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珩 1929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县长山岛，今长岛县。评剧作曲家，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47年6月参加革命，1985年6月离休，辽宁省地专级待遇。

担任《小女婿》《小二黑结婚》《小姑贤》《杨二舍化缘》《宝玉和黛玉》《杨三姐告状》等百余出剧目作曲（音乐设计、编曲、音乐整理）。曾获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化部音乐创作奖及省市多次音乐创作奖、政府奖。出版《评剧音乐概论》（合作），《韩少云王其珩评剧唱腔选》《韩少云书画集》《永远的小河流水》《韩少云唱腔集》（录音）《回眸 评剧艺术家韩少云的艺术人生》。1985年，出席全国第四次音乐家代表大会，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建了中国戏曲音乐协会。

先后在东北评剧实验剧团、辽宁戏曲剧院、沈阳评剧院从事专业作曲，曾兼任艺术室副主任和副团长等。沈阳市委市政府于2000年授予“荣誉文艺家”称号。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于2011年授予“终身成就奖”。现为中国聂耳冼星海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化发展促进会评剧联谊会名誉会长，曾任东北教育工会执行委员，中国音协辽宁分会常务理事兼戏曲音乐委员会主任委员，沈阳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阳市文学艺术惠民大学名誉教授。

壹

2020年10月29日，王其珩在沈阳市铁西区的家中接受采访，从自己小时候讲起——

我是山东蓬莱长山岛人。海岛是比较闭塞的地方，交通不方便，我小时候，要从这个岛到另外一个岛，得赶上有船经过。

我为什么搞了音乐？这跟我妈妈有关系。

妈妈没有文化，但她有个特点，你拿书本她非要看一看，有时候还叫你念一念。她说妇女也该上学啊！干家务时，她总不断哼唱着小调。那段“苏三离了洪洞县……”京剧唱腔，不知啥时候也学会了，这应该是妈妈春节看大戏的收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晚饭后屋里点上了小煤油灯，她开始催我睡觉，我一时半刻睡不着，妈妈就拍着我睡，同时唱起来了。在我记忆里妈妈经常唱的是山东民歌《跑四川》，有时也唱《苏武牧羊》，唱得特别有感情有韵味。妈妈给我做了音乐的启蒙教育。

我六周岁时，我们家出了很不幸的一些事情。我、姐姐、妹妹，出痘疹。我妹妹痘疹转肺炎，当时没法救，妹妹就那样走了。再就是我姥爷，是个渔民，也在那一年，半夜在船梆上睡觉，被一个浪打到海里。为了换环境，父亲带全家过海去了安东（现丹东）。到了安东，开了眼界。现在回想，家乡也有可留恋的地方，有时能看到海市蜃楼，但在文娱上只有春节那一阵子有响动，春节一过，就又归平静。

王其珩青年时期。

1937年我在金汤小学读书，学校的后门正对着安成舞台，里边演出，声响能飘出场外，这对我是一种引诱，为了看小科班的练功，我起早赶去看，早晨戏院的大门是敞着的。放学后大轴戏还在唱，我为了看大角的演出，给把门的角八分的就进去了。日久成迷，开始设法看整出戏了，在安成舞台演出的唐韵笙、白玉昆，在满洲舞台演出的小杨月楼，在永乐舞台演出的王芸芳、绿牡丹、李万春，在永安舞台看的评剧演员李银顺、李桂荣、碧艳霞，以及上电影演出《海棠红》的白玉霜等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我当时虽属年幼孩童，但在戏中的故事里，学到书本中没有的文化和历史知识，特别当我学唱时，初步明白了辙和韵是怎么回事。这对我在学校的文化成绩一直较好，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四年级时，学校进了一套铜木管乐器，我抢着学了黑管和小号，这是我学二胡等民乐后的又一收获。

20世纪40年代，我父亲在通化汽水公司做经理，以此身份掩护李剑云（曾任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去世）等我党地工人员。一次，我从“国高”学校回家，李剑云拿着鸟枪做掩护，带我走进小树林讲*和朱德的故事，还教我唱了*之歌，这应是一次党课吧。

1946年春节后，全家搬回安东，我接着读书，被选为学生会的风纪部副部长。因国民党腐败透顶，又开除我们的一个同学，全校游行示威，基本停课了。国民党一撤退，我立即报名参军，进入建国学校，学习后，分配到安东市文教工作队当演员，拉二胡。

