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规矩也(1902-1980)，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书志学家。字士伦，号静庵，神奈川人。192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七次赴中国，以寻访中国古籍与和刻汉籍为主要目标。
长泽规矩也毕生致力于以中国文学及汉籍为中心的书志学(文献学)研究，所撰《现存明代小说书刊行者表初稿》(上、下)(《书志学》三卷三号及五号，1934)、《明代戏曲刊行者表初稿》(《书志学》七卷一号，1936)，对明代刻工研究，有开创之功；所撰《汉籍解题》，后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文献学研究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所撰《日本现存戏曲小说类目录》(《文字同盟》第七号，1927)、《家藏旧钞曲本目录》(《书志学》四卷四号，1935)、《家藏曲本目录》(《书志学》八卷三号，1937)、《家藏中国小说书目》(《书志学》八卷五号，1937)、《家藏中国曲本小说书目录补遗》(《书志学》十三卷一号，1939)等，首次比较全面地对日本所藏中国戏曲作了梳理，其成果后来为傅惜华所编中国古代戏曲之系列目录所吸收。
长泽与其他日本学者关于日本所藏中国小说戏曲文献的调查介绍，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1930年代初孙楷第东渡日本，在东京寻访中国通俗小说，完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胡适在为孙氏此书所作的序中这样强调:“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方才可以了解孙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说的使命的重大。”而孙氏东渡，得到了长泽规矩也直接的介绍与帮助。同样，1938年之岁末，傅芸子在东京访曲，也有赖长泽之力。从长泽所撰《民国时代之友》一文(1962)，介绍与胡适、郑振铎、郭沫若、马廉的交往，可见他与中国学界交往之一斑。郑振铎、马廉等人的戏曲小说研究，均有得益于长泽之处。
长泽规矩也曾写有《わが搜书の历史の一斑——戏曲小说书を中心に》一文，回忆自己收集戏曲小说的过程。晚年所撰《收书遍历》一文，又从不同角度回忆自己访书的经历。今以此两文为主要线索，参考《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共11卷)所录其它篇什，略就其时之背景作一补充说明，概述于后。从中也约略可见日本汉学之转型，以及中国俗曲之受关注的过程。
自幼就频频出入古书店
长泽规矩也从小由祖父龟之助扶育长大。龟之助毕业于长崎师范学校，主要通过自学成才，成为出色的数学家，并以翻译西洋数学书而自成一家。因编译教材之版税收入，家遂富饶。龟之助无子，赘寸美远(本姓后藤)作养子，是为规矩也的父亲；母亲长泽滋是家中的二女儿。规矩也出生时，父母尚是学生，故主要由祖父扶养长大。作为长男，规矩也尤得祖父珍爱。
祖父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成为一名数学家。入中学以后，长泽就明白自己没有数学方面的潜质，而是更喜爱文史。这又与祖父的影响有关。数学之外，祖父酷爱史书，喜欢朗诵诗文，尤其热心于收集和、汉历史和诗文书籍，而“唐本”则几乎是从不购买。祖父对长泽规矩也说:“要是数学不成，就做历史或汉文。”
从小学开始，长泽规矩也就是祖父的随从，经常陪着去神田的书店，挑书、买书，观听长辈的交谈。由于耳濡目染，长泽规矩也从小就热衷于此道。当时，一般人进入大学后，才会流连于书店，而长泽则从小学开始，就已经频频出入于古书店，开始按自己的兴趣购书、藏书了。所以，数学虽未学成，国文成绩却非常优秀。大正十年(1921)，他以文科甲等的成绩考入第一高等学校，志向是研究日本汉学史。
