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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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一个城市发展的“活化石”。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亦保留了众多历史地名。元代安西王的出镇与大量蒙古军民的迁入，也使今西安地区保留了一些受蒙元历史文化影响的地名。这类地名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直接受蒙元时期历史影响而保留的蒙语地名，如泘沱等；另一种为后世对蒙元历史追忆而起的地名，如斡耳垛等。安西王及其王府的巨大历史影响力，以及之后蒙汉民众的和谐交融，均使得这些受蒙元文化影响的地名保存至今。这些独特的地名不仅对研究元代关中地区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亦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

关键词：西安；蒙元；地名；安西王府

截至20世纪80年代，西安有建于民国之前的街巷坊里358个，建于民国前的自然村更是多达877个。但至今存留最多、为人熟知、且被广泛研究的多为受周秦汉唐文化影响的地名，而被蒙元文化影响的地名则往往容易被忽视。作为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蒙元政权与它的文化不可能不在西安地区留下影响，而“地名是‘活化石’，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关方面的真实记载”。通过对西安受蒙元文化影响的地名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安的多民族文化结构的形成，又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蒙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

一、元代西安蒙古军民的迁入与泘沱地名的思考

元代关中地区虽然失去都城地位，但仍以“臂指陇蜀”的重要战略地位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因而元代关中地区部署有两种蒙古驻军：一是安西王所领的宗王蒙古军队；二是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所领的探马赤军。

至元九年（1272），皇子忙哥剌受封为安西王，出镇关中，“统河西、土番、四川诸处”，成为“元朝在我国西北西南的最高统治者”。而与安西王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部众属民以及大量的蒙古军。《史集》载：安西王拥有蒙古军15万，虽然这15万蒙古军人不可能全部驻扎在关中，但“随安西王出镇关中蒙古军队比不在少数”。除宗王之军外，元世祖在“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之地设立都万户府，以蒙古军与探马赤军驻守。李治安先生认为：“‘河洛’指黄河中游与洛水一带，大体囊括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在关中的屯驻地和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在洛阳附近的屯驻地。”由此可见，关中地区也有大量都万户府的探马赤军。而关于探马赤军是蒙古人，还是色目、契丹等其他民族，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问题，学术界虽然进行了长久的争论，但探马赤军中确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这一观点，得到了杨志玖、李治安以及日本学者大叶升一等大部分学者的认可。综上所述，元代关中地区、特别是今西安地区有大量蒙古军士屯驻。

此外，大量蒙古移民也在今西安地区集聚。蒙古向来就有士兵家属随军而行的风俗，《蒙鞑备录》载：“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拏而行，自云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黑鞑事略》亦载：“其头目民户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后来这一风俗逐渐发展为“管理军人家属，替军人筹办军需和一切作战物资”的奥鲁制度，即蒙古军士出征，其家人亦组成“奥鲁”随军而行，进行生产。由此可知，当时西安地区除了驻扎的蒙古军士外，还有相当部分军士的家属。另外按照元代军制，“蒙古军即营以家”，《元史》亦载：蒙古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因此，蒙古士兵不仅以军营形式战斗，战后也以军营形式生产。为了安置前来驻守的蒙古军士及其家属，也为了更好的供应军事戍守，镇压当地汉族民众的反抗，维护蒙古统治者的统治，一大批蒙古军民聚居进行生产生活的场所开始出现。

元代西安部分地区也有较好的牧业生产条件，如金泘沱、马泘沱等地平坦且有良好水源，部分地区亦“所有营盘草地极广”，这些均为蒙古军民的牧业生产提供了条件。此外，这一时期元政府在陕西积极进行屯田，包括“终南九屯，渭南一十六屯，泾阳九屯，栎阳九屯，平凉五屯”，其中今西安地区就有大量蒙古军民屯居，如周至县青化乡的泘沱寨“元初将驻军转入地方屯田，其军携家带口，战时为兵，平时为农，游牧之风未脱”。屯田的进行使泘沱内的蒙古军民逐渐也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与汉民的交流往来也越来越多，民族之间的隔阂也逐渐打破。

