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

然而当时东北环境的险恶，这项草草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在当时部队之间的联系极度受限的情况下，对情况和形势严重与否的判断，还得各个部队的领导自己判断。而一些零星过江进入苏联的抗联人员，因为没有“报备”，依旧被苏联军方扣押、囚禁甚至是遣返（驱赶回中国东北境内）。

1939年9月，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进入伯力，试图与苏方达成一个对待抗联关系的正式协议。不久，周保中、赵尚志也奉命进入了伯力。几个人共同研究了抗联的领导机构、部队整编、武装斗争及和苏联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冯、周认为应借此机会明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无法取得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情况下，应争取苏联边疆党委和苏联远东军就针对中国中共东北党组织以及抗联的指导关系。

冯仲云

苏方同意了此项建议，派出了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伊万诺夫和远东内务部长王新林（这个已经是新一任的王新林了)与冯、周，赵三人进行了正式会谈。会议确定了联共边疆党委会和苏军远东军司令部对中国中共东北党组织及抗联武装的指导关系。

重要的是，双方皆同意和声明，这是在未能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指示）之前的临时措施。并且明确了苏方不得干涉中共党内的内部事务。

此外，双方还商定，当抗联因各个部队在战斗中失利或其他原因必须转移至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于接纳提供生活上的方便。

这就是抗联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伯力会议”。

但是！苏联当时还对日本奉行的是“和平政策”外交方针，故而这次会谈只有结果，而无实质！有关物资援助实际上并未得到落实。

1940年4月12日、5月6日、6月12日，周保中根据上述协议，曾3次向苏联远东军方求援，均遭到了拒绝。一开始苏联军方还电称：“暂时不能给你们运送钱粮”，后来干脆就不作答复。周保中派遣赵尚志亲自到伯力请求援助，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1940年底，联共边疆党委协调，抗联大部分领导和残余部队赴伯力，苏联远东军方面安排食宿却敷衍（或者是存心故意）了事，将各个中国首长分散安排。并在此期间，苏联方面单方面找各个领导分别谈心，要求把抗联部队并入苏联远东军方，由苏联远东军方统一领导。抗联大部分*员在彼此并无通气的情况下，大部分表示婉拒，表示要到周保中到来之后，汇报后由领导决定。

抗联第一路军露营一景

但周保中进入伯力后，却也见不到各部队的属下，只是一次偶然机会，第五军政委季青在城 内偶遇周保中的副官乔树贵，苏联远东军方的隔离政策才被打破。

在周保中的要求下，从12月初起，抗联各部领导才得以聚集在一起。

1940年12月中旬，抗联领导与苏方代表开始开会，一直到次年3月才结束，中间休会约一个月（等待共产国际的消息）。

联共边疆党委会代表和远东军方代表以国际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共同性、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借口，提出东北抗联已没有必要保持原来的从属关系，主张东北抗联并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由“王新林”来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一职，直接领导和指挥在中国东北的抗日游击活动。

这一提议明显违背了“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并且剥夺了中共对自己的抗日武装的领导权。此举立刻遭到了抗联领导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后苏远东方面将双方的不同意见上报共产国际裁定。

不久，苏联远东方人员调整，“王新林”调离现职，苏方派来了新联络员，代号仍为“王新林”。

1940年3月中旬，新任“王新林”在伯力为中方代表和抗联干部举行的宴会上正式声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周保中等人的意见，他代表联共边疆党委和苏远东军对中国同志表示慰问，就过去个别人的错误主张向抗联同志赔礼道歉。并一再声明“不干涉中共党组。

有了此裁定结果，最终，在周保中的主持下，这次会议最后还是在完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顺利开完，史称“第二次伯力会议”。

与会者经广泛讨论，达成三点共识：

1，此次会议性质是中共东北党组织的会议；

2，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时确定的几条原则；

3，提出了一项为统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机构的建议报请中共中央批准。

新任“王新林”被作为特邀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他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同志作出了会议决定，也代表苏远东军表示，将完全遵守“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

会后，苏远东军同意抗联领导返回中国东北继续领导对日武装斗争，并许诺，提供日制轻武器和日式军服供给抗联。

然而，口头承诺永远只是“笑容满面的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