但是，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家中不慎起火，十余万卷藏书一时化为灰烬。失去了研究资料，长泽也想过是否转向专攻支那史。箭内亘先生等特地热心劝说。但“一高”的先辈仓石武四郎氏给予更热心的诱导，把他介绍给汉学家盐谷时敏、安井小太郎，从而改变了长泽未来的学术方向。大正十一、二年间，规矩也在盐谷青山的菁莪塾参加《文选》的轮读。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二年(1922-1927)，每个星期天都向安井朴堂学习经学。同时，还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专修科(夜校)支那语部学习汉语。就这样，长泽为将来专攻支那哲学科，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入大学之前，长泽对选择支那哲学还是支那文学，陷入了迷茫。东京大学的支那学当时招收哲学、文学两科学生。长泽规矩也对文学本无特别的热情，亦非擅长。至于哲学，他与仓石武四郎一样，不喜欢宋学。所以仓石把他拉到盐谷温在同心町的住处，为他作了介绍。当时，盐谷温是东京大学支那文学的第二讲座教授。因着这样的机缘，并不喜欢文学的长泽规矩也，只是因为讨厌宋学，选择进入了文学科。
盐谷温当时已经准备带大学院生，但尚无正式学生，所以就给长泽讲授为大学院生准备的《元曲选讲义》。为此，长泽规矩也从上海订购了一套影印版《元曲选》。这也是他买的第一部戏曲书。《元曲选》的受讲，成为他搜集戏曲小说书的开端。
长泽从大学到大学院生师事盐谷温时，正是盐谷温一生学术之鼎盛时期。而长泽涉足戏曲小说之收集与研究，实因盐谷温的影响。盐谷温主持《国译元曲选》，让学生演绎，在课堂上讲授讨论，长泽是主要参与人之一。
上大学以后，必须用到上海出的新书，若向文求堂等书店购买，价格太高。祖父说，他在上海有熟人，可请他代购。因而由祖父的旧知东亚公司桑野缔三氏作介，陆续从上海购书，仅收五分的手续费，远比文求堂便宜。所以长泽能够第一时间从中国获得最新的出版物。
当时家里给长泽规矩也的零花钱是每月二十元，而古书特别购入费是一百元。大部头的书，或在中京、京阪等处买的，还在这百元之外。这样的优裕条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事实上，长泽规矩也一生未尝为生计犯过愁。对于学术，更多的是基于兴趣，故而能使其学问始终保持着一种无功利的纯粹特性。这更是后人所难以企及的。
大正十四年(1925)九月十二日，大学三年级学生长泽规矩也，闲逛东京大学赤门对面的琳琅阁，主人向他推荐用旧报纸包着的宣德十年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二册，说此书系从日本故家散出，因虫蚀过甚，没有书店愿意收购，主人用十七元收下，愿以二十元转让。长泽此前还从未买过十元以上的古书，所以先借了回来。一查，乃是世间孤本，便欣喜地去给盐谷温看。又请教和田万吉博士，托池上制本所修补重装。装祯完毕，已是十月二十八日。付钱时，长泽对书店主人说，这是天下无双的孤本，价钱再高一点也没关系。但琳琅阁主人并未多收。结果以书价二十元、修补费十元得手。这是长泽毕生发掘的第一本孤本——他的书斋名双红堂，一半是因为此书。此书随后由盐谷温主持影印，于昭和二年(1927)公之于世。长泽则写了《明宣德刊本〈娇红记〉についての所感》一文，刊于昭和三年(1928)十一月出版的《斯文》杂志上(第十编第十一号)。
长泽规矩也从此正式踏入中国古籍收藏者与发掘者的行列。
七次到中国收购古籍
同年十二月，据名古屋的松元书店的目录，花四十元买了宽延刊本唐书八十二册，外加邮费。又由祖父陪同专门去名古屋松元书店参加展销会，收购了三重旭旦斋几本旧藏书。从别的书店买了贯华堂原刊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三十二册，七元；随带清刊本《玉娇梨小传》一元三十钱。此外，在京都买了巾箱本《第一奇书》八元，万治四年刊本《南华真经注疏解经》六元。
