期的北方混乱历史，五胡是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民族，实际上当时进入中原的民族并非只有五个，还有乌桓等。对于五胡乱华的性质，许多人是分辨不清的。有的人认为这属于外族入侵，并且导致中国差点灭亡；另外一些人认为，五胡都属于中华民族，因而十六国时期属于内战。到底哪一种观点正确呢？

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长期对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在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原本生活在内地的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百越、巴蜀逐渐融合成为了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而居住在东北、大漠草原、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也逐渐壮大起来，并且一次次地侵扰内地。

我们以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游牧民族的南下的确属于外族入侵。为了保护农耕经济，稳定边疆，中原王朝就会修建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侵扰。在长期的对峙当中，也就出现了民族迁徙的现象。有的汉族人为了逃避中原的赋役而迁出内地，逐渐成为了游牧民族，有的游牧民族臣服于中原王朝，逐渐融入中原生活。

在汉朝时期，南匈奴臣服于汉朝，为汉朝守边，成为了汉朝的重要军事力量。到东汉末年，匈奴已经南迁到了黄土高原一带。曹魏时期，将匈奴编户齐民，开始向匈奴征兵征税，而匈奴人也大量成为了佃农，甚至沦为了奴婢。于是，匈奴就逐渐从游牧转为农耕，改汉姓，逐渐融入汉族。在西晋后期，发起了“永嘉之变”的刘渊就是匈奴人，但是匈奴这时候已经居住在中原好几代了。而羯属于匈奴分支，如代表人石勒，其家族也汉化。

西晋时期的民族迁徙

鲜卑和乌桓，属于东胡系列的民族，位于中国东北。乌桓早期被匈奴奴役，后来又联合汉朝对付匈奴。击败匈奴后，汉武帝允许乌桓南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一带，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于是乌桓成为了汉朝子民，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东汉末年，乌桓乘机劫掠内地。曹操灭袁绍后，就将乌桓进一步内迁，并在乌桓征兵，得到“天下名骑”。这些内迁的乌桓，后来都融入了汉族，而继续留在塞外的乌桓，就融入了鲜卑。

羌族和氐族，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和周边一带，是和汉族是同根同源的民族。可以说，羌族就是停留在游牧阶段的炎黄子孙。两汉时期，汉朝为了保护河西走廊，就出兵河湟谷地，和羌族交战，最终在占据此地。汉朝击败羌族后，就将大量的羌族迁徙到河西走廊，成为了汉朝征兵和徭役的对象。三国时期，董卓的许多军队就是羌族人。可见，这些羌族也成为了汉朝多民族的一支。氐族是一支古老的民族，“称盘瓠之后”，来自于西南一点，后来和冉駹夷、白马羌融合，成为了羌族的一支。早在汉朝时期，就在氐族地区设置武都郡，对氐族编户齐民，征收赋役。

羌族

综上所述，除了鲜卑族之外，匈奴、羯、乌桓、羌族、氐族五大民族早在汉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汉朝居民，甚至已经纳入了国家户口，并且为国家提供赋税、徭役、兵源。正因为此，我们才说汉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了西晋时期，许多居住在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已经趋向汉化，民族融合十分明显。因此，“五胡乱华”就不能说是外族入侵，例如美国黑人引发的暴乱能叫外族入侵吗？

到了西晋时期，居住在内地的少数民族数量已经十分庞大。江统《徙戎论》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根据《中国人口史》的推测，在三国版图内的少数民族数量就有190多万。当时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大量的游牧内迁，有利于增加北方户口，对于恢复北方的经济是有利的。

但是西晋并未大规模建立地方学校以教育这些民族，使得这些民族“野性难改”。游牧民族喜欢迁徙，其性格刚烈，不向汉族那样温和顺服，因而遇到压迫就会有反抗。早在东汉时期，羌族就因为东汉过于严重的剥削而骑兵反抗，引发了三次“羌患”。西晋时期，世家大族对下层百姓的压迫更加残酷，许多百姓失去了土地，成为了佃农、部曲甚至奴婢。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游牧民族沦为了佃客奴婢，如此《晋书》载：“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