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儿玻璃没办成，学会扯蛋了！”」

前后二十多年，老赵的许多智慧，都周旋在了这里面。

跟高秀敏合演的《拜年》里，范乡长是没毛病的，主要是群众心眼儿小，还问候人家“咋啦？腐败啦？”。跟范伟合演的《三鞭子》里，下来考察的人是体恤民情的，主要司机不是个东西。为了演好这个小品，老赵梗着红脖子嚷台词，事后跟人说：“演得太难受了。喜剧一说教，演的人就难受。”

所以到后来，老赵也累了，不再搞这一路民生题材，转而去《卖拐》，嘲讽起人性。眼睛一闭一睁，十来年过去，自己成了小品王。

起初，是他想上，要挣脸面、挣家业。

后来，是不想上也得上了。

老一辈的艺术家，散的散，走的走，留在台上的都不怎么可乐了。每到大年三十，全国人民等着看呢，能不去吗？每到年底，一进排练屋，老赵“扑通”一声就跪地上，对着灯起誓：“明年再也不来了。”

导演组一劝，还是得来。

后头几年，为了一个节目，赵本山整宿整宿失眠。压力大的时候，拉开窗对着外面狂喊。明知道节目不可乐，硬上也得上。跟宋丹丹弩着劲儿演完《火炬手》后，两人下台抱头痛哭：“这要不是我俩，肯定就砸了！”

范伟告辞，宋丹丹打死也不去了。搭档一个个躲，老赵只好带着徒弟们去。《不差钱》也是前一个节目没了，临时硬攒的局。2013年，由于“洗浴中心”这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老赵亲手把一个时代的幕帘拉上了。

跟龙永图博鳌论道时，老赵才敢说心里话：

“我们给13亿人带去快乐，就这几个经营快乐的人他不快乐…”

03.

1984年，《摔三弦》拍成电视剧后，70多个盲人跑铁岭围堵老赵，说他嘲笑残障人士，死活要剜他眼睛。也就是那年，陈佩斯拉着朱时茂上春晚吃面条，正式推出了一个叫小品的东西，也算是给本山铺了路。

《吃面条》的火爆，完全是个偶然。那时，陈、朱二人是八一厂的演员，排队打电话的时候闲聊，说这出去慰问演出，人家有诗朗诵有歌舞，咱们也要弄个节目吧。于是把电影厂招演员的片段编成了小短剧。哪想到，每演一处，观众都快笑岔气了。没多久，两人就被推荐到春晚剧组。

那才第二届春晚，有人对导演黄一鹤说，一个语言节目，把人给笑成这样，是不是太不严肃，这要是播出去出了事怎么办？黄说，让他们上，出了事我顶着。一夜之间，陈佩斯成了全国最红的小品演员。

可实际上，老陈最想*是导演。

陈佩斯出身于文艺之家，老爸陈强是新中国演员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80来岁还跑去给姜文客串《鬼子来了》。跟老赵不一样，通过文艺摆脱穷困的渴望，他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一开始，他没想过演戏。要不是在内蒙古插队饿得都快没人样了，也不会去考演员。

残酷的是，一连考了三个团，都觉得他太普通。最后是陈强去八一厂求人，厂里说：“我们这里缺演地痞流氓的，他愿意就来吧。”

转折发生在1979年。“文革”结束后，陈强回归大银幕，出演喜剧《瞧这一家子》。之前跑龙套的佩斯，在戏里表现出极强的喜剧天赋。演完这部戏，陈强发现儿子不一般，演匪兵地痞，着实委屈他了。

就说：“我看你适合喜剧，你去试试。老百姓活得太苦了，需要为他们带来快乐。”

「电影《瞧这一家子》」

1982年，陈佩斯在《夕照街》中出演“二子”，并发明了一句“拜拜呐您嘞！”。很快，他就不只满足于表演，自己找编剧写了个《十万火急》，拿给八一厂。审核过了，一看剧组名单，居然没有自己。

第二个本子，倒是进了组，导演又不是他。就在这时，《吃面条》带来的一夜成名的效应，为拍喜剧电影打开了局面。

当时，电影还处于计划经济，只有几个电影厂有拍摄资格。陈佩斯写了个《父与子》，把本子拿给西影厂，结果人家看了，说你这个太娱乐、太低级，我们要拍文艺片。又去找北影，北影也瞧不上，不拍。

陈佩斯万般无奈，只好找到深圳一家音像公司，拉投资拍片。拍到一半，上头有人说：“你们这个没有厂标，拍了也别想放。”气得陈强老爷子去局里拍了桌子。最终，《父与子》由中影收购发行，成了新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以为开了张，局面能越来越好呢。

哪想到后面一步比一步糟心。

04.

