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明州市舶遗址示意图。宋代明州海上贸易的发达，促使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进行管理。明州市舶司设在三江口一带，这里是甬江、余姚江、奉化江交汇处，波斯巷、来远亭等地名，揭示了这座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资料图片）
宋代明州市舶司签发的公凭（局部）民间商人经营海外贸易，必须获得市舶司颁发的公凭，否则即为违法，宋代前往高丽、日本的商船，只能在明州市舶司签发公凭。这份公凭长242厘米，我们只截取了开头的一部分，这是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六月明州市舶司颁给泉州商人李充的公凭，公凭中有大段文字提醒李充应当遵守的法规，并记载了他运往日本销售的商品。
宁波来远亭遗址。《论语》记载，叶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答曰：“近者悦，远者来。”远方的人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人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资料图片）
东南要会舳舻千里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鄞县人单仲友奏称明州名同国号，乞“以海定则波宁”之意改为宁波。由此，明州这个沿用了近六百年、因山而名的州郡，改为因海而名的宁波。提起明州，海外贸易千帆云集的荣景仿佛又回到了眼前。
宁波的海上贸易在明州从越州（越州和以下提及的会稽郡均以今绍兴为治）独立出来之前就开始了。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列会稽郡下有鄮县。《十道四番志》说：“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县居鄮山之阴，乃加邑为鄮。”因为有来自海上的人在此地贸易，故而称该地为鄮县，附近的山称鄮山。这也许是关于宁波海上贸易最初的记载吧。
西晋时期，鄮县“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然这一时期的鄮县海外贸易尚不发达。自唐以来，明州建州，海上丝绸之路在三江口逐渐繁荣起来。宋代《乾道四明图经》称“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
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一位叫陈造的官员知定海县（明州下辖县之一，即现在的镇海）。在任期间，陈造曾写《定海四首》，其中一首写道：“官廨盐烟外，居人杂贾胡。听言须画字，讨海倚输租。”说当时的定海县中，居民和“贾胡”杂处，这些来自海外的胡人商贾通过“画字”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贸易。这完全是当时明州海外贸易盛况的速写。
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政府对此的重视带来相关管理机构的创设。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到了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经过几次反复，明州市舶司最终设立，管理明州港进出的海外贸易。明州的市舶司最初设在定海县，不久移到了三江口的州城之内，同时还专门设置了用于海外贸易货物进出的市舶务门。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当时知庆元府（南宋以来明州改称庆元）的胡榘重修州城，因为城门外有当时的通判修建的来安亭，胡榘题匾将城门改称来安门，“惟舶货入则开”。
据元代《延祐四明志》记载，宋元时期，明州港海外进口的商品分为细色和粗色两种，分别收税。细色有珊瑚、玉、玛瑙、水晶、人参、鹿茸、丁香枝、白豆蔻等香料珍宝等，粗色则有红豆、壳砂、草豆蔻、松香、磨珠等较为普通的货物。其中，细色十分抽二分，粗色十五分抽二分，然后再于货内抽税三十分取一分。
作为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还承担着出口贸易的审批管理职能。日本史料《朝野群载》摘录了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的一张公凭。公凭由当时的明州市舶务出具，船主为泉州商人李充，贸易的目的地是日本。公凭上除了记载船主、船上人员、相关市舶条例之外，还详细记载了此次出口日本的货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丝绸，包括象眼四十匹、生绢十匹、白绫二十匹，另一类是瓷器，包括瓷碗二百床、瓷碟一百床。
互派使者往来频繁
