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俄国的社会环境不仅残害了公爵和卡秋莎的美好天性，还麻痹了他们的思想。两人走向堕落却并不以此为耻，公爵认为身为贵族理所应当如此堕落享乐，甚至引以为荣。

卡秋莎也并不认为妓女的地位可耻，甚至感到满意，在法庭审判时还不忘卖弄风情。他们按照各自生活环境的逻辑，将自己的堕落合理化，而且本能地依附于支持这些看法的人，最终在追求个人享乐中坠入堕落的深渊。

公爵和卡秋莎都走向了堕落却不自知，小说以这样的方式将主人公获得精神复活的责任归于主人公自身。要实现精神的复活,主人公必须要获得人性的觉醒，意识到自身的罪责。

一场关于卡秋莎的审判给了两人人性觉醒的机会，让两人能在宗教的忏悔中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最终实现精神的复活。

公爵以陪审员的身份参加了对卡秋莎的公开审判，与卡秋莎的意外重逢，让公爵深感自己的罪恶，对喀秋莎的误判，更增加了他内心的愧疚与不安。精神的人从公爵的思想情感里觉醒过来，他决心认罪悔改，承担起自身的道德责任。

公爵的忏悔由此开始，并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公爵虽然决心要进行彻底的认罪悔改，但是此时公爵的忏悔是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忏悔，他想借向卡秋莎忏悔来拯救自己，让自己能继续不受谴责地享受生活。

对于卡秋莎的感受他并不关心，甚至认为卡秋莎“知道他打算为她出力，听到他认罪的话，就会高兴起来，受到感动，于是又变成卡秋莎了”。

“其后，为了表明自己赎罪的诚意，公爵积极地为卡秋莎奔走上诉。虽然卡秋莎的拒绝、家人的不理解、贵族阶级的阻碍和上流社会舒适生活的诱惑都曾让他动摇，但是公爵都在自我道德的批判中再次坚定了信心，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负责任的道德主体。

他将对卡秋莎的爱发展为对上帝的爱，由对卡秋莎的愧疚延伸到对所有受难者的同情和关注。

他怀着崇高的道德感竭尽所能地帮助广大无辜的囚犯，着力解决土地问题以改善农奴的生活公爵的忏悔也随之发展为真正面向上帝的忏悔，他看到了他人的需要，不再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并甘愿为了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

此时的公爵不仅恢复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而且还认识到了法律的虚伪和现实宗教的不堪。法律只是维护统治阶级享乐权利的工具，它对贵族和平民实行若双重的标准，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

而所谓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教义已经沦为上流社会人士掩盖自身罪行的遮羞布，贵族甚至将它们作为麻痹大众鱼肉百姓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