陈佩斯“比不上”老赵的一点，是做事不懂变通。他在八一厂那几年，已经扬名天下了，级别还是很低，连个房子都没捞到。1986年转业前，还跟陈强老爷子挤在一起生活。

人家给的评价叫做：

“这小子，人事不通。”

老陈骨头有点硬，1989年，自己掏钱在昌平盖了间砖房。没事儿就坐在国道边上抽烟，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想：“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

他想好了，实在干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去十三陵摆摊，给人家刻印章去。

打那时起，他一年到头分成两段。上半年，写本子、拍电影，下半年，写小品、排节目。万万没想到，10年后，两条路都趟没了。

每到下半年，为了节目出彩，老陈整宿整宿熬夜。他一没有现成包袱，二不开残障玩笑，段子都是原创。《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都是从生活经验出发，嫁接戏剧冲突。后来，朱时茂回忆：

“那时佩斯天天熬夜写本子，写得老厚老厚的。我还以为是用毛笔写的。”

大年三十晚上，全国观众笑的那十来分钟，花掉的是老陈好几个月。

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跟老赵一样的遭遇。无奈之中，都是周旋、隐忍。1998年演完《王爷与邮差》后主动退出，一方面是因为版权纠纷，还有一方面，是陈佩斯觉得束缚，自己的喜剧探索，走不通。

接受易立竞采访时，他还聊呢：“在那里工作的都是‘爷’，谁都惹不起。”

老陈多次想延展喜剧的表现形式，玩些新花样，都未被采纳。《警察与小偷》，屡次审改，删掉了一半包袱。《王爷与邮差》准备的声效光碟，现场没给他放。

那天夜里，一下台，老陈就掉了泪。

「小品《王爷与邮差》」

与此同时，电影也走到了尽头。

拍完《父与子》后，陈佩斯写了个《嘿哥们儿》，拿给长影。长影接是接了，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喜剧色彩全无，主角成了高大全。陈佩斯扭身就走了。

那时大家对娱乐片没什么概念，各大电影厂对喜剧不屑一顾，认为不够严肃。他主演《少爷的磨难》，卖了1000多个拷贝，结果被批评为“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连导演吴贻弓都被人说“堕落了”。

尽管大氛围如此，1991年，陈佩斯还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打算在喜剧这条路上磕下去，把“二子电影”做成一个系列。编剧、导演、投资，都是他自己找，厂标也要花钱买。为了凑钱，在拍电影和排小品的间隙，不得不四处走穴、跑关系。为了省钱，陈强老爷子一把年纪还得上阵。

那正是改革的年份，电影从中影统购卖拷贝向市场经济过度。由于陈佩斯的喜剧娱乐性十足，不管政策怎么变，都没在票房上吃过亏。全国统销时，《爷俩开歌厅》拷贝数卖到全国第三。各省自行购买时，《编外丈夫》全国前五。等到算票房了，投资400万的《太后吉祥》，票房1300万。

「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

不但数据不吃亏，在喜剧探索上，陈佩斯也拉足了架势。“二子系列”涉及当时社会上的一切话题，高考、办证、下海…用史航的话说，这部平民电影就是老百姓的《起居注》，一直往下拍，拍好了，就是中国版《寅次郎的故事》。关键在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喜剧商业片。老陈是先驱。

可就是赚不到钱。

每部新片上映，刚够填补窟窿。再拍，又重新拉投资，再填窟窿，很难有盈利。老陈研究了一下才知道，偷瞒票房太吓人了。他派人去河北监票，排7场的地方报3场，明明100个观众，给你报成10 个。1997年，《好汉三条半》与《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卖得好好的，突然被撤，要看只能去郊区。

一查，老陈明白了：

人家的投资和发行，原来是一家。

从那之后，陈佩斯再没参与喜剧电影。了解他的人都说，他这个人，轴，你让他搞喜剧砸锅卖铁可以，让他向游戏规则低头下跪不行。

不知随着时代进步，当年的“二子系列”能否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一朵绚烂奇葩。

反正老陈是想清楚了：

“我呀，再也不想被盘剥了。

05.

