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张爱玲写出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

同年，张爱玲又写了《小艾》。

不过，这两部作品都没有得到认可。

为什么会这样？张爱玲晚年认为，主要是人为修改了很多情节。

以《小艾》为例，最初张爱玲构思是贫家女孩小艾仗着有几分姿色，试图通过肉体诱惑少爷，脱离自己的卑微社会地位。引诱失败以后，小艾被迫嫁给一个工人，却仍然想方设法的要发财，不惜走各种歪门邪道，尤其利用自己的身体做本钱。最终，小艾只获得人财两失，对生活绝望。

张爱玲自认为这种构思符合工农兵文学，也痛斥了旧社会的黑暗。

有趣的是，上级领导认为这种小说的导向不正确，将劳动人民出身的女孩小艾写的肮脏下贱，这不是侮辱工农兵又是什么？

无奈之下，张爱玲只得彻底改变了情节：“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最后与工人结了婚，苦苦挣扎之后，小艾才等来了好世道：一个被“解放了”的“新中国”。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会处于“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

前后的情节几乎完全相反，导致这部小说成为烂文。

写不出上级需要的作品，张爱玲还遇到了其他的麻烦！她毕竟是汪伪政权高官的前妻，也受到一定的调查，看看是否有卖国行为。

她的前夫胡兰成，则逃出上海赶到香港，随后偷渡到日本定居。

张爱玲内心深处，认可了胡兰成的行为，于是在1952年7月申请去香港读书。

大陆政府，尤其是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不是傻子，明白32岁的张爱玲读书借口，不过是忽悠而已。

虽然明知道张爱玲会一去不回，政府也没有过多的阻拦，允许她合法去香港。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果然是准备一去不回。

她的申请被批准以后，甚至为了保密没有告诉亲弟弟，只是通知了姑妈。

张爱玲告诉姑妈，从此以后不要来往、不要联络，两人之后几十年也再没有相见。

同前夫胡兰成一样，张爱玲先是到了广州，接着到达香港。

张爱玲去了香港，是大陆政府允许的，毕竟人各有志，没有必要强求。

关键在于，张爱玲去了香港以后却反咬一口，做出了一些反共行为。

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非常的现实，认钱不认人。

张爱玲到了香港以后，发现这里的英国人歧视华人，本地华人则歧视外省人，生活也很不容易。

没有其他技能，张爱玲只能仗着会一些英语，在美国新闻处做一个钟点工，翻译一些稿件。

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知道张爱玲的名气，知道她目前生活困难，对香港的看法也不好，就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

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反共宣传。如果张爱玲愿意同它们合作来攻击大陆，可以换取美国绿卡和一笔报酬。

于是，张爱玲连续写了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都是标准的反共小说。

《秧歌》讲述一个上海保姆月香，回到老家以后目睹大陆政府对农村的破坏，以及到处可见的饥荒。农民因为饥荒而抢夺政府粮库的粮食，遭到民兵开枪射击。混乱中，保姆月香的丈夫负伤后自*，女儿被踩死。月香落魄的回到家，目睹一个女村民放火烧毁村内的政府粮仓，自己被民兵赶入大火内烧死。

《秧歌》写于1954年，当时中国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饥荒，政府和农民也没有严格的对立。甚至因为土改中获得了土地，绝大部分农民非常支持政府。

张爱玲是上海官三代的大小姐，一辈子几乎没有接触过农村。她在1950年肤浅接触过上海周围的农村土改，而那时候政府的征税是不多的。贫农仅仅需要缴纳8%的粮食税，中农不过16%。这都大大少于以前，根本不存在《秧歌》里面政府对农民的重度盘剥。

可见，《秧歌》完全是虚构的作品。

有趣的是，同一时代的台湾也不允许出版《秧歌》。

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刚到台湾的时候，对农民征税较高，反而比较符合《秧歌》的描述。

《赤地之恋》也差不多，大学生刘荃与黄绢是一对情侣，经历了土改、三反和朝鲜战争等运动。

刘荃最终随波逐流，变为一个明哲保身的卑鄙之人。黄绢对男友一往情深，甚至不惜牺牲肉体多次救助他。最终，黄绢看清了男友的面目，选择离开大陆。《赤地之恋》中有大量对大陆社会的阴暗描写，除了黄绢以外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卑劣小人。

《秧歌》与《赤地之恋》都是用英文写作，后来才翻译为中文。写作技巧拙劣，文笔粗陋，同张爱玲以往作品有很大区别。

晚年的张爱玲也直言不讳，说《秧歌》《赤地之恋》都是被迫写的宣传品，甚至《赤地之恋》是美国人写好大纲和主要情节。

美国方面也对这两部作品大肆宣传：《秧歌》是一部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