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1855—1911）

日本政府早就否定了中国提出的双方撤军建议，并决定制造决裂的口实，小村对此不会不知道，而他却主动提出再议撤兵问题，显然是有意地引中国上钩。奕劻、孙毓汶等误认为是列强调停奏效，欣然应诺，结果大上其当。

第二次会谈如约在7月9日举行，双方的参加人员未变。其主要对话如下：

奕劻：“望贵我两国进行协商，迅速结束此事。然而，目前两国派出众多兵员，一则使各国产生种种疑虑，难免会有来自他国的多方干涉；二则恐两国军队发生意外冲突，遂有破坏两国友好之悬念，故贵我两国谈判前互将兵员撤回，乃当务之急。”

孙：“顷接朝乱已平之报告，故两国兵员已无驻扎之必要。两国先将兵员撤回，然后再协商善后之策。盖两国撤兵乃执行《天津条约》之明文也。”

小村：“朝鲜目下安宁，然明日难期。一旦两国撤兵，乱必再起。故我政府力求两国充分协议，以绝乱源。谈判之始先商撤兵一事，亦为实现日后不再出兵之切望也。”

孙：“贵我两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而出兵，业已平定朝乱。今国王既请求撤兵，贵我两国亦应遵照《天津条约》之明文，约定日期共同撤兵，是乃恰当之处置。”

小村：“在事情未定之时，我兵员决不撤回。”

孙：“目前两国出兵朝鲜，引起各国种种猜测，以至试图干涉之。为消除此患，惟有速撤两国之兵。况且撤兵之举，并非不再谈判。第一步先行撤兵，然后两国就劝告国王改革内政事进行协商。”

小村：“如此，为免于误解，本官可将贵王大臣意见之要点重复如下：现今朝鲜内乱业已平定，根据《天津条约》之明文，日清两国所派兵员应各自撤回。且两国驻兵朝鲜，亦有引起他国出兵之虑。因此，谈判非于撤兵之后难以进行。”

徐：“如是，无误。”

奕劻：“接到贵政府对我政府意见之回电后，望速报知。”⁽⁸¹⁾

在这两次会谈中，中国方面都以避免他国出兵为词，强调两国撤兵的必要性。而日本方面需要的只是挑衅的口实，不是用道理可以使其转变立场的，其结果也就不难预期了。

到7月14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送来了日本政府的照会，内称：

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日清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⁸²⁾

这就是陆奥宗光的所谓“第二次绝交书”。其中，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双方共同撤兵的正当要求，还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罪责推给中国。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⁸³⁾，幻想依赖列强折冲调停，到此终于落空。

在此阶段中，李鸿章对俄国的干涉抱有很大幻想，故在军事上仍不积极准备。这与光绪皇帝的态度适成鲜明的对照。6月25日和7月1日，光绪曾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但是，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开衅，仍不积极进行部署。6月29日，丁汝昌请战，提出：“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⁸⁴⁾7月初，叶志超有移军水原的建议。在此以前，袁世凯也曾提出：“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⁸⁵⁾不久，汉城即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大鸟圭介听说后，异常惊慌，准备制止，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⁸⁶⁾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而李鸿章却认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⁸⁷⁾及到7月10日，聂士成请求“撤队内渡”时，李鸿章又未能当机立断，再一次失去了撤军的大好时机。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愈来愈陷于被动，这不能不是李鸿章的极大失误。

第四阶段：从7月14日至25日，是主战空气高涨而又希望转圜的阶段。

7月15日，即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16日，中枢诸王大臣会议。会议间，翁同龢、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而奕劻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会后，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慈禧太后“懿旨亦主战”。⁽⁸⁸⁾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⁸⁹⁾

在朝廷的严令下，李鸿章才开始增派军队援朝。

此时，主战的空气渐趋高涨。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匮饷，靡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倘该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约，诚国家之福。设仍相抗，即以一战，挫其凶锋。”⁽⁹⁰⁾礼部右侍郎志锐亦上疏称：“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并指责依赖列强调停之失当：“全凭口舌折冲，虽俄、英各使逞辩苏张，果能化弱为强，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⁹¹⁾翰林院修撰张謇则上书翁同龢，为“中国之兵狃于庆典，不开边衅，翱翔海上”的情况担忧，提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⁹²⁾这些议论，多是批评前此已失机宜，应为亡羊补牢之计，力争在军事上掌握主动权。

