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把柯布西耶在麻省理工学院停留的两天称为“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
1935年，柯布西耶来到波士顿。即便不认同柯布西耶在建筑界发起的“革命宣言”，1935年11月，思想开明的爱默生还是请柯布西耶到麻省理工做了一次演讲。“勒·柯布西耶当时在哈佛和MIT并不是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这两所学校都还是遵从19世纪的古典建筑教育风格。他的言论只是被当作一种猎奇好玩的东西。柯布西耶在MIT演讲的时候，说的法语，需要翻译成英语，所以除了个别学生外，大多数听众不懂，其中包括贝聿铭。但大家仍然被他先进的观念和他展示的照片所激发。”珍妮特·斯特朗说。即便如此，贝聿铭后来把柯布西耶在麻省理工停留的两天，称为“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身着黑衣、戴着镜框眼镜的柯布西耶“傲慢无礼，满口脏话。但在我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们需要有人来震撼我们，让我们走出自满自足的状态”。
1938年，贝聿铭到纽约游玩。有一天，他去中央车站接朋友时，遇到一位端庄秀丽的中国姑娘，她叫陆书华，正要去卫斯理学院读书。对陆书华一见倾心的贝聿铭忍不住“献殷勤”，提出开车送她去波士顿，但被矜持的姑娘拒绝了。也许是天意，当天晚上，贝聿铭得知陆书华乘坐的火车因飓风而耽误时，他便开始打电话要求约会，从而成就一段姻缘。
巧的是，陆书华的父亲早年也毕业于麻省理工，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陆书华本来也想像父亲一样进麻省理工读工程，但父亲建议她去附近一个“很好的女校”，于是她进入了宋氏三姐妹以及冰心都读过书的卫斯理学院。陆书华的英文名叫Eileen Loo，很多书籍在介绍她时根据她的英文名而将之错译成“卢爱玲”。
当麻省理工还在维系旧有的建筑教育思想时，“邻居”哈佛大学却开始全心全意地向新流派敞开胸怀。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约瑟夫·哈德纳特大力提倡现代主义，而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upius）。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包豪斯学派的先驱，纳粹政府上台后，格罗皮乌斯离开了德国，在伦敦工作了几年后，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建筑学系主任，从此居留美国。与全心拥抱新思想的哈佛不同，属于传统派的爱默生对格罗皮乌斯不屑一顾。
贝聿铭全家在欧洲度假
投身哈佛
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身为长子，贝聿铭的第一考虑几乎没有他选，本想马上回国，但是抗战的爆发，父亲贝祖诒被迫将银行搬到了重庆。贝祖诒给儿子写信，建议情况好转时再回来。
为了谋生，贝聿铭开始在波士顿一家工程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做了各种与工程有关的项目，这也为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小的影响，成为他后来作为建筑师的一种营养资源。
1942年春天，在陆书华毕业后的第五天，他们举行了结婚典礼；秋天，陆书华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攻读景观设计的研究生学位。贝聿铭本来就因为麻省和哈佛的合作项目对哈佛比较熟悉，有了陆书华这一层，他与哈佛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一些。有一天，陆书华的一位教授建议贝聿铭报名格罗皮乌斯亲自教授的研究生设计室工作。第二天一早，贝聿铭就走进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哈德纳特的办公室。
一直钟爱贝聿铭的爱默生院长闻听此讯，气得脸都红了。贝聿铭后来说：“当时他有被背叛的感觉。他坚信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教育方法，并且由衷地认为，现代主义运动是错误的。”不过后来贝聿铭也发自内心地感激他在麻省理工所受的训练。
1942年12月，贝聿铭正式入学攻读哈佛的研究生学位。“那时正逢‘二战’，班里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去为国家服兵役，班级规模变小，课程也没有以往那么正式。贝先生也想为战时尽一份力，所以他就自愿去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为国防部门工作。”珍妮特·斯特朗说。贝聿铭效力的地方叫“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二战”爆发后，爱因斯坦曾经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在白宫和从事秘密武器研究的物理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永久性的联络站，作为回应，罗斯福创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