由此可知，元代今西安地区曾有较多蒙古军民居住，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军事化、单一民族化的聚居方式，既进行军事防卫，又从事经济生产。关于这些军民的居住地，目前有部分学者认为今日西安地区的泘沱（亦读写作乎沱、窟沱、骨都、扶沱）是元代蒙古军民的聚居地，并将泘沱与蒙语“qota”相对应，如王宗维先生指出：“浮沱为蒙古语集镇之意，如今称‘浩特’。说明这些地方当时是蒙古军民聚居之地。”辛玉璞先生认为：“蒙语称水边的村镇（泛指有人定居之处）为‘滹沱’，汉族亦采用这一称呼。”刘轩孑亦认为：“泘沱，指水汽磅礴的样子，在蒙语中意为‘水边的村镇’，有关地名大多得名于元代，如‘泘沱寨’‘马泘沱’‘金泘沱’‘沙泘沱’。”这一观点流传极广，不仅地方政府对此表示认可，而且《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西安市灞桥区地名志》等地方史志也采用这一观点，部分语言学、历史学及民族学学者也认可与引用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qota”仅为城子之意，从字面上与水边并无关系，但根据对西安泘沱村寨地理条件的分析以及对当地人的采访，多数泘沱均位于水源条件较好的地方，如安西王府北的泘沱寨（今未央区谭家乡）北望渭河、东临浐河；雷家泘沱（今雷寨）则在东城河附近；泘沱寨位于清水河附近；军泘沱则位于剪子河入滈河处等等。

但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元代文献直接提及所谓泘沱的建立，且西安地区现存如金泘沱、马泘沱等泘沱村寨也多最早见于清代文献。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西安泘沱地名与蒙语无关，且河南、山西、河北省亦有与蒙语无关的泘沱村寨存在，但其也未能拿出实际证据证明为何在中国的众多泘沱地名中，只有西安地区的泘沱有来源于蒙语与蒙古驻军的说法，且为人所广为流传。笔者对西安市区现存最大的三个泘沱村（金泘沱、马泘沱、沙泘坨）进行了走访，当地民众对于泘沱的来源也多不了解，仅限于之前村口石碑（当地政府立）上的记载（即泘沱来源于蒙古语，与蒙古驻军有关）。因此，关于西安泘沱地名是否为蒙语音译，其是否与蒙古军民有关，目前仍需要新证据的搜寻与进一步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泘沱不是蒙古语，不是蒙古军民所建，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有泘沱地名的地区中，只有汉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都西安地区的泘沱地名有来源于少数民族的蒙语与蒙古军民的说法，且为地方所认可，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

二、西安与安西王府有关的地名

元朝灭亡后，在安西王府的旧址周边兴起了众多汉族村镇，他们对元代安西王府的历史记忆并没有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因而在对村镇的命名上仍受安西王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斡耳垛”一名的沿用；二是地名中以“街”“门”之名代“村”现象的出现。