大正十五年(1926)三月，长泽规矩也从东大支那文学科毕业，进入大学院学习；研究题目为“支那文学の书志学的研究”。六月，为三菱财团的静嘉堂文库从事编目，并受托为文库购书(至1939年7月止)。静嘉堂文库自购得陆心源旧藏后，尚未编目，涉足此项工作，对长泽后来拓展日本书志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昭和二年(1927)六月，前田家尊经阁文库出售，得到了沐日堂刊本《尔雅注疏》、清初杨素庵刊本《天工开物》、明崇祯刊本《孝经大全》、明万历刊本《升庵先生文集》、板本节山旧藏写本《胡言汉语》等。这些购买经历，为此后长泽连续多年赴中国收购古籍，作了铺垫。
是年，以“孔子の祭祀に关する研究”为题，获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补助。八月，为调查研究而赴中国，滞留于北京。此时长泽的父亲作为技师被派遣到奉天兵工厂，因着这一层关系，长泽得以住在大仓洋行。
购得《孔宅志》、《阙里述闻》、《南工庙祠祀典》等，以及关于北京掌故的书，还有一些清初刻本戏曲小说。在北新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店的分店买了些新书，因为这些书在东京见不到。他个人当时尚未涉足古书珍本，也没有想到要买珍本。他为静嘉堂所购书有:号称是戴东原旧藏《明抄本授经图》二十册四卷，五十五元；殿版《日讲易经解义》八卷首一卷二八册，四十五元；抄本《满州祭神祭天典礼》六卷六册，六十元；内抄本《续通典考补》一册、《续通志考补》三卷三册(此书未曾刊行过)，六十元，等等。所谓的戴东原旧藏本，后来细绎，发现其中之藏章怪怪的，且不见于他处，抄录时间似也晚于其年代。这是长泽为古籍版本知识相对缺乏而交付的学费。
十月，龟之助突然去世(67岁)。长泽规矩也在北京停留不足两月，即从陆路急遽归宅。但内心依然恋着北京的天空。昭和三年(1928)一月末，再赴北京。从大一时参加“一高”的旅行团开始，他一生中共有七次赴中国。而从1927年到1932年，长泽规矩也每年都去北京，时间大都在二个月以上。
在北京期间，长泽规矩也主要为三菱的静嘉堂文库买书，同时也帮大仓洋行鉴定书籍。大仓家在大正六年(1917)买入了董康诵芬室的旧藏，正热心于中国古籍善本的购买，所以委托长泽代为鉴定殿版和宋版；静嘉堂则在得到陆心源的藏书后，有意以收书全备为目标，并不以贵重书为主要对象，所以长泽主要从书目·丛书等类中，选购《四库全书》收录而文库未入藏的书籍。为避嫌，长泽个人只购买文库不收的图书。他为文库所买多为大价码的书，而又不像中国的图书馆人员那样收取回扣(当时行规，一般收取十分之一的回扣)，所以大受书店的欢迎。这样，以三菱·大仓为目标，在长泽身边，北京的书贾附集如蚁，常常一早就被吵醒。
对戏曲小说情有独钟
昭和三年(1927)，长泽在正月末从东京出发赴北京，五月末因张作霖事件影响，受劝归国，其间有整整四个月滞留北京，一步也未出城外，每日以访书兼听戏度日。他从天桥请了白姓的胡琴师，上午到住处来教琴。又请人教唱，学习时调、大鼓、京调、昆曲的唱法，加入了所谓戏迷的行列。
长泽热衷于戏曲小说，事出有因。他酒烟不沾，大学时，陪盐谷温吃饭，屡被训叱:“不解酒味，能懂李白的诗吗?专攻支那文学却不能作诗!”长泽作文写诗，私下请安井朴堂删正，则又受朴堂的训叱。朴堂知其无诗才，婉劝道，有写诗的工夫，不如读点书；写诗，到晚年退隐之后也不迟。长泽年少气盛，颇不服气，因为盐谷温不懂唱戏，他便转而学唱戏曲，希望通过学唱戏曲、写戏曲，来出人头地。同样，他在大学二年级时(1924)，入东京外语学校速成科蒙古语部(学制一年)，也是想用盐谷温也不会的蒙古语来了解元曲语词。从这里可见长泽好胜的性格。
昭和二年(1927)秋，长泽规矩也在北京认识了马廉。这对他的戏曲小说收藏具有重大影响。马廉是北京大学教授，戏曲小说研究的专家，他的书斋名“不登大雅之堂”，以表示自己的趣味与传统学者有所不同。又因得到明刊孤本《平妖传》，而颜其居曰平妖堂。其时还因对“三言二拍”的研究，也受到日本学界之瞩目。马廉同时担任孔德学校总务长，实际主持孔德学校的事务。早在1925年夏，马廉为孔德学校从蒙古车王府购得数千册词曲小说。同年秋天，又为孔德学校购得清蒙古车王府旧藏之数千册钞本皮黄与俗曲曲本，次年请顾颉刚为这些曲本编目，载于《孔德月刊》第三、四期(1926年12月；1927年1月)，以故，“车王府曲本”之名遂喧传一时。
