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取消了对蒙古地区的封禁，允许山西人在口外定居耕种。这一变化使走西口的人数有了显著增加，而且这次涌入蒙古的人们已经不再是商人，而是以贫民为主。

光绪元年到四年之间，华北地区遭遇到百年难遇的旱灾饥荒。1875年为戊寅年，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晋陕一带更是整村整村死绝。

腐朽的清政府面人们遭受如此旱灾摧残，竟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救援，使得2000余万灾民变为流民，四处寻找新的生存机会。清廷为了缓解多方压力，宣布放宽对蒙古地区的封禁，允许山西人民进入蒙古草原定居，开辟新的农田。

放禁政策的实施，使走西口人数迅速增加，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迁徙。这些走西口的百姓不畏沙俄的步步紧逼，迎着滚滚风沙，跨过大漠戈壁一路西行，草原似乎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为了找到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带着能继续生存下去的渴望，他们在这无尽的艰辛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存意志，努力寻找适合居住的新家园。

走西口这场大迁徙彻底改变了蒙古大草原的生存模式，加速了草原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是大量贫民的涌入，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并把中原的耕种技术带到了草原。这种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为当地的农牧业协调发展创造了强有力的基础。

·二是大量的商人涌入蒙古，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商业理念，并在大草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带动了蒙古草原的商业繁荣。

·三是走西口的汉族移民与当地的蒙古族杂居，使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得到交流，在草原上诞生了独特而多元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面貌。

走西口从明朝中期开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结束，前后经历十几代人，跨度400余年。在这段历史中，几百万山西人背井离乡，冒死走出口外，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通道，定居在草原。

走西口不仅为贫困百姓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也成为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的契机，同时带动了草原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