（一）“斡耳垛”一名的沿用

“斡耳垛”（又称斡鲁朵），为蒙语词汇“Ordo（n）”的音译，意为宫殿。日本学者箭内亘认为：“斡耳垛之原义，亦非单指住宅或帐篷者，实指君主、酋长、长官等之住宅或帐篷者也。”至元九年（1272），安西王忙哥剌出镇关中，于京兆府城外另建安西王府。这不是一座简单的王府，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安西王斡耳垛“东西二墙基南北长各603米，南城基542米，北城基较南墙略短，长为534米，周围2282米”，与元大都正殿大明殿相比，“安西王府正殿殿基，无论长度、宽度还是高度，均超出了皇宫正殿殿基”，可谓规模宏大。马可波罗亦称：安西王府“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蒙兀儿史记》亦载：“关中父老望之眙目怵心，以为威仪之盛，虽古之单于无以过也。”此外，安西王府及其周边还有大量的驻军以及诸如团楼等军事防卫设施，故陈子怡称：“斡耳垛在当日既为一宫，且包兵卫在内，实即一宫城也”。由此可见，安西王府集政治、军事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是当时川陕陇地区真正的权力中心、蒙古统治者的权力象征。此外，其还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元初地方藩王权与中央皇权之间的矛盾，以及蒙古贵族为维护统治而防范汉化的心理”，因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元朝灭亡后，安西王府也逐渐荒废，但人们并没有因政治、民族因素而将斡耳垛之名抹*，因而使得安西王府附近地区“斡耳垛”的称谓一直流传下来。《肇域志》载：“安西王城，在府城东北二十里。元世祖以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开府京兆，镇秦防留凉之地，置城，今俗名斡耳朵，故址尚存。”清嘉庆《咸宁县志》载：“斡耳垛社：龙首原，南自韩森社迤北，又北入沙谷堆社东北，入午门社。”光绪《咸宁县志》载：安西王府旧址“今名其城为阿尔垛，即今斡耳垛社，故址犹存”。至民国时期，斡耳垛社依然存在，根据西京筹备委员会陈子怡的考察走访，当时斡耳垛社内共有19个村，虽然“斡耳垛社中各村，不尽为原来之斡耳垛地”，且有自己村庄的专名，但它们皆被他人称为斡耳垛。而成书于1936年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则载“孟家街、秦家街······以上十六村统名斡耳垛”。此外，还有“斡耳垛13村，家家户户卖凉粉”之说法。关于斡耳垛社出现了13、16、19村的不同说法，这应该是各村迁移合并后形成的结果，但无论怎样变化，斡耳垛社的各村仍然被大众“以蒙语统称作‘斡耳垛坊’”。

当年斡耳垛社所辖的19个村庄经过裁撤与合并，如今仍存12个（如图1）。通过这12个村庄的分布范围，可以看到安西王斡耳垛的影响力之广，致使在安西王府消失数百年后，斡耳垛的名称依旧存留。如今，虽然斡耳垛社与斡耳垛坊的建置已经不存在，其下辖的十几个村也不再拥有“斡耳垛”的统称，但斡耳垛的名字仍然保存了下来，在元安西王遗址周边至今依然有斡耳垛小学、斡耳垛实验幼儿园等，可见这个古老地名的强大生命力。

（二）以“街”“门”代“村”现象

受元安西王府影响的地名不仅有“斡耳垛”，明清时期在安西王府附近兴起的村镇之名也深受其影响。安西王府周边曾有大量蒙古驻军，元朝灭亡后，“西安附近的许多蒙古移民失去了依赖，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余大部分被明军捕获的蒙古俘虏或被整合集中屯田，或迁入内省，自耕自食，曾经的游牧民逐渐转为农民。与此同时，大量汉民也开始在昔日蒙古人的据点区定居，明清时期，安西王斡耳垛附近兴起了许多汉族村庄。

安西王斡耳垛虽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权力象征，但迁移而来的汉族民众并未因此否定和抹*这一段历史，“明代，尽管这一带已成为农村，仍因原为街市，分别名石家街、尹家街、秦孟街等五街”。这些明清时期形成的村庄的名字中处处可见安西王府的影子（如表1）。

从上表可以看到，这些明清时期在安西王府附近兴起的村庄，多以街、门命名，与其他内地村庄多以村、庄、寨、堡等命名方式不同。其原因在于这些村子所处的地方为安西王府内的街、门遗址处。正如王宗维先生所指出的：这些村民“是元以后陆续从别处迁来，定居于此，而不是元代居民”，且村民为汉族而非蒙古族，但他们并没有抹*这里曾为游牧民族统治者府邸的史实，以地名的形式保留了这一段历史。在安西王府荒废后的数百年间，这一地区的居民与大姓家族均发生了变化，如明嘉靖年间由李氏主导的李家街变为清道光年间由尹氏主导的尹家街，但其地名始终以原来的街、门命名，可见安西王府对这一地区深远长久的影响。

三、蒙元文化地名长期传承的原因

“及元灭宋后，元代的屯田事业不断的发展，军士解职为农者不断增加，这样表现元朝特征的一批地名相继出现。”元朝灭亡后，诸如斡耳垛等具有蒙元文化特色的地名，不仅没有因为其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被汉民所舍弃，反而保存至今。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归为以下两点：一是安西王的巨大影响力；二是蒙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

