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玉器的光亮效果与玉器的前期磨制有很密切的关系。当清代玉器成形以后，总体光亮度已有很大提高。由于抛光材料细腻，经抛光以后玉器总体光亮适中，很少发现玉表面有划痕现象，并且玉器的图案纹饰仍保持前期磨制的清晰效果。

现代仿品在前期磨制过程中，总体粗糙，光亮度差。为了达到高光亮度，就需要较长时间的强化抛光。

虽然光亮度有了提高，但是由于强化抛光，致使玉器图案、纹饰受损，甚至造成精细纹饰模糊不清。有透雕工艺的玉器内壁较粗糙无法进行有效的抛光，造成各部位光亮产生误差。现代制玉采取高效率、高精度加工，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工艺缺陷是很难克服和补救的。

唐代玉器既没有如汉代的那种玻璃光泽，也没有明代的那种亮光，而是打磨出一种哑光，这种光泽，并不能将玉质的温润表现出来，与清中期的那种蜡光不能同日而语。也就是说，唐代玉器的磨光技术并不出类拔萃，有些仿品在此环节上容易过头。

宋代玉器的抛光技术比唐代要进步许多，玉表面同样不出现那种汉代、明代才有的玻璃高光，但是玉质的温润与醇厚能有效得以表现。当然与清中期的那种蜡光效果尚有距离。

唐代部分玉器明显收到域外文化的影响，如胡人、飞天等;而宋代的玉器则更多的是通过中原地区的玉制作传统的回归，满足来自中原地区文化层次上的诉求与市井审美的供需。并与北方的辽金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南北风格兼容的玉文化时代。辽、金与宋的制玉匠人具有流走迁徙的特点，他们居所的不确定，直接导致了琢玉技术上的南北糅杂。所以，宋代与辽金的玉雕在构图上有明显的不同，但技法上存在很多共性。

在文学的创作上，从来就有所谓“唐人尚意，宋人尚理”之说，唐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工艺制作，处处闪烁着宋代绝无的那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万古豪气，反映在玉制作上的纹饰、造型，则屡见创新。除了具有域外的风格的胡人纹饰外，尚有不少花草纹饰、禽鸟动物纹饰，多出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