也有一些官员虽不反对主战，但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给事中余联沅认为：“轻于开衅，则兵连祸结，恐无已时；急于求和，则贻患养骄，亦非至计。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而大局所关，一有不慎，则成败利钝争于顷刻。”建议朝廷：“饬下廷臣密议，广集群策，独运宸谟，计必出于万全，事无持夫两可。”⁽⁹³⁾他主张或战或和皆须慎重。御史钟德祥则忧虑北洋陆军不可恃，想战而不可能。他指出：“然则今日即不遽战，尚安得不筹战？而臣独不能不长虑而却顾，何也？北洋水陆诸将，即使尚有可恃，亦必不堪疲于独战，况未必可恃乎？其势将不得不搜起宿将。然所号宿将者，臣夙知之矣：名位已极，家实已厚，精气久耗于利欲，而勇悍非复其往时，仍泯然庸众人耳。”⁽⁹⁴⁾工部郎中端方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说：“然前谋之不预，持之未坚，则本根动摇，事变杂出，或因小有胜负而浮说已兴，或因谋出老成而赔偿如故。从前俄、法衅端，其初未尝不言战也，而卒归于失算，则谋之不预，持之不坚也。而犹能终归于和，则以其始之不忘战也。况今日之事强弱众寡迥不相侔哉？”并提醒朝廷既战而应善其后，因为“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万一小有挫衄，则主和者得以阻挠，主战者无所依倚，势必人心震恐，致坏大局。”⁽⁹⁵⁾这些议论提出的问题，显然都是确实存在而且应该注意解决的。

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

那么，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是否已趋于一致呢？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电询津海关道盛宣怀：“日来情形如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盛宣怀在复电中称：“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臣尚合拍。”⁽⁹⁶⁾这是他有意地做官样文章，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事实上，他也无法如实回答。此时，中枢的意见并未真正统一，除翁同龢、李鸿藻外，多数人仍然幻想依赖列强调停，并无主战的决心。7月18日，以翁同龢领衔的《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便反映了这种首鼠两端的情形：

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此次派兵前往，先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盖国家不得已而用兵，必须谋出完全。况与洋人战，尤多牵掣。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着力，盖英最忌俄，恐中倭开衅，俄将从中取利也。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且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然果事至无可收束，则亦利钝有所勿计。⁽⁹⁷⁾

此折反映了中枢内部和战两歧，实际上是主和主战两派妥协的产物。会议的结果，仍然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但以和商为主的方针。当时，中日两国的交涉已经中断，所谓和商也只是通过第三国的英国来继续调停而已。

由于清朝当局幻想日本会“有悔祸之心”，而且相信列强“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⁹⁸⁾的胡话，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军事上始终缺乏必要的准备。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命运。

(1) 《海月神师实史》，《天道教书》，第52—78页。转见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中译本，第35—37页。

(2) 锦营，忠清道公州监营；定府，全罗道全州监营。

(3) 《海月神师实史》，《天道教书》，第92—96页。转见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第40—42页。

(4) 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见《中日战争》（2），第268页。

(5)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4卷，第28页。

(6) 壬辰之仇，指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役。

(7) 丙子之耻，指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占领江华岛炮台事件。

(8) 转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7—18页。

(9)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A.崔时亨领导的东学道运动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如〔苏〕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85页：“在东学道的宗教外衣之下藏有农民群众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周一良：《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东学道）在宗教外衣下，喊出反对西教口号，作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见《中日甲午战争论集》第16页。B.东学道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两重性质。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6页：“东学道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宗教信仰或思想体系，而在于根据民族精神，喊出反对西教的口号，从事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两说都不准确。

(10) 金允植：《与宣抚使鱼一斋别纸》，见《中日战争》（2），第403页。

(11) 《日清战争实记》第5编，第102页。

(12) 《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外交大臣急件》，见《中日战争》（7），第218页。译文参看《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92页。

(13) 《远东报》1894年6月10日，转见《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95页。

(14)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报》，见《朝鲜档》（1901）。

(15) 转引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0—21页。

(16)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七日报》，见《朝鲜档》（1901）。

(17) 东京《国民新闻》1894年7月21日通讯。转引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1页。