贰

2021年3月24日上午，在家中，王其珩老先生从鲁艺第四团讲起——

1947年末，我加入了鲁艺，就是张庚率领的鲁艺第四团。丁鸣把他用的板胡交给了我，这是我从未摸过的乐器。

这时团内重点进行“三查三整”和业务学习。转年3月，全团行军奔向辽南行政公署所在地瓦房店，我负责一个小组进村搞“互助合作”的宣传和审视春耕生产中的问题。

1948年6月下旬，我们换了军装，进入大连市，在那里接触到还未撤离的苏联军人，我们之间可以接触交谈。

张望、夏风在这里搞了美展。演出剧目有张庚创作、陈紫作曲的《永安屯翻身》和胡零创作、刘炽作曲的《火》，演出效果非常理想，帮助演出的一批学生参加革命进入四团。

8月回安东，加紧排练《杨勇立功》等戏，迎接沈阳解放。

沈阳1948年11月2号解放，我们4号进沈阳，后面一团、二团、三团和音工团陆续到沈。很快定下来，给我们一个大楼——中山楼，在中山公园旁边，我们到了以后，把“鲁迅文艺学院”的牌子挂起来。

这个时候，开始准备演《白毛女》，在沈阳文化宫演的。郝汝惠担任指挥，演员、乐队和舞美人员皆从几个团里抽调，我被调入拉板胡。《白毛女》这个戏，让我特受感动，有好多场流着泪演奏。每次散戏后，我都能看到贝司手朱迪和长号手唐洪云的眼圈也红了。

1949年，组织把我调到皇姑车辆厂体验生活、搞辅导，其间，我和积极分子合作写了一个小歌剧演出了。我回团向团长张水华如实做了汇报，他微笑着看着我说：好，继续努力吧。

鲁艺文工团副团长是马可，他住在中山楼阳面很小的一间屋子，就一张桌子一张床。有时我带着问题叩门进屋，我曾问他：你怎么写的《白毛女》？他给我讲《白毛女》，比如：哭。杨白劳死的时候，哭从哪里来？他说，他经常看到妇女在家中死人的时候怎么哭——（哼唱），他给我讲，音乐都从现实中来……

马可对我在音乐方面的表现有所了解。1949年，有个小歌剧作曲，安排乐队两个队长帮我一起搞。接着又跟着延安来的老同志参加了歌舞活报剧《保卫世界和平》的作曲。1949年上半年，我参与搞了两个作品，都出版了，其中一个《师徒订合同》我还保留着，这是我第一个作品。从那以后，自己也增强了自信心，边干边学。

这年，马可写了《陕北组曲》，有板胡领奏，又把我用上了。我借着马可的管弦乐，去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文代会。同时还参加了苏联乐曲的演奏，吹黑管。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演奏洋乐器。

“鲁艺第四团”。

还有一件我忘不了的事，就是梅兰芳先生剃须后的第一场演出就接待了我们，我看了他演的《霸王别姬》，他和刘连荣合作。

朝鲜战争一打响，东北局决定鲁艺搬家，从沈阳搬往哈尔滨。安波带着我（代表戏剧部）和马文启（代表美术部）到哈尔滨落实校舍。全院到哈后，我们一边炒面支援前线，一边排《星星之火》，我仍然演奏板胡。

1951年1月11号（农历1950年腊月初四）《星星之火》演出，并成立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抗美援朝‘鲁迅号’飞机捐献委员会”，出售《星星之火》歌选。此“歌选”现在我还保存着。

1951年上半年，鲁艺实验剧团带着《星星之火》歌剧去了沈阳和大连演出。回哈后，鲁艺有了大的变化，塞克和安波为首在沈阳成立了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团大部分同志跟着调去了，我和张文鸣、张正治留校进入艺术室音乐组进修，并立即接一个新任务，全组为刘相如创作的《祥林嫂》作曲，年终由戏剧系学生演出。

1952年春，在沈的东北戏曲研究院向在哈的鲁艺学院借人，解决“三反”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我被派去了，做了东北实验京剧团“三反”工作队队长。“三反”任务完成后，回院参加教师思想改造运动。