长泽规矩也是在车王府曲本名声初起的时候认识马廉的。结识马廉后，长泽经常往来于北河沿的孔德学校。马廉给他看个人及学校的藏书。长泽规矩也第一次目睹了车王府旧藏曲本，这引起了他对俗曲收藏的浓厚兴趣。在此之前，他在北京所买的曲本，都是普通的刻本或活字排印本，通过马廉和孔德学校，长泽了解到清代专门代钞书籍的书坊，并第一次见到了有名的“百本张”钞本，此后，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搜罗戏曲与俗曲，尤以人所不取的钞本曲本为目标。
次年，仓石武四郎以京都大学助教授的身份留学北京，也认识了马廉，当是通过长泽介绍。两人此前就蒙狩野直喜、盐谷温传授过戏曲小说之研究，此时又加上马廉的影响，因而十分热心于戏曲小说的搜集与研究。仓石曾用六十元买入明起凤馆刊本《西厢记》残本(存上册，今藏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令时人为之瞠目结舌。两人一起收集明刻戏曲小说刊中的插图，并借用马廉、王孝慈和孔德学校之所藏，共同编集成书，这就是在1980年才得以出版的《明清间绘入本图录》。
长泽规矩也与仓石武四郎两人的友谊更直至晚年。仓石武四郎在盐谷温退休后一度兼任东京大学教授，并在1949年后做东京大学专任教授，即是因长泽之力挺与周旋。转至东京后，仓石也常常邀请当时身兼东大文学部讲师的长泽规矩也为学生主讲的讨论课作讲评。学生对长泽是既害怕又欢迎。害怕的是长泽目光如炬，其缺漏无可逃遁，动遭训斥；欢迎的是长泽会带他们看各种古籍善本，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而仓石与长泽，也被后人视为从东大中国文学科出来的最杰出的学生。
仓石的藏书今归东洋文化研究所。他系统地收罗了清人的经学著作，成为日本国内无以模拟之搜集。今观两人精魂所系之书籍，在同一层书库中比邻而处，相互致意，不禁令人思绪悠悠。当然，这已是题外之话了。
与书商打交道时得心应手
长泽规矩也与在北京和东京两地做古书生意的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相熟。他经常听田中说，买书时若一味压价的话，书商就不会让你第一个看到好书。因此，长泽很少对书贾压价，通常只说“留下罢”，然后用纸记下书店名和书价，故意把此札与样书留置案头。送书的书贾依次而来，在等待中，似是不经意中看到书札，第二天就会带来同一版本的书，但报以更便宜的价格，或者是带来同一类书相探问。如此，长泽不仅得到了最低价格，而且能够得到好书。由这与仓石武四郎恰成鲜明的对比。
昭和三年(1928)一至五月在北京，这是长泽规矩也在中国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在中国得书最多的一年。他经手购入的书籍，总部数达三百四十九部之多。其中为静嘉堂所购有：清钞本《李侍郎经进通鉴博议》十卷四册，一百六十元等；获一批内钞本，其中之压卷，是《钦定西清砚谱》零本三卷(卷二·一八·二十)三册，墨淡如漆，描写纤细，共花了四百五十元；明内钞本《北史》零卷(卷三三·三四)一册，红格钞本，六十元。得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湖山集》十卷六册，有补写，系《丛书举要》之编者李之鼎的旧藏，当时在北京没有学者认可其为四库全书的零本。又从文奎堂见到满汉文书籍之刊本、写本近五十部，全部买下。其中花费最高的是满文刊本《金瓶梅》一百回，四二册，二百元。为诸桥辙次博士购得袁世凯关系书(假题袁氏秘函)十四册，一千元；《永乐大典》零本四册，千三百元。等等。
这一年，长泽规矩也对北平已稍稍习惯，滞留时间也较长，开始感受到在小店或路边小摊买小册零本的乐趣。戏曲收购，也从普通本进到钞本。在中华印刷局买了许多活版薄册的唱本。还买了一套“选刊曲本”，即光绪六年版“梨园集成”，共二十四册，用了十二元。这是以往日本人从未买到过的二黄(早期京剧)的曲集。
昭和四年(1929)七至九月，长泽再赴北京。七月，松筠阁出售大批南府曲本及其它钞本曲本，很多到了长泽的手中。其中有内府钞本五十册，用四至五角钱一册买得。又有百本张的唱本目录，百本张子弟书四种，以及高腔曲本等等。此外还有影戏的台本和折子戏用的昆曲脚本等，数量很大。此事在北平的古书屋间广为流传。由于当时民国学人中还很少有人收藏这类曲本，书店店员纷纷说是他们店中也有钞本曲本，争先恐后地直接送到长泽的住处。许多本子未见于剧目著录，在得到傅惜华指导后，才得以分门别类。傅惜华能演昆曲，昆曲在清末以后已经很少上演，爱好者多在家中学习唱演，为此而抄写的附工尺的选段很多。所以长泽自己只留下了昆曲谱《双官诰》和蒋韵兰正本三经堂钞本(附身段)，其它都送给了傅惜华。