(18) 两湖，指全罗、忠清两道。

(19) 织田纯一郎：《日清韩交涉录》，第4页。

(20) 《日清战争实记》第1编，第28—29页。

(21)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报》，见《朝鲜档》（1901）。

(22) 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1—22页。

(23) 《养寿园电稿》津院去电，《袁世凯致李鸿章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

(24) “势道”，又作“世道”，用以称王族外戚之当权者。

(25) 《梅泉野录》，第132页，见《袁世凯与朝鲜》第348—349页转述。

(26)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2页。

(27) 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第3页。

(28) 《日清战争实记》第1编，第33—34页。

(29) 《朝鲜史》，高宗李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30) 转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347、349页。

(31)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2—33页。

(32)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3页。

(33)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4页。

(34)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第13卷，第8页。

(35)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8），第13卷，第9页。

(36)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4页。

(37)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6、957、960），第13卷，第8—9页。

(38)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19号。

(39)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63），第13卷，第10页。

(40)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25号，附件乙号。

(41)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62、965），第13卷，第10页。

(42)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7页。

(43) 聂士成：《东征日记》，见《中日战争》（6），第2页。

(44)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2卷，第93—94页；《日清战争实记》第1编，第63页。

(45) 《东征日记》，见《中日战争》（6），第4页。

(46) “三南”，指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

(47) 转引《1893—1895朝鲜农民起义》，第100—101页。

(48) 全琫准率部撤至淳昌、南原一带后，并未解散。11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起义军。12月9日，全琫准被叛徒告密，不幸被俘。日本侵略者把全琫准处以斩刑，并悬首示众。日本侵略者又搜查东学道教主崔时亨，捕之，于1898年7月25日在汉城处以绞刑。

(49) 《东征日记》，见《中日战争》（6），第6—7页。

(50) 《东征日记》，见《中日战争》（6），第8页。

(51)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3卷，第134页。

(52)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20—21页。

(53) 《洪熙致盛宣怀函》，见《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21页。

(54)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14页。

(55) 漠漠生：《在一战》，见《日清战争实记》第1编，第102页。

(56) 五峰坂口恭：《闻客谈鸡林近事杂然有作》。见《日清战争实记》第1编，第101页。按：“鸡林”，朝鲜之别称。“五百年”，朝鲜太祖考献王1392年登位，至甲午年为502年，“五百年”乃取其整数言之。甲午之次年乙未为羊年。根据白莲教的教义，“红羊（阳）”为世界之末劫。

(57) 山崎有信：《大鸟圭介传》第250页。

(58) 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中译本，第68页。

(59)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9页。

(60) 《林董回忆录》，转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55页。

(61)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9页。

(62) 田保桥洁：《近代日支鲜关系之研究》，第98页。

(63) 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第6页。

(64)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35页。

(65)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45号，附件一。

(66) 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谓携带野炮两门（该书第73页），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则谓“携*炮四门”（该书第9页）。杉村为当事人，所记当较可信。

(67)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记为“高砂丸”（该书第2卷，第97页）。

(68) 此系李鸿章借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之语提出的，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075），第14卷，第6页。

(69) 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编：《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转引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中译本，第88页。

(70)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007），第13卷，第20页。

(71)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49页。

(72)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75号，附件二。

(73)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43—44页。

(74)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99），第13卷，第18页。

(75)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49页。

(76)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020），第13卷，第22页。

(77)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34页。

(78)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411号。

(79) 《发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062），第14卷，第1页。

(80)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603号，附件一。

(81)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603号，附件二。又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22）附件一，第14卷，第18—19页。但后者记录过于简略，不如前者之详细具体。

(82) 《朝鲜档》（191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55）附件一，第14卷，第32页。

(83) 《御史张仲炘奏藩属阽危敌人叵测亟宜破除成见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30），第14卷，第21页。

(84) 《丁军门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56页。

(85) 《叶军门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45页。

(86) 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第31页。

(87) 《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10页。

(88) 《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十四日。

(89)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64），第14卷，第35—36页。

(90) 《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朝鲜为北洋关键请饬李鸿章极力保卫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62），第14卷，第34页。

(91) 《礼部右侍郎志锐奏倭人谋占朝鲜事机危急请速决大计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69），第14卷，第38页。

(92) 《张謇致翁同龢秘函》，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6册，第445—446页。

(93) 《给事中余联沅奏东事日急请申宸断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77），第15卷，第3页。

(94) 《钟德祥密陈筹划朝鲜兵事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208）附件一，第15卷，第13页。

(95) 《工部奏郎中端方因闻日本盘踞朝鲜条陈管见据呈代奏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223），第15卷，第19页。

(96)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9、20页。

(97) 《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172），第14卷，第40页。

(98)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使欧格讷问答》，《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230），附件一，第15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