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午后，在台北国泰医院，诗人杨牧走完自己80岁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他在东华大学多年的同事须文蔚告诉我，在诗人弥留之际，他的夫人夏盈盈在耳边为他轻轻读了那首《云舟》：

“凡虚与实都已经试探过，在群星/后面我们心中雪亮势必前往的/地方，搭乘洁白的风帆或/那边一径等候着的大天使的翅膀//早年是有预言这样说，透过/孤寒的文本：届时都将在歌声里/被接走，傍晚的天色稳定的气流/微微震动的云舟上一只喜悦的灵魂”

那是一首杨牧写给早年朋友的悼亡诗，云的风帆，带走了生命，还有痛苦寂寞的诗篇，最终指向解脱的欣悦。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以他的诗作别诗人自己。

关于杨牧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剧照

在台湾诗坛最为人所知的诗人中，郑愁予和余光中，以他们晓畅的抒情性，入选中学教材最多，流布广泛；洛夫和杨牧，则以语言试验的难度，在创作界与学术圈，享有更高的地位。须文蔚告诉我，他们这一辈诗人，在聊到当代诗人时，常常开玩笑讲“诗神杨牧”，因为觉得他难以超越。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诗人中，只有杨牧没有跨海漂泊的经历。杨牧本名王靖献，出生于1940年日据时期的花莲，一个台湾中部崇山峻岭中封闭的小城。这意味着，杨牧没有比他稍早出生的那代诗人的乡愁，如果说有，也是面向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根底。事实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潮流中，一代诗人都是在古典与西方、后土与西潮之间展开他们的写作，只是在杨牧的诗歌中，那种纠葛或许更少，更为纯粹。

太平洋的波浪，还有花莲周围的山岭，一个时代的苦闷，成为杨牧诗歌写作的起点。很难想象，一个还在花莲中学读书的十几岁的少年，已经发表了大量诗作。杨牧在半自传性质的散文集《奇来前书》（奇莱山，正是花莲周围一座海拔3607米的险峰）中写道：“而其实我自己也写了很多诗了，恐怕不下两百首诗了，在十五岁和十八岁间，而且几乎全部发表过了：现代诗，野风，蓝星诗刊，今日新诗，海鸥诗刊，新新文艺，创世纪，海洋诗刊，文星杂志，文学杂志，笔汇。”

诗人杨牧

这些发表的作品，使他很快汇入台湾现代诗创作的大潮。杨牧回忆，蓝星诗社当时的扛鼎余光中，带他去见前辈覃子豪，与他一起讨论交流。而现代派的另外一翼：创世纪诗社的痖弦也早已通过文字与他订交。在2011年拍摄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中关于杨牧的篇章《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中，痖弦回忆：“那时候他已经有点名气了，当时的朋友谁写的最好就找谁，通过书信见面，完全通过诗来会友。我说，我最喜欢你两句诗：‘我从海上来，浪声满袖。’”

虽然与现代派两大诗歌团*好，但杨牧似乎并不热衷于诗歌活动。在台湾较早研究杨牧诗歌，并以其为硕士论题的佛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简文志发现，杨牧没有太多参与现代派的活动与经营，他自己也比较拒绝被归类。

那时的杨牧，更多是一个特立独行、沉浸在诗歌世界的少年。纪录片中，洪范书店负责人叶步荣回忆，在花莲中学读书时，有一次杨牧没来，写了一张请假条，事由是“苦闷”。苦闷促进了一颗高度敏感的诗歌之心，让他写下早期像《水之湄》一样富含浪漫诗风的代表作：“（寂寞里——）/凤尾草从我裤上长到肩头了/不为什么地掩住我/说淙淙的水声是一项难遣的记忆/我只能让它写在驻足的云朵上了”。

须文蔚回忆，他还在读中学时，就听过杨牧的一次演讲。那时杨牧还在美国教书，应邀回台湾讲学。演讲厅挤满了求知若渴的青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次演讲中，杨牧一直在讲中国文学以诗为传统，将这种抒情性的文学传统延续下来，是他最大的职志。听完演讲后，须文蔚跑去买了本《楚辞》来读。

1959年，杨牧进入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就读历史系，不久转读外文系。在东海大学的课堂上，他广泛阅读了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但为他日后的写作奠立更深影响的，还是当时在那里教书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牟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