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弗森博物馆外观
跻身名流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举世震惊。一场高规格的葬礼之后，肯尼迪遗孀杰奎琳就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选择一种沉默的方式纪念亡夫。
自从罗斯福总统开始，修建总统图书馆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种传统。对43岁就当选总统的肯尼迪来说，他曾以为未来属于他的日子还很漫长，如果能连任，8年的总统任期之后，他也不过51岁，他希望退休后能在母校哈佛任教。1963年10月，肯尼迪亲赴哈佛大学选定了一块2英亩的场地，计划将它建成一个档案馆、博物馆、教育中心以及他的办公室。没想到，一个月后，他便遇刺身亡。
肯尼迪去世一个月后，杰奎琳把肯尼迪生前最亲密的助手们召集到她在乔治敦的住处，商讨图书馆的具体建设计划。经过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未来的图书馆“绝不只是与总统有关的信件和公文的贮藏室”，而一定要有教育意义。此外，肯尼迪是一位天性随和不拘小节的总统，他的纪念馆绝对不应该是林肯纪念堂、把林肯的宏伟雕像摆放在门口俯视众生的那种风格。此时的美国人民正对肯尼迪一家怀有强烈的情感，消息一传出，捐款也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如何选择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建筑师时，杰奎琳一时不知所措，她找到肯尼迪生前密友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寻求帮助。身材高大的沃尔顿与肯尼迪是世交，他本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几小时，作为《时代－生活》的战地记者，他与82空降师一起，跳伞到诺曼底前线，并和他的朋友卡帕、海明威一起对随后的战役进行了报道。战后，沃尔顿也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他当时还帮助杰奎琳挑选油画来装饰白宫办公室。沃尔顿不建议杰奎琳对外公开招标，他说：“与其让那些不了解肯尼迪的评判员挑选设计师，还不如亲自选择符合肯尼迪口味的建筑设计师。”
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的汉考克大厦
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挑选建筑师。1964年4月，肯尼迪家族邀请18名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来波士顿，每人用不记名投票的形式选出候选者。在入围的6名候选者当中，贝聿铭排在第三位，排在他前面的两位是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 Kahn），他们都是当代建筑界响当当的人物，而彼时的贝聿铭的影响力显然还不在一个量级上。
杰奎琳决定亲自去拜访三位候选人的工作室，以加深了解。几周之后，考察团队在肯尼迪夫人的带领下驱车前往贝聿铭在麦迪逊大街的工作室参观。围观者将轿车挤得只能像蜗牛般移动，借助警察的帮助才穿过同样挤满围观人群的公司门厅。
当时贝聿铭仍租住在齐肯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室并不豪华，不过贝聿铭特意将它粉刷一新，并在不大的接待处摆放了一束美丽的鲜花，以接待杰奎琳。杰奎琳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美之后，问贝聿铭：“你们常放置这么美的花吗？”贝聿铭老老实实“交代”，那是专门为她买的。
“那是一个重要的会面，你知道那时候每个建筑师都想拿下这个项目。”珍妮特·斯特朗说。杰奎琳为世人所知的形象是举止优雅。而贝聿铭见面时精心布置的举动悄无声息地显示了他的诚心。
贝聿铭向肯尼迪夫人展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作品。当时贝聿铭并没有太多耀眼的作品，没有大音乐厅、博物馆之类的工程，多是贫民窟改造、低收入住宅等建筑工程。但是杰奎琳对这些项目显示出了相当的兴趣，不停地问各种问题。“贝聿铭坦诚地对肯尼迪夫人说自己并不出名，但最好的作品一定就会是肯尼迪图书馆。年轻的贝聿铭所展现出的意念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决心，正好符合杰奎琳和大众对肯尼迪的认知。”珍妮特·斯特朗评价说。
1973年5月29日，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妹妹和女儿（右）参观贝聿铭设计的肯尼迪图书馆模型
在此之前，杰奎琳去芝加哥拜访过密斯·范·德·罗的工作室。当时这位大建筑师抽着雪茄，说话不紧不慢，一副淡然处之的神情，另外，此时的他已年近八旬，杰奎琳对这样一位人选当然持保留态度；在费城，他们又参观了路易斯·康的工作室，这位童年曾被烧伤一半脸的建筑师不修边幅，办公室更是乱糟糟的。一比之下，贝聿铭显得更像一个有风度、优雅、有效率、运筹帷幄的建筑师。一位建筑历史学家感慨说：“贝一走进房间，光芒也随之而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令人为之倾倒。换了你，会选择谁呢？”
1964年夏天，正与家人在意大利度假的贝聿铭得知自己成为一名黑马。消息一出，贝聿铭一下子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一夜之间名扬四海。“那时父亲的名字进了报纸上的字谜游戏里，学校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是谁了。”贝聿铭的幼子贝礼中笑着回忆。
