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半。

地铁即将进站，拥挤的人群开始自发地、有规律地在车厢里“涌动”，有人往开启车门的方向移，“下车吗”，“借过一下”，有人侧身，有人挪了几步，有人拉了拉行李箱，还得继续坐几站。下车的人来不及说一声“谢谢”，急匆匆站上了去往地面的电梯、步梯。接着快步走向上班的地界——当然幸运的话，也可能随手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这个时候，越是靠近目的地，越是可能遇见同事。或许你们都是“社恐”，使出浑身解数，用一个尴尬的微笑打了招呼；或许同事都很热情，上来就是一番不间断的问候，“你吃饭了吗”“最近忙啥”“你们部门怎么样”“你和你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凡此种种关心都是有可能的。几分钟后终于来到工位。刚坐下，有同事走了过来，送上每日必来的寒暄，问了问你某项工作的进度，能否顺带帮助他（她）解决一个小问题。此时隔壁工作间传来此起彼伏的笑声，他们在聊着某件有趣的事，似乎是终于拿下了某个合作项目，但从语气听好像又是“职场八卦”，虽然不会有人如此大声地谈笑八卦。后来他们散开了，有人走到你跟前，可能要问你什么。

《年会不能停！》（2023）剧照。

人来人往，一路匆匆。

多年后，你和多少以前的同事、同学在继续联系呢？不用等到将来，或许你此时此刻就能给出答案，毕竟你知道你自己最不愿意交往的是什么人，会和谁成为朋友。这是一套独属于你“拒绝谁”和“接受谁”的标准，它隐藏在你心底。

“最烦假惺惺的人”“最烦爱装的人”“最烦犯蠢、没常识、太笨”（网络称“厌蠢症”），我们通过种种辨别的方法塑造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我们也可能在某个瞬间发现与某某做不了朋友，在你们之间隔着一道似乎跨不过去的阶层之墙，关于消费的、关于理财婚恋观念的，也关于音乐艺术品位的。这有可能发生。甚至，社会阶层也由此得到再生产。

好吧，到此，关于友谊的形成已经有两种猜想了：一种是结构主义的，认为相似的人结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布迪厄就讲具有相似品位和偏好的人倾向于天然地相互喜欢；另一种则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划分人群的边界，如社会声望、经济财富，还有道德修养，在某方面不合，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也不合。有的边界并不是“结构”，相似的人未必成为朋友，不同的人未必不能成为朋友。

撰文｜罗东

《金钱、道德和做派》，[加]米歇尔·拉蒙著，谢天、珍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4年7月。

择友的范围

1987年，叫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的年轻人结束了博士后最后一年的工作，接着应聘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席，担任助理教授。这在如今被认为博士“过剩”的年代让多少博士毕业生可望不可及？在当时倒是比较寻常。也是在这一年，她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展开了一项颇有理论野心的研究计划。原定在11月开始的访谈，临时改为了12月——这是从她“访谈程序”里统计出来的，她本人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缘由。此后两年，她和研究助理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项研究上，在纽约近郊、巴黎近郊等地“寻找”（她用的是传统的电话抽样方法）中产男性做访谈。1992年，她这项研究的专著《金钱、道德和做派》（Money, Morals, and Manners）出版，副标题是“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这本书让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等众多大家成为其读者。他们赞赏她在研究中展现的访谈技艺和理论突破。是的，她年纪轻轻就挑战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3年，她顺利地获得了终身教职。可见这本书在其中的贡献分量。

当初让拉蒙着迷的问题是有关符号、阶层边界的文化研究。她访谈了法国和美国160位被认为事业和人生成功的男性，包括专业人士、职业经理人和商人，并将他们统称为社会中上层人士。

她希望知道，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

爱德华·霍珀作品《自助餐厅的阳光》（1958）。

按现在的标准审视，这个提问恐怕是会被反思和被批判的。仿佛其他人都被对象化了，渴望融进中上层圈子，排着队让他们筛选。选择者、被选择者，主体、对象，凝视、被凝视，凡此种种关系，每一种都可以说上若干后现代主义。但是，去掉他们的阶层身份，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问题，毕竟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择友标准。不同的是，他们在选择朋友的过程中因为遵循和发展了某种标准，结交了谁，排斥了谁，尊重了谁，鄙视了谁，群体边界和阶层再生产问题，跃然纸上。

“我喜欢的精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维方式的巧妙缜密、存在方式的敏锐。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些在审美品位、行为举止、自我展示和思维方式上达到精雅境界的人。”

这是一位法国建筑学教授的回答。拉蒙给他的化名（其他受访者也为化名）是迪迪埃·奥库儿，他“坐在四壁挂满艺术品的巴黎工作室里”接受访谈，讲述起家族史，把祖上在殖民地时期的经历重塑成“具有异国情调的迷人故事”。虽然拉蒙在这个地方并未加以描述和评说——她的研究者身份要求她只做客观性叙事，不允许她这样做——不过作为读者，大概也能想象被访者奥库儿口若悬河的场景。他通过讲述一段有起源、有转折、能与大历史产生联系的家族史，来展现其阶层身份的渊源。至少缺乏历史的“暴发户”在他的心中是不值一提的。当物质和财富条件无法区分他们时，历史就变得重要了。奥库儿说，他的朋友得有艺术天赋、充满活力，以及同等重要的是富有想象力，因为他认为“想象力正是生命活动中最崇高的维度”。奥库儿还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他喜欢有距离感的人，“这是精雅和贵族理想的一部分，你看，‘贵族’（aristos-cratos）这个词由‘aristos’和‘cratos’组成，‘cratos’的意思是‘顶尖的’。我喜欢这个定义，距离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按照这些标准，生活方式无聊的、缺乏想象力的人必然不能进入他择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