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殖民地示意图。底图/天地图

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鸦片贸易即意味着神话般的收入与财富。巨大利益已经蒙蔽了这些英国商人的良知。据统计，1919-1939年间，因鸦片贸易，中国流失的白银可以达到一亿两以上。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身心饱受摧残的普通百姓。

深受其害：与餐馆数量等同的鸦片馆

对新加坡来说，它也并不只是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跳板。当时，印度将20%的鸦片送往新加坡，这些鸦片一部分送往中国销售，另一部分则留在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在市场公开销售。因此，新加坡本地华人群体也深受鸦片侵害。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曾希望将新加坡建设为一个“文明”的城市。他规划城市建设，发展振兴教育，但是这些计划很快遭到挫败。下一任管理者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接管新加坡后开始售卖赌博、酒水和妓院专营权，并从中谋取利润。同时，法夸尔放任鸦片在新加坡国土上蔓延。英国人甚至还在新加坡本土开办鸦片加工厂，将鸦片加工后销往中国等地。

鸦片贸易的收入成为英国殖民地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英国殖民政府高官维多·巴素曾在《马来亚华侨史》中说：“正如啤酒与酒为英国轻易收入的来源……鸦片在海峡殖民地亦没有例外。在这个殖民地，约有一半收入是取之于鸦片。”

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新加坡畸形繁荣的鸦片业。新加坡鸦片业能有多“繁荣”？

专家打比方说，19世纪中叶新加坡的鸦片馆数量能与餐馆数量旗鼓相当。1819年开埠时，新加坡全岛只有大约150个居民（30个华人）。开埠之后，移民数量才逐渐增多。1850年时，新加坡华人数量增至三万人，占总人口的50%。相关数据显示，1848年，新加坡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华人吸食鸦片。

而这些吸食鸦片的人大多是被英国殖民者采用不正当手段招募来的华人苦力。他们还有个非常难听的称呼——“猪仔”。电影《黄飞鸿之英雄有梦》中曾演绎出这些华工的悲惨境遇。这些漂洋过海来到南洋的华人本就家境贫寒，他们连船票都是由经纪人代办，在抵达南洋时已经赊欠下诸多钱款。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苦。市场上流通的鸦片进一步榨干了他们所剩无几的金钱和全部的体力。

电影中，关押待运“猪仔”的麻风病院。来源/电影《黄飞鸿之英雄有梦》截图

新加坡市场上售卖的鸦片价格并不便宜。当时，新加坡使用的重量单位是新加坡两（tahil，约等于0.0752 斤）。1862年以前，新加坡的鸦片零售价是每新加坡两1西班牙元，1864年，涨到每新加坡两2西班牙元。初步计算，华工每人每年差不多吸食3斤，花费40西班牙元。而他们的月收入只有3-4西班牙元，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超过40西班牙元。也就是说，华工的收入大部分进入鸦片销售者的口袋。鸦片卷走了华工们强健的体魄、低廉的劳动报酬，也卷走了他们的精神意志。

鸦片还为新加坡社会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当时，新加坡的鸦片贸易主要以包税制方式进行。所谓“包税制”，就是包税商给政府一笔租金后，可以在特定时期拥有分销和贩卖鸦片的专权。利润收益的争夺促使包税商互相之间充满敌视，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一些秘密会党、政府公职人员也加入到鸦片贸易中。

肮脏的鸦片贸易在印度、中国、海峡殖民地等地泛滥，严重损害了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19世纪末，新加坡社会中反鸦片的呼声此起彼伏。国际社会也对英国贩卖鸦片的做法进行批评。如美国人就批评英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利益上，而不为殖民地人民的福利承担任何责任。”迫于舆论压力，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进一步反思。20世纪初，英国召开议会，谴责鸦片贸易“在道德上站不住脚”。

此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反鸦片斗争。就南洋而言，主要有新加坡的林文庆与槟榔屿的伍连德，二人展开了一系列反对鸦片的行动。林文庆祖籍福建龙海，在新加坡出生，主业是一名医生。1893年回到新加坡后，看到华人吸食鸦片的场景，十分痛心，他创立了“反鸦片社团”，并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华人吸食鸦片：

“任何文明国家的政府都会把遏制恶行与罪恶当成是其职责所在……我们希望唤起殖民政府正视抽大烟所带来的灾害，及其从此种奢侈品得来的税收以及在道义上对贫苦无助的鸦片烟受害者所应尽的责任。”

林文庆（左）和伍连德（右）。来源/维基百科

20世纪初，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海峡殖民地的鸦片种植与贸易进行管控。1909年2月，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在上海召开。1912年，多国又共同签订《海牙禁止鸦片公约》。但由于一战爆发，这一公约并未真正落实。一战结束，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英国政府才开始直面鸦片问题，全面控制鸦片的批发与销售。新加坡禁止鸦片的过程充满不易，中间还因日本人入侵而被迫中止。直到1943年，英国官方才决定宣布在海峡殖民地全面禁止鸦片。自此，鸦片才彻底退出新加坡社会。东南亚史研究者认为，新加坡殖民地史实质上就是一部鸦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