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看清代的这一堆流程规定，一桩案子的审判大概并不容易出现一手遮天的情况。

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

最初炮制此案的余杭知县刘锡彤之所以明知此案存在若干逻辑漏洞，而仍敢于上下其手进行暗箱操作，就是因为他有把握能够通过人情、贿赂等方式打通“上官”的路子，确保能够顺顺当当、不被批驳地走完流程。

而站在他这一边、对他初始判决表示默许的官员越多，就意味着此案越“铁”、翻案的“沉没成本”越高，他自己也就越安全。

先后参与此案的官员中，杭州知府陈鲁与他私交不错又拿了好处，候补知县郑锡滜也被他拉入阵营，按察使蒯贺荪、浙江巡抚杨昌浚虽曾讯问，但都以“无枉无滥”作为结论。

牵涉的人越来越多，也使得这案子越来越“翻不得”，一旦翻案牵涉极广，不但浙江这一连串地方官丢光脸面，不少人还将被追究错审错判的责任。

因此，杨家虽然并非完全没有门路能力的普通民众，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姐姐杨菊贞也曾经前往浙江巡抚衙门、京师都察院等地呈递诉状，但两次申诉都无功而返，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案子依然翻不过来。

多次碰壁，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逐渐绝望，唯有其姐杨菊贞仍然不死心，准备进行第二次京控。

据说她的信念来自“神灵启示”——她曾为了弟弟的案子求神问卜，签诗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乩文则说“若问归期在何日，待看孤山梅绽时”。

这些句子，显然都指向此案终究可以翻案的意思。

与此同时，杨家人也汲取了此前向上层申诉的教训，开始寻找并使用更多的人脉来对此案施加影响。

杨菊贞再次离乡之前，前往狱中探望弟弟，杨乃武向姐姐列出了最有可能帮上忙的三个朋友。

当时的士人非常重视同年同乡的关系，这三人接到杨菊贞的求助后，全都答应出力帮忙。

与杨乃武同科中举的汪树屏有个哥哥汪树棠，在京担任都察院御史。

同年好友吴以同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西席，他帮助杨菊贞打通了胡雪岩的关系。

胡雪岩闻听她因为这场官司家产零落，甚至还资助了她上京所需的路费。

武举人夏缙川的堂兄夏同善时任翰林院编修，更与内阁大学士翁同龢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