但是准备好好施展一场的贝聿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扰。先是地址发生变化。剑桥当地社会的成员认为图书馆会引来大批游客，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公开反对最初的计划。迫于压力，图书馆不得不重新选址。到了1968年，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又遇刺，杰奎琳嫁给了船王奥纳西斯，这使得本来就饱受重创的计划更加偏离了航线。雪上加霜的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迅速筹集的2300万美元不断减少，严重的通胀也造成了余款的缩水。此后10年，能用在项目建设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社会思潮以及人们情绪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975年，无奈的肯尼迪家族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场地，把新址选在了波士顿城外一处偏远的填埋区。虽然对这个地址也不是很满意，但贝聿铭还是迅速召集了他最老练的手下，从设计到施工，只用了短短三年就完成了项目。
1979年，在长达15年的建设后，肯尼迪图书馆终于落成。这是一座倚海矗立、黑白分明的现代化建筑。有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调侃了一句说：“也许自法老时代以来，还没有哪位建筑师能像贝聿铭这样，和客户持续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关系。”玩笑背后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这项持续了14年的工程，其中有10年都用在寻找建筑用地上。在此过程中，贝聿铭和同事一起为每一个方案做了十几个模型，因为每一个方案都有不同的用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肯尼迪图书馆项目成了贝聿铭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使得贝聿铭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式的人物，将贝聿铭的公司推到了建筑界的顶端。他后来经常说：“那是我们公司真正的开始。”贝聿铭后来回忆说，杰奎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跟我的丈夫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贝聿铭与肯尼迪都来自哈佛，又出生于同一年；杰奎琳形容自己的丈夫很开通，没有一点成见，她觉得贝聿铭也没成见，两人之间交流得很顺利，“这有点化学反应的意思”。尽管肯尼迪图书馆的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贝聿铭与肯尼迪夫人的情谊并未因此而终结。1992年，贝聿铭还邀请彼时身份已为船王夫人的杰奎琳·奥纳西斯来北京参加了香山饭店的开幕式。
1964年12月13日，贝聿铭和杰奎琳·肯尼迪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肯尼迪图书馆修建基金已达到1000万美元
从巅峰到低谷
肯尼迪图书馆的效应，贝聿铭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大量高级业务找上门来，贝氏事务所的业务一度四面开花，一位设计师回忆：“似乎每星期都有激动人心的事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们开放。”
1966年，事务所搬到纽约麦迪逊大街600号的一幢办公楼里，贝聿铭与合作伙伴考伯和弗里德，这三个性格各异的人结成一个团结高效的工作团队。
就在一切朝着令人鼓舞的方向继续前进时，公司却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击。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暴，位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的立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还有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不得已，大厦所有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镶上胶合板，引起建筑界的一片哗然，当地的民众则戏谑地称其为“胶合板大厦”。
而汉考克大厦正是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当地媒体幸灾乐祸地将大楼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在他们眼里，而这个事故正是野心勃勃、超越常规发展的公司的必然下场。其实事后的调查报告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造玻璃的缺陷。但不管怎么样，贝氏事务所的声誉当时遭到重创。贝聿铭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们坐出租车时甚至不敢提及自己是在为贝聿铭工作，否则就会遭受一顿嘲弄。自此之后，贝聿铭的事务所门可罗雀。贝聿铭晚年在回忆此事时说：“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IBM曾于1969年雇用贝聿铭设计该公司的办公大楼。贝聿铭的初稿也得到了IBM高层的认可。然后汉考克大厦风波之后，IBM不再和贝聿铭联系，而悄悄起用了另一位建筑师。汉考克风波也让贝聿铭与洛克菲勒家族失之交臂。1974年，洛克菲勒家族从四名候选人当中挑选了贝聿铭，来为其在公园大道上的亚洲协会设计一所艺术馆。