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2003）剧照。
中文版的校译者在脚注指出“aristos”本义是“顶尖的”，“cratos”本义是“权力”，当然也有“力量”之义。奥库儿的解释则疑有误。不论他解释如何，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距离感”好像都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他借此大概只是为了说明他本人看重的绝非友谊中“无话不说”的亲密，也不是金钱，而是某种与文化修养有关的尊严。难怪拉蒙说这位建筑学教授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也曾自卑
拉蒙在纽约近郊访谈了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布鲁姆，他自认没有多少审美能力，宅邸的装修风格全由妻子操刀。屋内摆放着古董家具，这是一种彰显品位的陈列方式，似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一些。哪怕是刚成为精英的人群，也偏爱此种风格。靠个人而非家庭取得成功，原本是一件更值得炫耀的事情。除了宣扬“白手起家”的成功学叙事，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只讲他（她）个人的成功。布鲁姆说，古董家具都是妻子的传家之宝。读到这里，我们都感受到了，这就不是金钱的问题，是买不到的家族史。
不过，布鲁姆本人似乎还是缺乏足够的信心。他此前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上班，被职场政治搞得精疲力竭后，跳槽到一家咨询公司。
“当我接到不请自来的电话，或是业务伙伴主动向他人推荐了我，那是最令人愉快的。我的自尊心需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渴望，一种需求，去感受我所做的事，相信自己干得很出色，其他人也认为我做得很好，这是一种对外界认可无休止的追求。”
他还是渴望被同事和合作伙伴认同的。假如没有这部分，他只能把自个儿定义为失败者。幸运的是，他依靠他的本事和努力得到了尊重；遗憾的是，当他见到那些看上去拥有一切的人，立马感到低人一等。要是有人“容貌英俊、服饰考究、知识渊博、口才一流，周游了世界且功成名就——我便会觉得自惭形秽，望尘莫及”。
布鲁姆最满意的，或者说可能是唯一让他感到有安全感的是其求知欲。他始终处在把自己“知识化”的过程中，他说：“我注重的是尝试回答关于人生的某些基本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发展你的心智，你的思维过程，你对事情的反思能力。只有这样，对我来说，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不平庸的。”
维尔姆·哈默肖伊（1864-1916）室内系列作品之一，“房间里的读书人”。
让我们把这件事说得简单一些，借用他的话来说，他“绝对是那种会把自己包装成知识分子的人”。“包装”这两个字用得微妙，如果他不是在用某种解构意味开玩笑，就是底气不足，与他见到更成功者的自卑情绪是一致的。可惜的是，关于这一点拉蒙没有告诉读者更多。倒是她把书写到一半（见中文版189页），不客气地指出，“布鲁姆不太清楚‘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类别的含义，因为他将‘知识分子’和‘致力于智性活动’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所以布鲁姆先生，你在外人眼里可能连“知识分子”也不是了。实在是残酷。
拉蒙解释说，知识分子的文化标准是模糊的，“美国的大众媒体也不像法国的大众媒体那样经常使用这一身份类别”。但是，作为研究者，哪怕不是在“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中明确界定其使用的概念，在论述中，凡是在做分类工作时都有必要对概念进行清晰的“操作化”。她归类的标准是什么呢？必得喜欢采用抽象的表达方式，比如“在谈到他们最近阅读的书籍时，这种抽象倾向很明显……从我们互动时的语气来看，有些人显然喜欢辩论式的讨论”。照这么说来，布鲁姆的“知识化”似乎还达不到这一条标准？不够抽象，不够文化。不知他本人读到这本书是怎样的感受。
让道德问题浮现
在上面两位受访者的讲述中，我们至少读到，凡有关文化的、物质的条件，都在定义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拉蒙采纳了布迪厄的一个观点，即“共同的文化风格有助于阶级再生产”。她在引用这句话时特别用了“有助于”这个表述。文化风格方面的差异，未必就直接转换为等级化。布迪厄《区隔》（Distinction）的论断是有一个倾向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具有相似品位和偏好的人倾向于天然地、自发地相互喜欢，也就是说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做朋友。拉蒙认为这是结构主义限制了他看到问题的多样性，有些符号或者说边界比较弱，并非牢不可破。符号的边界强度问题在布迪厄那里是未被提到的。对强度的分析也因此构成拉蒙在文化研究上的理论贡献之一。