贝聿铭在那里的工作，就是根据情报人员送来的照片，找出炸毁目标的最佳方式，理由是作为一名建筑师，“如果你知道怎么建造，就应该知道怎么毁掉它”。贝聿铭的第一个项目是研究如何轰炸德国和意大利的桥梁结构，再找出炸毁方法。“但在我想出轰炸德国的办法之前，与德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贝聿铭又被要求研究轰炸日本的办法。那是个完全不同的课题。因为日本的建筑多为纸木结构，在德国使用的高强度炸药用在这里效果不会很好，所以贝聿铭的任务又成了设计燃烧弹。但贝聿铭后来很不愿意提及这一段经历，他只是简略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很悲伤的一章。”
在普林斯顿时，贝聿铭与陆书华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定中。陆书华不得不中断学业，以照顾家庭。1945年初，贝聿铭和太太回到剑桥，在离哈佛校园很近的地方，租了一套很小的带花园的公寓。他们在小花园里种满了来自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还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木质唱片架，打算用来存放将来有一天能带回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身边的朋友也觉察到“他们想念祖国，有些伤感”。秋天，贝聿铭回到哈佛，继续他的建筑课。
回头看来，年轻的贝聿铭接受建筑教育的时期，也正是建筑思想最激荡的年代；也因为时代背景，他很幸运地遇到了欧洲和美国建筑界的领袖式的人物。第一位就是格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是我去哈佛的真正原因。”贝聿铭多年后回忆说。格罗皮乌斯推崇对于结构绝对“诚实”的表达，反对一切附加装饰。激进的格罗皮乌斯还把艺术史课从核心课程表删除，他还认为建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创造力的桎梏，因为学生往往慑于古希腊、古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建筑精品，被捆绑住了手脚。格罗皮乌斯与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包豪斯学院流亡者马塞尔·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为哈佛建筑系培养了包括贝聿铭在内，一批日后在世界范围内都颇有影响力的建筑师。
尽管贝聿铭被格罗皮乌斯倡导的新观念所吸引，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赞同他的每一个观点，他尤其不认同的是格罗皮乌斯对“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定义。“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格罗皮乌斯坚信世界按不同的速度工业化。先西方后东方，世界早晚都将被工业化。”这实际上也是柯布西耶曾提及的国际风格将席卷全世界。但贝聿铭对此有所怀疑，他认为这种看法太过僵硬。
有一次贝聿铭打断了格罗皮乌斯的讲课，争论说“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和特色。“我说‘气候怎么办？历史怎么办？传统又怎么办？’他说：‘很有意思，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项目，你得把这点向我证实。”几个月后贝聿铭拿出了他的作品——一张图纸，以及模型，这是他设计的一座两层楼的上海艺术博物馆，上面有好几个凉亭，还有淙淙流过茶园的溪水。贝聿明解释说，西方艺术的公开性很强，建筑要与之相匹配；但是东方艺术的传统是一种偏私人、隐秘的欣赏活动，所以建筑风格也必须有别于西式博物馆。贝聿铭设计的这个作品曾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格罗皮乌斯称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精致的学生作品”。在向一本建筑杂志所写的推荐语里，格罗皮乌斯写道：“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很好地坚持基本的传统特征——即，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却不会放弃设计方面的进步观念。”这句话，几乎创见性地预言了贝聿铭一生的建筑事业的特性。
1946年，贝聿铭从哈佛毕业，受格罗皮乌斯之邀留下来任助教。实际上，接受助教这个职位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彼时的贝聿铭还在等待着回中国的时机。如果有一份长期固定的工作，届时就很难脱身。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特别教几个孩子中文的原因。“他们总想着以后早晚要回到中国。”1946年出生的贝建中说。眼看着中国又陷入一场内战，贝祖诒再一次写信劝阻了儿子，等到贝聿铭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已是1974年。
作风高调、喜爱冒险的纽约地产大亨齐肯多夫。贝聿铭为他工作多年
初露头角
“其实接受齐肯多夫的工作邀约非常冒险，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尊敬的建筑师从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实际上，美国建筑师学会责难贝聿铭和齐肯多夫合作。在哈佛，贝聿铭的同事认为这是一次职业自*，认为他背叛了学术界和职业道德标准。但是贝聿铭意识到，随着逐渐庞大的家庭，他没法仅仅依靠助理教授的薪水维持生活，所以他决定搬去纽约，学习真正的房地产和商业——这些事情他在学校都没有学过。贝聿铭还打算带着他新学习的知识回到中国。”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还是《贝聿铭全集》的编者之一。