不久，撤鲁迅文艺学院，以美术部为主体成立东北美专（即现在的鲁迅美术学院），以音乐部为主体成立东北音专（即现在的沈阳音乐学院），而鲁艺的戏剧部则由晏甬带领研究室大部分同志，调入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张守维、赵慧琛任研究室正副主任，张为任创作组长，夏阳任美术组长，我任音乐组长。

叁

2021年3月31日，王其珩从《小女婿》谈起——

1952年11月，《小女婿》剧组在北京获了奖之后，文化部派他们到几个大城市巡回演出，武汉、上海、天津，再进北京。

我们到戏曲研究院工作不多时，便听说中央要搞第二次会演。上级决定评剧要搞《小二黑结婚》，音乐创作把我和程光华（暂借）派上了，女主角还是韩少云演，男主角还是由演田喜的赵荣鸣演。程光华有经验，女腔由他写，男腔由我试着写，写完了中国唱片社来人，把我俩写的唱腔一起录成唱片了。这是我初学留下的印记。

我在《小姑贤》《小二黑结婚》《梁祝》之后，1954年接了《刘胡兰》的任务。因误以为自己已是评剧的明白人了，便自以为是，连身边的少云，也视若路人，不予沟通，结果失败。作为专业作曲，深感问题严重。经过反省，重新“作科”，弄清了问题。1956年再起步，一年间搞了《杨三姐告状》《祥林嫂》《宝玉和黛玉》和《啼笑姻缘》等四部戏，皆顺利过关，这年成为我一生工作的转折点。

1960年，评剧《洪湖赤卫队》的唱腔，作为“脱离传统”的典型，被省市进行达一年之久的批判。1961年，中央有关部门派著名音乐家、民族与戏曲音乐权威马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来沈考察《洪湖赤卫队》的问题。在辽宁宾馆，马可邀谈各方有关人士，看了两场“洪”剧的演出，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当时报纸上，对唱腔给予正面评价。此时，在沈主持贯彻“文艺八条”的辽宁省委文化部长安波在总结报告中谈到《洪湖赤卫队》，他简要地说：马可同志谈了，不再多说了。纵观这次对“洪”剧的批判，我以为是一次如何深入理解党的文艺政策的学习过程，对谁都是有益的。

1970年，我们全家“下乡”，1971年11月6日我被调回市里，分配到“样板戏”学习班，先排《红灯记》四场，由我给管弦乐队配器，演出通过后，让我参加评剧移植“样板戏”《龙江颂》的作曲工作，并宣布我为学习班的音乐组长和业务组成员。成立了由六七个同志组成的创腔组，大家唱，定下一句，我记录一句，大家把关十分认真。

《龙江颂》演出很受欢迎，群众对评剧如同久别重逢，赞不绝口，这是初期现象。时间长了，议论也多了，有一位工人在座谈会上说：“戏倒是好戏，看完后就像吃了顿没皮的饺子。”工人说话了，团里的同志也敢于发声了。

史指导员（军代表）严肃地找我谈话：“老王，不要有顾虑，你要大胆往评剧上靠，有反映我负责。我把韩少云调上来，帮你一起搞。”韩少云受命从少艺班来到业务室。我们拿到了《一捧盐》的剧本，分析研究后，只用两三天便把唱腔完成了。此剧一上演，全国观众反响——可听到评剧了。一时间各地评剧团纷纷到沈阳来学，《一捧盐》的唱腔，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

《一捧盐》之后，领导按“样板团”的规章明确了工作责任和创作排练的程序，音乐创作总体由我负责，具体包括——音乐整体布局、创作分工、最后定稿，但在最后定稿上要通过民主讨论。这是由我带来的鲁艺学风，我写的东西要首先带头试唱，试唱前我要先看看其他同志的作品，做到心中有数，若某同志的唱腔写得好，只是唱不到位，我将帮助说明，或帮试唱，以期通过。《海岛女民兵》的排练演出就是这样顺利完成的。

作为演员，要学四功五法，虽然很难面面俱到。而作为音乐工作者的学习重点则在唱腔上，因为唱腔是剧种之种，是各剧种之间区别的主要根据，实际上，文戏演员如果唱腔不好，其他方面再好也难有更大发展。不是说老观众看戏主要不是“看”，而是“听”吗？这就说明，唱腔是多么重要。