长泽从文征阁(即翰文斋高姓店员私开的店铺)送来的晚清文艺斋钞本中，选购了《桃花记》十二册，《大明兴隆》十册，《回龙传》十六册，《银盒走国》二十四册。这是卖馒头的蒸锅铺用来出租的本子，书衣上有“壹天一换”木记。
昭和四年(1929)，长泽个人在北京所购买的书籍，除了《爱日精庐藏书志》的木活字初印本等书目外，几乎都是曲本。
是年十月初，长泽规矩也从北京归国。十一日，在归宅途中，见到村口书房的书目，有高崎藩大河内氏散出之书，其中戏曲小说之多，令人吃惊，立即赶去。但神山润治等人先到，已经买下了《水浒》和奚疑斋的写本等。所以，长泽只能在残剩书籍中，选购了十种书籍，价钱不足百元。其中有明崇祯刊孟称舜的《二胥记》传奇二卷三十出、万历刊本陈继儒评《风流十传》八卷等三种孤本。这些戏曲小说类尚是廉价，因为长泽曾从文求堂购买孟称舜的明崇祯刊本《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二卷，花了百六十元。此本与宣德刊《娇红记》，即双红堂之名的由来。
《二胥记》和《风流十传》两书，次年携到北京保萃斋以金镶玉重装。北京图书馆求得长泽规矩也的同意后，借《二胥记》以作影钞。后来郑振铎编《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即是用这个影钞本影印的。
北京图书馆的重点盯防对象
在当时，长泽规矩也似与北京图书馆这样的购书对手，保持着一种相互交流又相互防范的微妙的关系。中国方面对其从日本发掘出来的孤本佚存书深感兴趣，又担心精通版本的长泽规矩也会让中国的好书流出域外。
时至1929年，长泽规矩也致力于收集戏曲与俗曲曲本已经有两年多。当时，北京各图书馆以其不登大雅之堂而不屑于收藏。早在1925年，马廉为孔德学校收购蒙古车王府旧藏“小说戏曲”，关注的其实仍是文人所作的传奇戏曲与小说(兼及长篇的弹词、鼓词)，且以刻本为主。此类书籍，因王国维、吴梅、鲁迅等人的努力，实已渐登于大雅之堂。而车王府旧藏的钞本皮黄曲本与俗曲唱本之类，则犹未入时人之法眼。所以，1925年夏天，当书贾以为马廉会对所有的戏曲俗曲都喜欢而送来车王府旧藏钞本曲本时，马廉只是让他们堆在地上。事有凑巧，刘复刚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借住于孔德学校，经常出入于马廉的办公室。因见地上堆放着一堆曲本，信手取来翻看，马廉说：你看看，有没有价值。刘复是北大歌谣征集活动(1918年)的发起人，对民间曲本抱有浓厚兴趣，所以极力称赞是好东西，并说你不买我买。马廉说：既然是好东西，那就只能由公家来买。这样马廉才替孔德学校买下。这五千余册钞本曲本，仅仅付了区区五十元钱，在当时只不过是纸张的价钱。即便如此，这样的购藏，时人犹以为非，以为“图书馆不应该有这类的收藏！”这一事例，可以概见当时中国学术界之状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泽规矩也收罗曲本几无竞争对手。书肆的店主们十分欢迎这位爽快的日本人，纷纷把本来要送去化纸浆的这类曲本，送到长泽寓所。
长泽规矩也先后从北京琉璃厂的文澄阁、来熏阁、保萃斋、文萃斋等书肆得到了许多钞本曲本。在传奇戏曲之外，还得到了晚清的皮黄、高腔、昆曲、牌子曲、赶板、小岔、马头调、大鼓书、快书、子弟书等钞本曲本甚伙，其中还有很多附有身段的内府钞本。又在松筠阁购得养和堂、百松寿堂等家之钞本，内有角本(只录某一角色的唱词)、八角鼓、影戏的唱本。而长泽于各书肆所见之旧钞曲本，不论其品相，即是片纸亦不放过，几可以席卷相形容。也以此之故，此类剩卷残叶尚得以精心保存于世间，为吾人所见。慨叹之余，亦令人心存感激。
在当时，一个日本人，竟然这般大规模地收购中国俗曲唱本，显然大大刺激了中国学界，使情况一时为之大变。长泽说：“松筠阁多剧本。特别是昭和四年还有许多南府的剧本，由于尚未受到北京学界的关注而容易入手。但由于此后受到批评，所以民国方面也踊跃购买，翌年就不能得手了。”
不仅如此，昭和五年(1930)七月至九月长泽再次西行时，他已经成为中国方面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此之前，书贾以三菱不买的宋元刊本持来让长泽过目。其中有宋刊本《韩集举正》，是翰文斋的高姓伙计悄悄送到长泽住处，要求长泽秘密买下。因为长泽也给太仓洋行作古籍鉴定，就推荐给了大仓洋行(今藏大仓集古馆)。事后，中国方面有所风闻，民国图书馆界惧国之重宝流失，便把长泽规矩也作为重点关注的人物。
