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后，在探访京报馆旧址时，北大学子吴问骋心中涌起一个念头：“百年前，邵先生在这里做着什么呢？是在厅堂接待访客，还是在桌案前奋笔疾书？”

6月1日拍摄的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吴问骋认为，邵飘萍能够做出卓越贡献，与其勤学、实践密不可分，“他有幸将自己的能力专长与民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一个符号。我们应当继承他的遗志和精神”。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从业十几年，邵飘萍以笔为枪，针砭时弊，对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鞭挞，冯玉祥夸赞他“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他的通讯时评成为那个时代的有力见证。

1919年5月4日中午，北大学生集于红楼前的马路上，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与北京各高校学生汇合，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由此发轫。这条马路就是如今的五四大街。

6月29日，参观者在北大红楼外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祖父十分关注巴黎和会的动态，尖锐指出这次由帝国主义大国操弄的所谓‘和会’，只会令中国深陷水深火热。他在1919年4月30日发表时评《请国人注意外交上根本问题》，呼吁国民抓住救国根本，废除中日间一切胁迫而成的条约。”邵澄说，作为当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和《国民》杂志社顾问，邵飘萍与诸多学生领袖和进步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始终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思潮。因此，邵飘萍深度参与这场爱国运动是必然的。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此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邵飘萍和《京报》对此影响深远。

五卅次日，邵飘萍就报道了惨案的经过，此后两个月内，《京报》经常以整版刊登五卅运动在全国的进展。邵飘萍还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建议“我全国人应一致对外，用不合作之手段，无论大小职务，一律辞去，坚持到底，以促外人之觉悟”。在这场运动中，邵飘萍几乎将全部心力投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据说，当时京报馆一直在为共产党组织印刷秘密文件，为此，邵飘萍还专门在自办的印刷厂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室。

6月1日拍摄的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然而，他的言论在促进民智觉醒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悲壮的伏笔。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共在北方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革命陷入低潮。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专门讨论了“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等议题。1924年7月，北京团地委停止活动并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团员，同年11月恢复工作后，贺恕、罗章龙、范鸿劼等先后担任地委*或委员。他们多为北大等校的学子，有的还是邵飘萍的学生。此时，邵飘萍与李大钊、高君宇、陈乔年、赵世炎等中共北方地区重要人物之间的了解日渐加深，与共产党组织走得越来越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贿选总统曹锟，通电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等人北上。邵飘萍对此予以极大关注，《京报》特别为之助阵。冯玉祥痛感督军内部缺乏政治人才，暗中物色能与他合作的人。恰在此时，邵飘萍进入了他的视线，冯玉祥亲聘他为高级顾问。

邵飘萍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但与普通党员不同的是，他是秘密党员——仅与个别*保持单线联系，一般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这位特殊党员，被赋予“特别的工作任务”：一是宣传，二是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