1987年去铁岭的姜团长八成没想到，先后推荐陈佩斯和赵本山上春晚，90年代小品迎来星光灿烂，相声却没落了。也就是第二年，北京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入团的郭德纲，从此开始了北漂伤心之旅。

老郭的出身，没佩斯好，也没本山那么惨。他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教师。小时候，两人上班，郭德纲就在红桥俱乐部看演出。耳濡目染下，对曲艺爱得一塌糊涂。先是跟高祥凯学了评书，又跟常宝霆学说相声。

几年下来，传统段子烂熟于胸。学艺期间，又搞到六本传统相声文本。那是内部资料，市面上根本没有。老郭每日茶不思饭不想，逮着相声就是一通猛嗑。

打小他就清楚，一辈子都要干这个。

十来岁时，郭德纲加入天津曲艺团青年队，给人捧哏。评书、戏曲、相声，一样不落。1988年，听说北京招人，他立马就去了。那一年春晚，牛群说《巧立名目》火了。老郭觉得，自己努努劲儿，也能吃这碗饭。

到了北京，风头没出，倒是遇见一个叫杨红的藏族小伙。老郭没料到，几年后，这个好喝酒的年轻人红遍全国，并有了艺名：洛桑。

那时，像他这样苦练传统相声的人没饭吃，杨红这种半路出家改行说相声的舞蹈演员，却红到人尽皆知。不知老郭是什么心情。

第一次进北京，郭德纲没能如愿留下。1992年，回到天津的他只能混小剧团。那时，民间曲艺萧条。四处走穴赚钱的，都是电视明星。他只能去乡下唱评剧，勉强糊口。演戏的时候，台底下每叫一声好，剧团多给五毛钱。

有时，就为这五毛钱，演员之间能打起来。

团员经常自嘲说：

“远瞧逃难的，近瞧要饭的，走近留神看，梆子剧院的。”

不久，老郭又去北京待了两天，觉得失落。回天津后，他想搞剧场，租金五千一个月，哪儿有这个钱啊。咬牙揽下来，结果到处欠债，被逼得卖房。老郭不甘心。当时他躁得，跟扛着10瓶茅台进京的本山大叔差不多。

看看电视上，那么多不如自己的人都出名了，他也想出。挣大钱，一场八万，走哪儿哪儿都有人求签名，最好都管他叫艺术家。

两眼一闭，带着几千块钱，老郭当了北漂。

「北漂男人郭德纲」

很不幸的是，名没赚到，苦吃了不少。1995年秋，老郭在北京租了个八平米的小屋，除了床什么都没有。每天坐一小板凳上，伏床写字。没多久，他认识一个自称央视的人，要给介绍工作。结果去一看，是个小戏团。老郭在那里唱了两个月，一分钱都没拿到。

拿不到钱，他不肯走。每天靠大葱蘸酱把命吊着。很长一段时间，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去唱戏。后来，车坏了，又赶上一天夜里错过末班车，没钱打出租，他走了一整夜才到家。途中遇到一司机，老郭把手表撸下来，说师傅这给你，求你带我一程吧。司机理都不理他。

路过一处天桥，看着夜空中两三点星，寒风瑟瑟，老郭当时两行泪就下来了。

那些日子，被老郭形容为“万念俱灰”。从头到尾，他都没能靠相声挣钱。最穷的时候，交不起房租时，等夜深人静了，翻墙出去买点面粉熬成浆糊吃。一次发高烧，爬出屋，把呼机卖了十块钱买药，路上差点没晕死过去…

那时什么都干了，就是没地方说相声。

老郭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

结果这一苦，就是整整十年。

06.

1996年，郭德纲偶然路过一间茶馆，看见俩孩子在台上说相声，他就进去了。后来他常去，两方混熟了，他才说实话：

“我也是干这个的。”

茶馆经理让他上去票了一段，拉着他的手说：“郭先生，你留下吧。”

就这么着，一心想上电视说相声的老郭，回到了几乎无人问津的剧场。在茶馆里说了两年，郭德纲爱上了那种伸缩自如、无拘无束的气氛。可打开电视时，他又有点怕，自己跟电视里的不一样。照这么说下去，何时是个头啊？

“难道我一辈子就只能在茶馆里混饭吃？”

也就是那两年，老郭心态起了巨大变化。相声的根，就是从天桥来的。它原本就不是什么高雅艺术，不过是手艺人为了养家糊口磨炼的技艺。本质上，是为了让人乐，不是说要教育人家一个什么东西。在剧场里说相声，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相声的喜剧功用。随着北京相声圈一些老艺人加入，大家把传统相声的光彩亮出来，老郭明白了：相声，就该在这儿说。

很快也看透了：自己是真心爱相声，上不了电视，出不了名，算逑。

人活着一辈子，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够了。

能在茶馆里把相声说下去，也行。

可就这点小心愿，老天爷也没满足他。

那十年里，老郭成立的北京相声大会，换了四五处场所，经常因拿不出租场的钱被人家撵走。因为说相声一直不赚钱，加入大会的人，来来去去。为了支撑这件事，老郭写剧本、做主持，开发各种副业往里面填坑。一个月，少说两三千，多则七八千。当时，他参加一档叫《超级大赢家》的节目，48小时封闭生活挑战，隔着橱窗给人家表演，当猴一样被人围观，就为了赚这个钱。

就为了能站在剧场里，多说几段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