艺术馆里将收藏洛克菲勒三世捐赠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东方艺术珍品。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贝聿铭都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当贝聿铭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后，却并未得到热烈的回应。其身边人怀疑，“洛克菲勒家族显然受到了汉考克大厦的影响”。无奈之下，贝聿铭以一封辞职信的方式体面地结束了双方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整个美国经济开始衰落，建筑业也跟着萧条。贝聿铭很早就在建筑界里有一个“名声”——如果你要按照预算来来完成工作，那么就不能请贝聿铭。这个大形势下，贝聿铭的日子更加难过。这给贝聿铭的事务所以致命打击，甚至一度到了*的悬崖边。
汉考克大厦进行了彻底的修整，1976年10月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波士顿街头。后来还引发了汉考克公司、玻璃制造商以及贝聿铭事务所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诉讼，诉讼纠纷一直持续到1981年，经过冗长的谈判后，当事各方都同意接受和解，承诺“永远不再公开谈论大楼有关问题”。不过后来，波士顿人们也开始接受甚至欣赏起汉考克大厦，还有人将之比喻为“波士顿的艾菲尔铁塔”。
汉考克大厦风波让贝聿铭经历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危机。150人的事务所陷入困境。但是了解贝聿铭的人都知道，他笑容可掬的面容后面是坚强的意志。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罗伯特·盖蒂斯说：“贝可以和他的建筑一样咄咄逼人。”
贝聿铭令身边的朋友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种处变不惊的超人冷静。他的合伙人伊森·列奥纳多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60年5月的一天，贝聿铭和伊森一起到夏威夷出差。到了之后才知道，这一天，智利发生了大地震，而地震引发的海啸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横扫了西太平洋岛屿。仅仅14个小时，就到达了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为了预防不测，他们预订的饭店已经把最下面的三层楼全部搬空。可是这却激起了贝聿铭的好奇心，他告诉伊森：“我得看看这玩意儿。”
凌晨3点钟，贝聿铭和伊森站在家具已经搬走的空荡荡的大厅里。此时，他们已经得知，几个小时前海啸已经撞击大岛的东海岸，造成几个人丧生。这个消息还是没有吓倒贝聿铭。他和伊森两人紧紧抓住“粗得张开双臂都无法抱住的水泥柱子”。海啸如约而至，但并没有想象中壮观，这还令两人有点失望。他们后来才知道，巨浪摧毁了夏威夷岛西岸的防波堤，淹没了大片的土地；不到24小时，又到达了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列岛。临太平洋沿岸的城市、乡村和一些房屋以及一些还来不及逃离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波涛卷入大海。想起这一幕，伊森心有余悸：“我们很幸运，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东西打交道。”
1970年，贝聿铭夫妇带着小女儿，和朋友索尔古夫妇一起飞到柬埔寨游览吴哥窟。一天早晨，他们醒来时发现旅馆已经人去楼空。原来柬共军队发动突袭，夺取了从旅馆回金边的道路。人们正惊慌失措地忙于撤退。索尔古给法国使馆发电报，后者建议他们向西逃跑。于是贝聿铭一家和朋友丢弃行李，挤到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在热浪和滚滚灰尘中行驶100英里到达泰国边境。索尔古的西方面孔可以提供保护，但对贝聿铭一家人来说就有点危险：一旦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他们就会被人误认为是逃亡的柬埔寨人。尽管其他人都忐忑不安，但贝聿铭还有闲情逸致在路旁的水果摊停下来尝尝榴莲的味道。后来贝聿铭一家安全抵达曼谷机场，他们在卫生间洗完澡以后接着飞往东京。在那里找裁缝重新做了一套衣服。两天以后他们穿着高雅精致的服装出现在巴黎，除了稍微有点受惊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地从容自若。
这副从容镇静的神情，同样出现在贝聿铭面对自己的职业险情时。肯尼迪夫人拜访时摆放鲜花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依然准时绽放；事务所里也照样飘荡着咖啡的芳香。他也不愿意解雇事务所150名员工的任何一位。与齐肯多夫共事的经历也让贝聿铭见惯了大风大浪。从他的表情来看，大家看不出任何惊慌不安的迹象。
“幸运的是，贝先生找到了海外市场。”黄慧生说。一个解释是，贝聿铭能跻身新加坡的建筑业是因为新加坡的银行家都认识他父亲。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贝聿铭已在着手建设海外华人金融集团52层高的总部大楼。“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项目一个接着一个，那个地方使我们在业务处于低谷时得以生存。”黄慧生说。同时，贝聿铭又在科威特、伊朗等中东地区开展业务。从小就在典型的中国大家庭长大的贝聿铭，对这种权威结构毫不陌生，与王公贵族们打交道，也游刃有余。让人惊讶的是，中东的那些权贵们很喜欢同贝聿铭打交道。在最艰难时刻，海外业务的拓展使贝聿铭事务所得以维持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