无论是具有争议的泘沱还是斡耳垛及其下辖的杜家街、尹家街、秦孟街、董家门等地名，均与安西王的出镇有关。安西王在元前中期的影响力可谓巨大，首先，安西王控制陕西、四川、甘肃等广大地区，其“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并兼管怯怜口民匠总管府、织染提举司等机构。安西王的出镇致使“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二十七年间，陕西四川行省竟然因安西王相府的替代而被废罢近八年，接近这段时间的三分之一”。此外，安西王财力雄厚，“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盐池皆置使，督其赋悉输王府”。安西王忙哥剌更是“颇受人民爱戴”，且“诸侯王、郡牧、藩酋，星罗棋错于是间者，靡不舆金帛，效马献琛，辐辏庭下，勃磎竭蹙，如恐于后”。由此可见，安西王势力的强大，不仅是陕西乃至四川、甘肃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更是元代君主皇权的巨大威胁。相比于忽必烈在内地分封的其他宗王，安西王势力存在时间较长，且影响力最大，在元代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贾晞儒认为：“当一个普通名词作为某个地理实体的代码，并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它就被个性化了，跟它所标记的那个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转化成为个别的概念。”正如安西王势力虽因皇权的争夺而被消灭，安西王府也在元朝灭亡后逐渐荒废，但安西王曾有的巨大影响力依旧存在，安西王府的壮丽也是当地史志中必载之事。此外，“安西王之历史，并不甚长，故此地别无遗迹可寻，只有斡耳垛一名词，及北面半壁旧址存在口碑，故至今人民尤得而称之。”历史文献的记载与后人们的口耳相传，使斡耳垛与这一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长安、咸宁二县，民多以故宫殿门阙名其居”，故安西王府及其相关事物也成为这一带村庄名称的首选，即使其中不乏附会讹谬之处，但斡耳垛等名称还是保留了下来。

除了安西王的巨大影响力，西安地区蒙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是促进蒙元特色地名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范玉梅认为：“地名告诉我们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个侧面。”许辑五先生更为具体地指出：蒙汉合璧的地名“充分反映出各族人民间的相处关系来”。而西安地区受蒙元政治、文化影响的地名均有蒙汉合璧现象，如斡耳垛社等，这充分反映出西安地区蒙汉两族群众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元朝政府为了巩固在汉地的统治，将大量蒙古军、探马赤军部署在关中、河南原等汉民密集的战略要地。起初两族民众之间存有隔阂，但随着各地军屯的进行，蒙古军士“与民杂耕”的现象也频繁出现。而随军而来，由蒙军家属组成的各个奥鲁“亦编间民屯，使之杂耕”。此外，为了让蒙古军民更好地进行生产，元政府更给蒙古移民“可使久居，且免每岁疫于奔命之役”的权利。蒙古军民通过屯田使关中、河南等地区初步出现了蒙汉民众“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这使蒙汉民众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北方人初至，犹以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的现象不仅在河北，而且在关中也广泛出现。

元朝灭亡后，大量蒙古驻军与移民未能撤回蒙古，故《蒙古黄金史纲》称：元顺帝“抛弃了三十万蒙古”。而散居各州的大部分蒙古民众也不愿返回蒙古，他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已与当地汉民“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而对于蒙汉民族的融合，明朝政府并没有抵制与排斥，反而积极鼓励推动。如明代法令规定：“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蒙古色目人氏，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果有才能，一体擢用。”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诸如斡耳垛等有着蒙古文化特点或受蒙元政治、文化影响的地名被汉民所沿用。与此同时，大量蒙古民众也在汉地村庄中生产生活，甚至“在西安方言中，有一些词据说自元代时蒙古语变化而来”。可见关中地区蒙汉民众的交流与相互影响的逐渐加深。

综上所述，在安西王势力的巨大影响以及民族交流与融合大势的推动下，诸如泘沱、斡耳垛等带有蒙古特色的地名，以及李家街、董家门等与安西王府有关的地名，不仅没有被当地的汉族民众所摒弃，反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

