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吴思远（左）为影评人罗卡颁发专业精神奖（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获得最佳亚洲华语电影奖（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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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晚上11时，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结束，比原定时间推迟了近半小时。人群逐渐散去，满满当当的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只剩下深红色的座位。顺着出口往外走，守候一夜的粉丝早已散去。沿着维多利亚港往西，是星光大道。

2003年5月23日，星光大道开始建设，为了表扬香港电影业界的杰出人士，仿效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杰出电影工作者的芳名和掌印均镶嵌在经过特别制作的纪念牌匾上，依据年代依次排列。2004年4月27日，星光大道举行开幕典礼，翌日向公众开放。2019年1月，经过三年扩建后，星光大道重新开放。

沿星光大道走到头，矗立着一座香港电影金像奖女神像，她仰头望天，手举金球，身缠胶片作衣裤，立在一块方形底座上，上书“香港电影”。

1979年，喜爱电影的陈柏生和同好一起办了《电影双周刊》杂志，强调深度访谈，不写明星八卦。杂志的目标读者是知识分子和电影行业工作者，对标法国的《电影手册》——这本杂志1960年代风靡欧洲的知识圈，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幕后推手。

当时，香港电影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新鸿基地产、缤缤时装、东方报业等部分新贵富豪集团入局电影投资，自租影院上映。李小龙带着武打片立足本土，辐射亚洲甚至全世界，成为一代巨星。许冠文紧随其后，与兄弟许冠英、许冠杰一起开创了全新的喜剧表演形式，极具票房号召力。成龙亦在1978年末初露头角，为下一代香港电影的延续和票房的提升带来可能。

同一时期，香港几大电视台竞争加剧，一批年轻的学院派导演纷纷从电视制作转投电影行业，推出处女作。徐克拍了《蝶变》，许鞍华拍了《疯劫》，谭家明拍了《名剑》。有别于从前的拍摄理念，他们的作品个人风格明显，在当时的香港电影行业形成一股潮流。《电影双周刊》等媒体效仿法国“新浪潮”，将这一现象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然而他们的作品没有在票房上取得成功，评论两极。

在各方合力下，香港电影保持昂扬的势头，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香港却没有自己的电影节，甚至没有电影人的官方组织。1981年11月，在一次《电影双周刊》的编务会议上，谈到每年搞的十大华语、外语片评选时，后来任《电影双周刊》总编的陈柏生说了一句：“我们可不可以搞大它。”于是他们弄了一个颁奖礼出来：召集50名影评人投票，第二年3月，在一家小戏院里颁发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男女演员等五个奖项。随后规模逐步扩大，渐渐成了今天的模样。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设立主要是为鼓励香港电影人，鼓舞他们的创作精神，从而让香港电影能够涌现更多佳片。香港电影金像奖并不接受所有的华语片参评，竞选的基本要求是一部华语片里面香港电影人至少要达到六位，这些条件是为了保护香港本土电影发展而设立的门槛。

《电影双周刊》已经在2007年停刊，但金像奖延续至今。在香港电影行业中，香港电影金像奖一直位居香港本土电影类奖项的顶端。由于香港电影一度在国内乃至亚洲创造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代表着对华语电影工作者的极高肯定。

眼前这座雕像所代表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是香港电影繁盛时期的结晶，她与香港电影一同经历了从顶峰到波谷的跌宕，见证了关于这座城市及其电影行业的所有等待、遗憾、收获、喜极、痛哭与平凡。

香港电影金像奖历经41年，蹒跚至今，“等”似乎成了这届金像奖的关键词。明星们在等，等着不到50米的红毯被回环曲折，化成五个采访区，走上半小时如同在玩探险游戏；粉丝们从前一天就开始等，等心目中的偶像从面前走过；91岁的胡枫拿了终身成就奖，唱起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都谢了”；郑秀文提名最佳女主角10次，历经20年终于获奖，她也唱“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都谢了”。

等新冠疫情过去，等金像奖重新颁发，等香港电影票房复苏，等香港电影重回黄金时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所有努力都已交付后，等待成了唯一能做的事情。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等待都有了结果。胡枫拿到了终身成就奖，和薛家燕跳着舞走下台。郑秀文等到了最佳女主角，举着奖杯大喊“我真的好开心啊！”路上行人摘了口罩，金像奖再次举办，香港电影多次打破票房纪录……而那些悬而未决的故事，就交给时间。

（实习记者刘欢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