是年，长泽从松筠阁买得养和堂和百松寿堂记钞本昆曲，和宫中演剧用的角本、演影戏的益胜班的底本，马头调·八角鼓等的钞本等等。“但一年间，北京的学界得知我买了钞本唱本，在我抵北京前即赶紧搜巡了一遍，所以得手就不如前一年那么快乐了。”
长泽从保古斋殷氏处买得万历版《玉簪记》一种。初问其值，答曰五十五元。回以四十元，殷氏不售。求五十元，长泽不应。殷氏又云：若请徐森玉氏一览，当不止此价。长泽遂约以五十元携回。而后来才知版本学家赵万里曾有意此书，书贾为获高价，卖给了长泽。故有传言，谓长泽规矩也夺走赵万里定下的书。购书而致的摩擦，也由此产生。
是年夏，长泽到南方访书，北京图书馆专门派赵万里予以监视。长泽说，“无论我是到杭州，还是去南京，或是宿苏州，受馆长之命的赵万里君到处都围着我转。我很后悔把日程报给北京。这样，到处的古书店都不让我见到善本，全无收获。”
但这也激起了长泽的好胜心，所以，他在苏州发掘了稀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和覆宋刻本《千金方》。前者存世不超过五部。在杭州，发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零本。
《本草纲目》之版本，长泽原来并不了解。恰好此前在文求堂，偶然听到中尾博士向田中震二谈到金陵小字本比之大字本传世更少，所知传本仅三四部云云。事有凑巧，长泽随后即到江南访书，在苏州护龙街的一家店里，店头第一列明明白白地摆着这部金陵小字本，而且标价仅十元。所以也没讨价，迫不及待地按标价买下了。回日本后告诉田中庆太郎，田中便以时价一百元的四朝本《十七史》向长泽交换。由于东京的学者对医书无兴趣，田中转手卖给了美国人。
不仅如此，《本草纲目》的旁边还摆着日本覆宋刊本《千金方》，标价约是五十元。此书后来通过东京的书店以一百元脱手。长泽说：如果赵君不来监视，至少后者就不会买了。
关于《四库全书》零本，也有一段故事。昭和二年(1927)初，北京的来熏阁给静嘉堂寄去文澜阁四库零本《嘉禾百咏》，但没有文澜阁的任何印记，难以辨别真伪。长泽规矩也请日本著名汉学家市村瓒次郎博士鉴定，说不是原本。昭和三年(1928)，再请教北京的版本专家徐森玉氏，因徐氏没见过南三阁之本，也不能判定。长泽规矩也受托为静嘉堂购书，一般稀见之本，尽管他自己买得起，也都给了静嘉堂。这一部《嘉禾百咏》，因为无法判别真伪，来熏阁又催得很急，不得已，长泽寄去二十元，自己揽下了。他在昭和五年(1930)访问杭州，目的之一即是调查文澜阁四库零本的真伪。经调查发现，文澜阁之书，与北方四阁的大型本不同，开本相对较小，首有“古稀天子之宝”、末有“乾隆御览之宝”印记，但均未钤“文澜阁印”。此本文澜阁零本，系太平天国乱时散出，虽因乱离而稍有污损，书衣已不存，但毫无疑问是文澜阁的原本。所以长泽实是无心中捡到了宝贝。而令长泽规矩也更为惊喜的是，调查归来，甫一入城，就在抱经堂书店看到了十余册文澜阁本，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而且书衣还保持原样，几乎未动。一问店主人，显然不知是文澜阁的原本，一册要价不足二十元。但长泽只是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买了《竹屿山房杂部》一册(存卷十四至二十二，今存东洋文化研究所)，又作为给服部宇之吉博士的礼物，买了《墨客挥犀》一册(存卷一至五)，其余都留在店里了。
在监视之中，仍能得到如此珍籍，令长泽大感得意。长泽说：“因为我不忍全部买走。同样的例子在北京也有。”这是指二年前在北京，他一面惊喜于所获得珍贵的内府钞本，随后却将其中大半赠送给了北京的满族学者傅惜华。
顺带一说，傅惜华小长泽四岁，喜爱戏曲，能演昆曲。大约与长泽交往之后，激发了收藏戏曲与俗曲的更大热忱，他的碧蕖馆后来成为收藏戏曲与俗曲的最为丰富的书斋之一(今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他本人则以戏曲俗曲的目录学专家而知闻于世。所著有《元人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清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子弟书总目》、《北京传统曲艺综录》等(另编有《清代传奇全目》，“文革”中失去不存)，于中国俗文学研究，厥功至伟。
