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夹钟清”钟，此钟原为宋徽宗朝所铸“大晟”编钟之一。

明清时期，除了戏曲等音乐形式的大繁荣，中国民乐的乐器也奋力进取，站稳了“流行”高地。尤其是随着多民族的融合交流，许多少数民族乐器与外来乐器突破了昔日藩篱，大大方方进入中国民乐的大家庭，一时间，响彻草原的马头琴声，陪伴雪域同胞的根恰弦乐，还有“发家”于军中的嘹亮唢呐，飘洋而来的“杨琴”，众多新鲜血液汇入中国民乐，激起传统乐曲新的生命活力。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乐器的极大丰富下，新颖的器乐组合与合奏，成为了这时期民乐新的“生长”风口。比如，流行于明代江苏南部的“十番锣鼓”，就以乐器组合灵活，节奏变化复杂著称。演奏过程中，唢呐、曲笛、笙、箫、二胡、板胡等“丝竹”配合着鼓、锣、钹、云锣等打击乐，组合变化，交替重复，更番迭奏，乐音流转间，尽是饱满的情绪涌动。这种潮流一度“波及”佛门古刹，比如北京智化寺的“京音乐”和流行于山西五台的“八大套”，都是由寺庙保存的古老器乐合奏形式。其中的“八大套”整整包含八个大型整套器乐合奏，每套由多首曲牌按照固定顺序连缀演奏，明清时被五台山青庙音乐吸收保存，运用于禅门佛事赞偈仪式的演奏。

德化窑白釉瓷箫，明。来源/故宫博物院

可见，凭借着丰富样式与过硬实力，中国民乐本身就是潮流的缔造者，年年岁岁滋养着国人的视听。正因此，不久后，置身时代潮涌的中国民乐才能拨开近代的新旧杂糅，落落大方地同西方现代音乐打起照面，探明转型、迈步乃至革新的方向。

不“守旧”，“并”西洋

虽然传统悠久，中国民乐却从不固步自封。早在晚清时期，面对随同传教士共同“东渐”的西方现代音乐，中国传统民乐已然开展了汇流东西的自我探索与革新。

当今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国粹京剧，就是典型的“探路者”。

京剧。来源/pixabay

五四时期，新文化精神如同阳光广为播撒，照亮传统艺术的进取新路。梅兰芳、程艳秋和周信芳等京剧大师直面潮流，大刀阔斧地改造传统剧目，不仅编演了大量的爱国戏，还创新改革京剧伴奏，引入二胡、月琴等新乐器与新的配乐手法。更为“大胆”的则是越剧的改革，尤其是盛行于1936年后的女班，主动开拓眼界，博采众长，在传统伴奏中融入西洋乐器，探索组建颇具特色的新型戏曲乐队。

大幅度的自我突破与改革，中国民乐心心念念的却绝非“追捧西洋”。相反，面对西方流行音乐文化的强势挑战，中国乐人已然有了更为长远的目光，立足寰宇天下，寻求东西文化的汇融之道，让音乐越过国界，共谱“世界之音”。1920年，中国音乐家郑觐文等就在上海成立器乐社团“大同乐会”，他们不但团结音乐家们研习、整理与发扬民族音乐，力求振兴国乐，更不忘“睁眼看世界”，吸收西方音乐以创建新型乐队，在大同乐会的会章中，他们骄傲地昭告世人：

“本会专门研究中西音乐，筹备演作大同音乐，促进世界文化运动。”

八音盒，现当代。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囿于时局动荡，郑觐文的雄心愿景无奈折戟。不过，如他同道的一批批中国乐人的努力，却为中国传统民乐种下了开放而广博的血脉基因，使其敢于闯入世界音乐之林，同流行音乐较量切磋，最终携手并行。

这种胸襟气度也成功传承，在现代中国民乐人的发扬下，催生了民族乐章与新潮流行曲的奇妙相拥。曾登上央视舞台的“五声潮音乐团”就做了这样的“摆渡者”。他们捍卫着传统中国民乐，同时接纳和学习现代流行音乐，掀起两种音乐风格的精彩碰撞，换回汉乐府《长歌行》在千年后的“新颖”亮相，也让国人的童年回忆《大风车》拥有了古朴传统的演绎方式。

有乐手认为，实现如此“融合”的秘诀在于“包容”，即以音乐为媒，联袂传统与现代，激活新的想象与可能。在他们的“改良”下，传统古筝向吉他“取经”，变为了十三根琴弦，拥有了全新的演奏风格。筝声流淌，古老的器乐却溢出了新奇欢快的旋律，让观众置身东西方的音符汇流，一时间忘却音乐的国界与分野，尽情享受乐声的美好与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