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必的初心曾经有所动摇。

相对于福佑大唐百姓的初心，他更珍视辅佐太子接班和个人拜相辅政的初心。

何孚后来问李必：“你这么查案子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唐百姓？你真关心他们吗？”

李必无言以对。

何孚大笑：“被我说中痛处了吧！”

大灯楼里，李必做得最多的，是苦苦哀求龙波放过太子。

只有太子在，他才有拜相的可能。

幸好，大灯楼爆炸后，九死一生的李必及时醒悟，表示“职在查案，查明真凶才是忠于职守，我才能保护长安”。

算是找回初心。

但朝廷大臣并不个个都像李必，他们和初心愈行愈远。

天宝年间，朝廷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化解的死结。

政治上，使职差遣体制和原有的三省六部体制叠床架屋，事权不分，责权不清，无人负责。

经济财政上，赋税负担几乎全部落到小民头上，大量自耕农无法承受赋税徭役，被迫逃亡，成为流民。

军事上，节度使尾大不掉，军事力量内轻外重。

而这所有死结背后最大的死结，就是朝廷忘记了大唐开国建政时的初心——以民为本。

忘记初心的朝廷核心决策圈成员，必然承担不起将唐朝各项事业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的历史使命。

从圣人到林相，再到把林相咬下台的杨国忠，所有改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尽可能收敛钱财，解决眼前矛盾尤其是财政危机，而不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危冷暖。

户部小吏祝慈对落难圣人说的那句，“长安今日之繁华，已是在吸万民骨髓。然而，又还能吸多久”，无疑道出了天宝年间错误改革路线造成的最大恶果。

就连何执正、郭利仕这些人，一系列辗转腾挪的背后，也是为了让太子顺利接班，而非长安黎民安危。

暴恐阴云压城之时，李必曾问郭利仕：“那长安百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