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对卡琳的丈夫和牧师同样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当用餐时，卡琳丈夫并不像欧洲人文雅庄重，而是掠夺式地咀嚼食物，嘴巴发出令人讨厌的声音，也不管别人对他的态度。牧师在主持艾格尼丝丧礼时，诉说着自己信仰的缺失和绝望，全然不顾哀悼者的悲伤，伯格曼特意使用有些怪异滑稽特征的安德斯·艾科来饰演这名神父，目的便是通过“丑化”这一角色来突出反讽的效果。

影片中的女性成为遭受苦难、被疏远且进退两难的人类象征，他们表达的正是伯格曼的苦恼，这些苦恼源自对生命意义探寻的无可奈何，艾格尼丝作为女性的“殉道者”如同耶稣一样陷入到病痛的折磨，她与母亲仅有的交流便是童年用手抚摸母亲的脸庞。女性繁衍后代，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承受着孤独、寂寞与绝望，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因此而患上产后抑郁、幻觉乃至妄想症，不仅忍受着身体的变形，还要承担着精神上的苦闷。玛利亚心理健康被婚姻生活不断地侵蚀，卡琳甚至用玻璃刺痛自己的下体，这些痛苦其实都源于母亲的角色定位。

影片中的四位女性个性鲜明，缺一不可，在封闭的环境中彼此连接，安娜尽管不是她们的姐妹，却是唯一一位充当其母亲角色的人，在艾格尼丝最痛苦之时，他用丰腴的身体滋润着艾格尼丝痛苦的心灵，映衬出女性的牺牲与奉献。与此同时，在生死弥留之际揭示出她们冷漠的亲情关系，伯格曼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谴责，而是希望通过姐妹们的故事来唤醒观众们心中的爱，珍惜世间宝贵的亲情。

本片是伯格曼所有影片中对颜色使用最为夸张的一部，开篇红色的房间和人物着装尤为明显。这种意图也非常明显：“我所有的电影都可以用黑白画面来想，《呼喊与细语》是例外。在剧本中，我载明我想到把红色当成灵魂的内在。我小的时候，认为灵魂是影子般的龙，像青烟一样的蓝，像有翼的怪兽般翱翔天际，半鸟半鱼，但是龙的躯体里面全是红色的”。由此可知，伯格曼使用不同颜色其实有深刻的寓意，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颜色构成了一个纠结的亲情谎言。

在人物定位上，伯格曼曾用一句话来总结”艾格尼丝：垂死的人；玛利亚：最美的一个；凯琳：最坚强的一个；安娜：伺候人的那个”，红色的房屋象征子宫，白色的服装象征纯洁的心灵，黑色的丧服代表死亡，红色的服装代表*，在房间中垂死的艾格尼丝不断呼喊“有没有人能够救救我”，肉体上的痛苦暗喻精神的迷茫，看似互尊互爱的姐妹三人却有着深深的隔膜，表面上玛利亚和卡琳同时伸出了救援的双手，但其实却通过精神上的折磨诠释了疏离的亲情谎言。

影片中四位女性痛苦的根源并不一样，安娜因为女儿去世，把对世界的留恋转移到艾格尼丝身上，玛利亚因为精神空虚而痛苦，卡琳因为虚伪的价值观而痛苦，艾格尼丝因为感受不到亲情的存在而痛苦，她在日记中写到“星期一早晨，我在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早已经超越了生死，聚焦在对可贵亲情的留恋上。

对伯格曼来说，他对自己的母亲充满了留恋，母亲生前并没有能够给予充分的关照，尽管享受到了事业的成功和享用不尽的名利，但其实他还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孤单男孩。为了弥补缺失的亲情，他在母亲去世之后缓和了与父亲的对立关系，父亲从陌生逐渐熟络，虽然不可能为他做出任何改变，但伯格曼依然为了那一点点缓和的关系而兴奋不已，这其实就是他本片想要表达的亲情观点：无论关系多么疏远，血浓于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尽力让亲情变得和谐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