尽管争议颇多，但齐肯多夫是对贝聿铭一生有极大影响的一位人物，他的人生也绝对值得一本厚厚的传记。贝聿铭评价齐肯多夫是“最有想象力的开发商”，他坦言当初为齐肯多夫工作时，只是想学一些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出乎意料的是，我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来美国之后，很少走出学术界，是齐肯多夫把我带入了一个新世界，我很感激他。”
在公司其他同事眼里，贝聿铭是一个从容不迫、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有人开玩笑说，齐肯多夫的体重超过了贝氏一家人的体重总和，但是没有人敢忽视贝的存在。“虽然两人从身材上看相差很多，但他们的气场是相当的，两个人都能感觉出这一点，不必挑明。”与贝聿铭工作了近40年的华人建筑师黄慧生（Kellogg Wong）说。
刚加入事务所时，黄慧生并不清楚贝聿铭的出身，“但从他的穿着，他透着自信的特殊习惯，我能感觉到他出身优渥”。“虽然贝先生和我一样，个头都不算高，但他走进一个房间，他自然地就成为中心，他有这种自信和风度（bearing）。”作为密西西比出生的华人，黄慧生自认从小就有不安全感。“他的出身背景和我不一样，我从小就没见过博物馆，而他就出生和成长在美好的事物中。”
让黄慧生印象深刻的还有，有时候两人一起外出看场地。“十几岁的孩子看到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叽里哇拉地学说中文来嘲弄我们。我非常恼火，但贝先生毫不为意，只是微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这个气度黄慧生自认是学不来的。
贝聿铭的能力也为人惊叹。一位与他打过交道的朋友回忆，他们在讨论一个项目时，贝聿铭立即掏出一张描图纸，不到一刻钟就起草了一张设计图，以及立体图，这个草图和最后完成的建筑几乎丝毫不差。如此出众的创造力令人目瞪口呆。
当年让齐肯多夫更加声名大噪的，还有联合国总部项目。当时联合国正在纽约寻找建造总部的土地，在与其他地产商几番谈判失败后，联合国几乎要放弃，考虑选择费城作为总部的落脚点。这时，齐肯多夫决定将他手上的一块地皮贡献出来，供联合国总部使用。尼尔森·洛克菲勒说服了他的父亲——约翰·洛克菲勒支付了850万美元，为联合国买下了这块地。尽管齐肯多夫此后有很多的大手笔，但他平生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为联合国提供了总部的土地。虽然齐肯多夫少赚了几百万美元，但却获得极高的知名度。此外，他拥有的与这块土地相邻的所有房地产全部身价倍增。
因为齐肯多夫得罪了纽约的一些权贵，他的公司只能在纽约城外寻找商业机会。贝聿铭从中学会了宝贵的一课，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再好的建筑计划都是无法实施的。所以他后来无论做什么项目，都十分注意获得政府的首肯和支持。
齐肯多夫的名气越来越大，来自其他城市的商业邀约也越来越多。如果齐肯多夫认为这个项目值得考虑，就会让贝聿铭进行实地考察。一旦确定后，齐肯多夫通常会乘坐公司那架DC-3飞机，“一边喝着马提尼一边听着助手对于目的地情况的报告”。他们的飞机在城市的上空长时间地盘旋，以便让齐肯多夫和贝聿铭能够在降落之前好好观察这个城市。
很欣赏贝聿铭的齐肯多夫，每到一处都要很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极富教养和个性色彩的中国设计师介绍出去。与张扬高调的齐肯多夫相比，不卑不亢的贝聿铭更让人相处舒服。他从不炫耀性地用设计专业术语，而是用浅显易懂的词语表达他的设计理念。正如《贝聿铭传》作者所言，他有着一种能够将房地产的实用性和设计的高雅性完美结合的天赋。
在齐肯多夫的公司里，贝聿铭逐渐搭建了一个以哈佛毕业生为核心的工作小组。此后的10年多时间里，以贝聿铭工作小组为核心的部门已有了75人，每年负责高达5亿多美元的项目。更重要的是，齐肯多夫喜欢独树一帜，每当贝聿铭提出一种想法，他都会问：“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就很高兴地说：“那好，我们就去做一下吧！”这对年轻的贝聿铭来说，无疑是大胆实践的最佳机会。后来，齐肯多夫渐渐成了一个父亲似的存在。贝聿铭的夫人后来说，齐肯多夫给当时“空空如也”的贝聿铭灌注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丰富社会知识和经验，也给从小家教严格的贝聿铭带来了他所缺失的情感上的温暖。
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华人黄慧生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近40年
自立门户
贝聿铭在齐肯多夫手下，固然设计了不少项目，很多都盈利不少，但并没有建筑美学上的太大造诣，这也是让贝聿铭有点苦恼的。他也不愿意被永久地固定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建筑师”，只会设计房地产项目。
与齐肯多夫一起工作，贝聿铭也见证着很多人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伏的命运。50年代中期，当时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新上任的总裁罗伯特·扬意欲重修中央车站。中央车站是纽约市的地标性建筑，闻听此讯，齐肯多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贝聿铭也跃跃欲试。他设计了一个颇有现代风格的双曲面大楼——如果实现这个，需要一个大手笔，需要拆除旧车站，在罗伯特看来，双曲面大楼是他接到的几个改建提案中，最出色的一个。然而，1957年，因为中央铁路公司巨亏丑闻，罗伯特·扬自*身亡，双曲面大楼也灰飞烟灭。而此时的齐肯多夫也走上疯狂扩张的道路，这让贝聿铭非常不安。