我初搞评剧的时候，有一个互帮互学的过程，我们学了老演员在板腔方面的知识和在运用方面的灵活性，而我们帮演员什么？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帮他们避免创腔的随意性和不经意中的落俗套。经过优势互补，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沈阳创作的唱腔，在创腔同志与演员、乐队默契合作下，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肯定和流传，沈阳评剧院的声誉也得到提高。

从《小女婿》的创作经验和以后创作的《家》《宝玉和黛玉》以及广播剧《沂蒙山人》等节目来看，它们已经属于当年刘芝明部长倡导的由地方戏发展起来的新歌剧。成为新歌剧，需要作曲家与一剧之本的作家密切合作，使剧本结构与音乐合拍，最后达到歌剧所要求的音乐结构蓝图，使剧作与作曲合二为一，成为一体。

关于这方面，我在合作出版的《评剧音乐概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写了《评剧唱腔的整体布局》，具体涉及三个方面，皆关联着剧作与作曲，即抑扬调剂、叙事与抒情、疏密得体。我与剧作家有过这种合作经历，做成了，戏就好排了。这样的方法作曲，还是二度创作吗？但作为大综合的戏曲艺术，导演和主演都应活动在音乐创作中。

我对戏曲，总体怎么看？我有一个看法，很多同志开始发掘古代文化——文字、诗词、对联，都在国学范围内。我们的京剧、昆曲等戏曲，作为国剧，就没列入国学。一字之差。国剧为什么不能作为国学？我说可以作为国学。戏曲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具有文化教育内容，有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而且不完全和正史一样的解读，有百姓的观点，这都是学问。中国的四大名著，在戏曲中都有，都是国学，国剧也是国学。学校如果有这么一门课，作一门学问，就会非常有利于戏曲发展，人民生活也会更加丰富多彩。

肆

2019年，我把我保留的鲁艺的很宝贵的一套资料，送回延安了。这套资料是1942年出的“鲁艺音乐部学习快报”，共四期，现被视为填补历史空白的贵重资料。

当初不知是哪位同志把此资料从延安带到沈阳的，可能感到全国即将解放，便把它当作无用的瓶瓶罐罐给扔进垃圾箱了。我去倒垃圾，一看，这是在粗糙的黄色草纸上用毛笔写的“快报”，是延安鲁艺的墨迹，是有历史价值的。我收起来，放在我的柳条包里，走哪带到哪。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怕年久有损，便按画心装裱了，自己也放心了。2019年，我90岁了，从19岁起保管这个资料达70多年，在捐赠仪式上我说：“它（资料）出生在延安，今天就让它回家吧。”与会许多同志被感动鼓起掌也流了泪。延安方面回赠我几万块钱，我说，这个钱我绝对不能作为生活费，咱们用这钱，以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和韩少云艺术研究会的名义出一套韩少云唱腔集，2019年在辽宁音像出版社出版了《韩少云唱腔集》，唱腔集主编是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和韩少云艺术研究会，茆梅芳和我担任顾问，肖博、王禾阳担任执行主编。

我现在写一个稿子。写什么？《小女婿》诞生70年了，这个戏，人们是百看不厌的。《小女婿》70年经过三次创作，1950年一次，1952年一次，1962年一次，今天演出的版本，是经过十几年以“三结合”的方式——领导掌握、专家参与、从业同志合作创作出来的。《小女婿》为什么值得纪念？第一，它是我们沈阳出品的，它是新中国戏曲现代戏中第一个上“金榜”的，这一“金榜”的获得，除因大家工作突出外，与安波、安西两位专家的特殊贡献是紧密相关的。1952年全国会演，一等演出奖只有四个，头名京剧《雁荡山》是我们沈阳的，第二个是上海的越剧《梁祝》，第三个是《小女婿》，第四个是京剧《三岔口》。现代戏，只有《小女婿》。新中国第一个真正打先锋、领先的、立得住的现代戏，是我们沈阳的《小女婿》。新中国第一个戏曲电影，也是我们沈阳的——我带队去拍的《小姑贤》。首个将话剧《杜鹃山》剧本改编上了戏曲舞台的也是我们沈阳评剧。我们得挖掘沈阳自己的东西。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赵威 王晓辉

编辑：王沛霆

责任编辑：张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