在上海的中国书店，长泽买到了《续离*》初刻本。当时他并不知其价值，实是因店员的劝说而买下，不意先郑振铎一步而得手。郑振铎随后特地来信求其照片，以便收入所编《清人杂剧》，长泽则慨然借给了原本。
昭和六年(1931)七至九月，长泽第六次赴中国，所得似甚少。是年，刊出了他所写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细致介绍了北京及江南各地书肆的情况，成为后人了解1920年代末中国旧书业的重要参考数据。当时，没有任何学者能够像长泽规矩也这般热心去了解这个市场。
昭和七年(1932)八月的中国之行，是长泽最后一次到中国。这次他主要不是为了访书，而是作为伊藤述史随行人员出差中国。此行也意外地买到了一些唱本。是年，刊出了他所写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仅仅一年之间，各地旧书业之凋蔽，已是令人震惊。
兴趣转淡，逐渐散书
昭和七年(1932)岁末，日本书志学会成立。初期会员限善本收藏家六人、图书寮等善本收藏图书馆关系者十四名，共二十人。长泽规矩也与川濑一马是其运作的中心人物。昭和八年(1933)一月，长泽创办《书志学》杂志。七月，因患神经衰弱症，转箱根疗养。十月，结婚。
此后，长泽规矩也因为对小说戏曲方面的兴趣转淡，没有再往中国，其性格中易冷易热的一面，或许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此后他在日本也收购了不少从日本旧家散出的小说、戏曲与俗曲。
持久的战争，随后也影响到了长泽规矩也的生活。《新撰和汉辞典》的版税，是他购书的主要资源。在二战后期美军对东京的大空袭中，《新撰和汉辞典》的版块和清稿均被焚毁，用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换来的三朝本《十七史》，也连同他在东京的住宅一起化为灰烬。有惧于此，他把1927年第一次赴中国访书时所购买的与孔子祭祀相关的书籍，售给了当时的帝国图书馆(今国会图书馆)。在日本战败前后，面对大批散出的珍贵古籍，长泽只能作为旁观者摩挲叹息。
不仅如此，长泽很快也加入到散书者的行列。为购置新宅，他于1951年将所藏戏曲小说出售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旧藏有插图的珍贵版本，为求善价，大多售给了村口书店，后来为京都大学文学部所得。两种附有精美插图的《娇红记》戏曲及一种《双红传》小说，也系这一原因，而没有进入东洋文化研究所，而它们原是长泽之书斋命名为“双红堂”的依据。从此，不仅双红堂文库不再属于其主人，而且文库也已经不再拥有用以命名的戏曲与小说，不免令人感伤。
又，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之介绍，该所用1951、1953两个年度的科学研究费，从长泽氏手中购得所藏3000余册戏曲、小说，为之设立专门文库；1961年1月，值该所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又从长泽手中补充了小说戏曲书籍150余册，随后编成经长泽规矩也手订的《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刊行于世。
附记：此文撰成后，又据日本学者告知，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沦陷后，日军从南京之中央图书馆等处，掠得大批珍贵古籍，作为战利品，运至东京，存放于上野图书馆。长泽规矩也受命整理编目，使得这批图书得以完好系统地集于一处，战后并得全部归还中国。但长泽当时尝以此而有称赞战争功绩之言论，其详情如何，且容考察后再作补充。（黄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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