1955年左右，贝聿铭向齐肯多夫表示了他的不安，流露出想离开的想法。“齐肯多夫是一个传奇的开发商，他总是渴望尝试新想法，做大生意，抓住所有机会。他在房地产行业赚了大钱也赔本不少。齐肯多夫想做些大事情。他喜欢让贝聿铭和贝的专业建筑师团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和贝聿铭非常亲近，两人就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当贝提出离开创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对他来说是件非常突然的事。”斯特朗评价。齐肯多夫表示理解，但仍挽留他们继续在公司工作，同时表示可以接一些自己的活。
但是这样的处理无法根本性地消弭贝聿铭对职业未来前途的忧虑。虽然贝聿铭在华盛顿、蒙特利尔、费城等地为齐肯多夫完成的大型规划，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像一些低收入住房和商业开发等项目，都有艺术性上的局限。“我知道如果我待在这家公司，我将永远无法得到我真正想要的项目。”事实上，贝聿铭一段时间里确实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排除在外，因为有些成员认为他是“房屋建筑师”（House architect）。因为这些原因，贝聿铭所追求的那些在艺术上有挑战、曝光率高的项目一开始就将齐肯多夫的公司和贝聿铭排除在外。他一直觉得，他和齐肯多夫的关系，使他丧失了设计林肯中心的一部分的机会，而这也是当时最受人追捧的设计项目。
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开始独立创业。这个新团队聚集了原来齐氏公司设计部门的核心人马，建立了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I.M.Pei&Associates）。而齐肯多夫给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写了一份很动感情，也很伤感的告别信。信中说，12年不长也不短，“在一起，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所经历的划时代的事件，都将被未来世界中当代生活的记录者们重视；在他们的笔下，我们的事业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建筑史进程，而我们对美好设计所衍生出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改变，也将被记录在册”。贝聿铭后来说，30年后重读这封信，依然潸然泪下。就算在30年后，他依然感念齐肯多夫“教会了我如何评估一片土地；我看待一个地段的眼光完全地转变了”。齐肯多夫后来像是交了噩运：1965年，公司*；1968年，个人*，妻子飞机失事遇难；1976年，在曼哈顿大陪审团判定他没有交纳州所得税六个月之后，齐肯多夫因第六次中风，离开了他曾叱咤一时的世界。
急于寻求突破的贝聿铭很快遇到了一个颇为理想的项目。当时国家大气研究联合大学（UCAR）校长罗伯茨是一位前沿天体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极具前瞻性的领导者。他希望在科罗拉多博尔德建立一个新的科研实验室。像齐肯多夫一样，罗伯茨也想启用年轻、名气不那么大但有潜力的建筑师。七所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组成的设计师选拔委员会一致推荐了贝聿铭。
而贝聿铭也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为了切身感受这一片空间的风格，贝聿铭徒步走遍了整个山坡，甚至在顶上露营，希望能切身感受太阳、风以及这一片无边无垠的开放空间。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项目于1967年竣工，它成型的设计是一座具有未来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和当时流行的野兽派建筑风格十分合拍，后来伍迪·艾伦在1973年拍摄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里还用到了中心的场景。从罗伯茨博士开始，贝聿铭与一连串大名鼎鼎的客户建立了亲密得可以称为合作的工作关系。
珍妮特·斯特朗说：“国家大气中心项目，使贝聿铭第一次有机会探索建筑的艺术。尽管从近处看，还有一些细节显得不甚完美，但他独特的风格和建筑语言仍然熠熠生辉。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贝聿铭不断琢磨自己的建筑美学，做出更加自信和流畅的作品。”贝聿铭又一鼓作气，完成了艾佛森美术馆的设计。
1969年，他因得梅因艺术中心和艾佛森美术馆项目，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国家荣誉奖。这是协会第一次同时颁奖给同一个建筑师的两个博物馆作品。之前对这种建筑类型毫无经验的贝聿铭，创造了美国建筑师协会历史上的新纪录。艾佛森美术馆是贝聿铭后来一系列博物馆项目的开始。艾佛森美术馆建成之后，贝聿铭邀约不断。
贝聿铭的建筑事业实际上也是美国战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战后，新建筑的需求特别广泛，因为几十年来没有建造任何建筑。随着美国向和平时期的经济过渡，贝聿铭独立职业生涯的开端和这次浪潮相一致。他早期的建筑反映了新科技的出现（比如，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MIT地球科学绿色中心）和文化机构的伟大复兴（比如纽约北部的艾弗森美术馆）。”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