四、西安地区受蒙元文化影响地名的现状与保护

正如许辑五先生所指出：“一些地名，长期以来，一再转译或简化，到今天很不容易辩出它的原义来，再加上蒙古语在各个地区也有着一定的差别，这样就更增加了了解原意的困难。”在西安地区受蒙元政治、文化影响的地名中，杜家街、董家门等由于仍符合汉地命名方式，故不存在歧义，仍为人熟知。而由蒙语词汇演变而来的地名，却让很后世多人摸不着头脑。由于关于西安泘沱地名是否为蒙语、是否与蒙古军民有关尚有较大争议，故接下来关于受蒙元文化影响的西安地名的现状与保护主要针对斡耳垛。

安西王府遗址的发掘和安西王幻方的发现，虽然使斡耳垛遗址在学界大放异彩，但对于广大市民来说，斡耳垛仍是“西安最为诡异的一个地名”。随着近年来人们文化意识的增强，大众对斡耳垛的关注度也在提升，相关单位在斡耳垛遗址、斡耳垛小学等地建立了对其地名进行介绍的展板或碑石，《华商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等媒体也先后对斡耳垛进行过报道，介绍了它们的历史与现状，这不得不说是民众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虽然之前的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当前我们对于西安元代文化地名的保护和宣传工作仍需加强。首先，继续加大保护力度，在之后的城市建设改造中，要尽量保有其原名，不作简化与更改；第二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当前仅在斡耳垛遗址、斡耳垛小学等地设有展板与碑石，受众量较小，影响力有限。之后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制作或拍摄相关专题宣传册或纪录片；第三要积极与各大高校合作，加大对元代西安蒙古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的研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些年来西安地铁的建设，每一个地铁站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化图标（“一站一标”）与主体浮雕（“一站一景”）。地铁三号线的胡家庙、石家街以及辛家庙站，其在元代不仅临近安西王府，有蒙古军队驻扎，深受蒙元文化影响，且至清代仍属斡耳垛社的管辖之内，故可将其视为西安对于蒙元时代的重要“记忆”。故可在上述三个地铁站已建成的“丝路巨作”文化墙之外，适当增加安西王斡耳垛的内容，从而加大对后都城时代西安“西北重镇”的宣传力度，也促进对西安元代文化地名的进一步保护与宣传。

五、地名中蕴含西安的“蒙元记忆”

元代西安不仅有大量蒙古军民镇守，更有实力强大的安西王势力盘踞，这些游牧民在西安地区的生产生活，以及与当地汉民的交流融合，均被这些流传至今的地名所“记录”下来。西安地区目前保留的受蒙元文化影响的地名一共有两种：一是斡耳垛等源于蒙语，且在元代就已出现的地名，这类地名产生于元代安西王的出镇及蒙古军民的聚居戍守；另一种则是诸如杜家街、董家门、石家街等明清时期建于斡耳垛遗址之上的村庄名称，这类地名则源于新迁至此的汉民对于安西王府的追忆。上述两类受蒙元政治、文化影响的地名一直流传至今。至于泘沱地名，虽然目前关于其来源与建立仍然存在争议，但不同于其他省份，西安泘沱地名有着来源于蒙语与蒙古军民的说法，且被当地政府民众及部分学者所认可，这本身也体现了蒙元的历史文化对西安地区的影响。

关于这些受蒙元政治、文化影响的地名拥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原因，苏联学者塔吉诺娃曾指出地名具有稳固性的八个因素，其中“地名在口语中的广泛使用”，“地名已在文献中固定下来”以及“地名与具体人名、历史事件、经济和社会概念等有联系”均为地名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而安西王及安西王府的巨大影响力，以及蒙汉民族交流融合的大势，使这些受蒙元政治、文化影响的地名拥有了上述因素，因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延续至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老地名面临着被遗忘和抹*的威胁，虽然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形势依然严峻，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西安蒙元文化地名的保护工作，并且要在保护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媒体、地铁站文化墙等新媒介加大宣传，使更多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这些蒙元文化地名的历史，并积极参与到宣传与保护工作中来，将西安的这段蒙元记忆继续传承。

作者：张 博

来源：《唐都学刊》2020年第36卷第2期

选稿：潘 薇

编辑：杨 琪

校对：耿 曈

审订：杜佳玲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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