纪录片《区隔及其产生机制：皮埃尔·布迪厄如何研究我们的日常生活》（Die Feinen Unterschied und Wie Sie Entstehen: Pierre Bourdieu Erforscht unseren Alltag，1983）画面。
道德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对于道德败坏行为的不同定义往往共存并相互抵消”。
弗朗索瓦·雷诺，一个医生，接受访谈时五十余岁。
“我喜欢人单纯朴素。我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戴有色眼镜看人是不对的。我认识各个阶层的人，有的没上过什么学，旦非常聪明，他们会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喜欢诚实的人，还有说到做到的人……我不喜欢那些总想惊艳四座，依仗他们的头衔而自我膨胀的人。我觉得他们缺乏慈悲与爱。他们除了自己谁也不爱。”
雷诺的回答使作为听者的人们——包括拉蒙——看到在道德这个维度上，阶层的边界被打破了。他住在乡村别墅，按拉蒙的描述，其住处有虫鸣声和喷泉声。他喜欢结交各种朋友，标准只有一个：为人诚实。两人在友谊中能坦诚相处也就够了。雷诺的回答是否考虑到平等主义的影响，是未知的。毕竟，他不可能面对访谈者直言不讳地讲他厌恶失败者或“下层人”这种旧式说法，凡是谈起其他阶层的人，能被接受的、正确的回答必然是“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
《老友记》（Friends）第三季（1996）剧照。
我们不知道拉蒙是如何向雷诺提出这个问题。她在研究方法部分只讲了如何开启话题的技艺，比如寒暄和闲谈是必要的。如果她在提问中直接或间接用到“是否会在意朋友的家庭背景”“是否会去主动认识其他阶层的朋友”等表述，那么提问就不可避免有诱导性。受访者的回答就需要加以甄别。或许，这只是“杞人忧天”，没有必要的担忧。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这一被忽视的问题由此浮现了。拉蒙认为，结构主义的视角关注的是文化和物质，悬置了道德。
如果我们从方法和操作上来讲，文化和物质其实也是最容易度量的，一项研究，即便用的是质性研究之法，也需要告知对所使用的概念是如何界定的。物质不必多说，通过收入和财富即可测量。文化难一点，不太好清晰界定谁有文化、谁更有文化，但是也勉强能通过职业、教育和表达方式分类。道德呢？其标准大概是漂浮不定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看法，此时有此时的定义，彼时有彼时的说法。仿佛唯有依靠主观的“识人术”才能识别一二。当然，这只是从操作层面来讲。拉蒙的意思是，这是结构主义在理论上的回避。
谁能拒绝诚实的人呢？
“你好吗？你妻子好吗？你的孩子好吗？”
一番热情的问候，本来表达了对听者家人的关心。但是读到此处，讲述者把三个问句连在一起，一口气讲完，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某种语气上的升调。这已经是不满的表现了。讲述者是一家大型现代医院的首席财务官约翰·贝利，他手下约有75个人，依社会经济的标准看，他在事业上属于成功者无疑。他“吐槽”的是他那虚情假意的老板，那个人的问候“看上去总是发自内心……他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在乎，那都是表演”。接着，他讲起是如何知道老板是一个“虚伪者”的。
“我们去参加会议，或者专业人士聚会时，就是这样，我坐在他旁边，他会悄悄地指着一个人问我：‘这家伙是谁？’我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他就会上前跟那个人打招呼，那番动作仿佛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可他刚才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我不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我喜欢人们做自己。跟朋友在一起时，我不需要装腔作势，假装是个什么人。”
读着这段文字，我们或许都能想象贝利的表情，比如有比划、翻白眼。拉蒙没有告诉读者这些有关受访者动作的部分。我们只是根据其中的描写，自然地联系到在生活、在影视剧中见到种种类似做派。总有一种人，他们对任何人都一样，问候这或问候那，持续的提问似乎在传达着关心。“仿佛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这个“控诉”简直绝了。当然，热情没有错，通过热情，一个人也能快速结识其他人，人脉广了，能在需要时获取信息或资源。在道德上，此种做派很可能成为人们说的“虚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