从地理上来说，从高丽前来宋朝最近的道路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上岸，唐代有“登舟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北宋早期与高丽的官方往来主要也是这条道路。但在民间，明州至高丽的往来航线已经是一条非常成熟的海上贸易航线，市舶司的相关条例中就有关于明州前往高丽的条文。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一度中断的北宋与高丽的官方交往恢复，高丽使者提出，为了避开北方的契丹，改由明州登陆。自此，“率道于明，来乘南风，去乘北风，风便，不逾五日即抵岸”。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诏两浙转运使苏澥与明州知州李定建造去高丽的海船，“其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其次曰灵飞顺济神舟”；同年，安焘、陈睦出使高丽。在此之后，又有王舜封等出使高丽。宋徽宗时期，又有刘逵、路允迪等人出使高丽，徐兢还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细记载了从明州出发至高丽的详细路线。
宋朝出使高丽的同时，高丽使者也纷纷自明州登陆赴京。为了接待高丽使者，元丰元年，明州城内建高丽使馆，在定海县修建接待亭。
政和七年（1117年），楼异“于明置髙丽司曰来远局，创二巨航、百画舫以应办三韩岁使，且请垦州之广德湖为田，收岁租以足用”。楼异知明州后，利用广德湖“凡为田七万余亩，岁得谷三十余万斛，依元丰故事，造画舫百柁置海口，专备丽使”。此后，楼异又将因明州缺乏木料而在政和二年（1112年）移到温州的造船场移回明州，用于打造出使高丽的海船，“锦帆朱鬣，威耀若神，固陵善之”。
也正是因为这一时期明州与高丽的频繁往来，之后的很多文人在提及明州时经常将其与高丽、三韩相联系，如元代程端礼说明州“海右三韩外，江南两浙东”，不一而足。
天童宗风远播域外
《宝庆四明志》记载：“晋永康中，僧义兴诛茆缚屋（伐茅草建陋屋）山间，有童子来给薪水，后既有众，遂辞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师笃道行，遣侍左右。’语讫不见，故称义兴者曰太白禅师。”这便是宁波名刹天童寺的雏形。唐开元二十年（732年），太白精舍重建。唐至德年间（756年—758年），迁址于现在所在地太白峰下，逐渐成为禅林名刹。大概在宋宁宗时期，政府设立五山十刹制度，天童则列禅宗五山之第二。
但天童寺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或者说其对海外特别是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日本往来明州的贸易商船上，僧人往往是重要的搭乘人员。日本僧人仰慕中国佛法，入宋学法；宋朝僧人胸怀弘法大愿，东渡传法。这其中，地处明州且禅法精深的天童寺成为了日僧的目的地和中国僧人的出发地。
被尊为日本禅宗“初祖”的千光荣西，曾在明州港登陆，在天童寺随师傅虚庵怀敞问道。千光荣西返回日本后，不仅推动了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也促使众多日本僧人入宋学禅。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曾在千光荣西座下学禅的道元以及明全、廓然、亮照一行在庆元登陆。在挂锡天童、游历江浙丛林一年多之后，道元本意返乡，但在途中听闻“今天下宗匠无过如净禅师，近顷应敕请住天童，公宜早登山参见”，故而再上天童，礼长翁如净学曹洞宗（禅宗的一个分支）禅法。返回日本后，道元推动了日本曹洞宗的建立和发展，其所修建的兴圣宝林寺、永平寺“丛规典礼一则太白”，而天童寺也被日本曹洞宗尊为祖庭。
不久之后的淳祐六年（1246年），听闻日本“教法蕃荣，禅宗草昧”而有志于东渡的天童寺僧兰溪道隆在三江口坐上了前往日本太宰府的海船。日本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听闻兰溪道隆到来，请其住持长乐寺，“军务之暇，名驾问道”，后又营建建长寺，请兰溪道隆为开山祖。兰溪道隆是第一个赴日传法的临济宗（禅宗的一个分支）中国僧人，在日本“所度黑白，不可胜记”。
兰溪道隆圆寂之后，镰仓幕府北条时宗派遣其弟子携请帖入宋，迎请高僧赴日住持建长寺，天童寺首座无学祖元应邀而往。无学祖元先住持建长寺，入院之日，他按照宋地禅刹制度开堂说法，“万众臻集，欢声雷动”，北条时宗“钦承法诲，执弟子礼”。在日本期间，无学祖元曾写下《怀太白》一首抒发自己的怀乡之情：“秋光瑟瑟漾勾丝，水碧沙明眼似眉，夜静不知沧海阔，几随宿鹭下烟礒。”
优游千载，昔日明州千帆海舶现已化为今日宁波舟山港之如山巨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回顾“百粤喧哗外，三江指顾中”的三江口，去回顾船舱中成堆的丝绸、瓷器、珠宝、香料，去回顾“梯航纷绝徼，冠盖错中州”的使节往来，去体验甲板上日本僧人的虔诚以及东渡僧人“几随宿鹭下烟礒”的思念。这就是古明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莫意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