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 Uncle Koali
撰文 / Dan
编辑 / Dan
出品 / iSP家长学堂
受害者
这和受霸凌的孩子有关吗？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
……
现在看来，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说法简直恶毒至极，不仅无法起到解决问题、安抚他人的作用，甚至还会对受伤的孩子进行二次伤害。
但无可否认的是，校园霸凌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虽然我们不认为其中内蕴着是非道德判断，但霸凌关系的形成的确与受害者的特质同样息息相关。
为什么是他们？
美国微观社会学学者柯林斯(2016)认为，如果有一方在人际冲突中一味地回避，就会打破人际间的冲突—紧张平衡，并最终导致攻击性行为的产生。
也就是说，受害者的确往往存在一些弱势的特质（例如回避）“吸引”霸凌者实施攻击。
Olweus(1994)将这些容易被霸凌的人描述为被动的、消极的、服从的，并认为这些人在社交时会焦虑、敏感、缺乏自信(Salmivalli＆Isaacs2005)。
我们也可以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个霸凌者（当然这种行为不值得鼓励），那么到底选择霸凌一个自信刚烈，具有反抗精神的人，还是选择霸凌一个胆小自卑、服从性强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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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霸凌的孩子的这些“易受害体质”很大程度时由原生家庭造成的。由于父母的严苛要求，他们往往缺乏自信。在家长的严厉对待下，他们认为受伤害是“一种常态”，故而面对别人的霸凌时，更多采取消极的、顺应的方式应对，成为霸凌者眼中好欺负的“羔羊”。
研究也证明了：那些被家长严厉对待的男孩也更容易在学校被欺凌(Whelan＆Barker，2014)。而在温暖、充满感情和有良好家庭氛围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则更少被欺凌(Lereya，Samara，＆Wolke，2013)。
从更多的外部视角看来，这些孩子也具有一些突出的特征。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受害者往往是与众不同的、没有朋友的、不被社会接纳的和被孤立的对象(Juvonen，＆Graham，2014;Pellegrini，Bartini，＆Brooks，1999;Veenstra，etal．，2005)。
身形外貌在青少年霸凌中也发挥重要作用。那些超重的、晚发育的、残疾的学生更加容易被欺凌(Juvonen＆Graham，2014;魏重政，刘文利，2015)。
旁观者
98年前，著名心理学实验——霍桑实验在美国芝加哥郊外的霍桑工厂正式启动。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实验无意间发现了一条社会心理学界内重要定律：霍桑效应。霍桑效应是指当人们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会改变行为的倾向。
也就是说，人的行为乃至态度是随着是否有人在场观察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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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到校园霸凌的场景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霸凌发生时的“旁观者”或“第三者”得在场与否与表现的行为， 会显著影响霸凌行为是否能够继续或者完成。
有研究表明：旁观者的同情心、自我效能感以及反霸凌态度，极有可能鼓励和强化霸凌者的行为，也有可能保护和支持受欺辱者从而使其免受伤害（Kärnä，A.et al，2011.）。
也就是说，霸凌发生时，故意忽略的漠视、无力的叹息都会助长霸凌的气焰，而强大的正义感、坚定的反霸凌态度则会给予霸凌者震慑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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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善于伸张正义。
旁观者效应是指在有其他人在场时，出手帮助之机会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负相关。
换句话说，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之机会越低。
对于旁观者效应认可度较高的一个解释是责任扩散。当有他人在场时，个体不去救助受害者的（社会）代价会减少。见死不救产生的罪恶，罪恶感、羞耻感，责任会扩散到其他人身上，个体责任会相对减少。
当旁观者只有一人时，我们的道德感让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受害者。但是，当有许多人在场时，我们就会不清楚到底谁应该采取行动。
帮助人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这样每一个人都减少了帮助的责任，容易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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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霸凌中，霸凌者往往权力地位较高（身体素质更强）。当只有一个旁观者在场时，旁观者很难鼓起勇气提供帮助，因为帮助受害者可能会使霸凌转移到自己身上；当有许多旁观者在场时，旁观者效应会使围观群众出现群体缄默，认为自己没有在承担不可避免的道德义务。
在此之下，旁观者的缄默会被霸凌者理解为顺从的信号，从而更加助长了霸凌者的气焰，推动霸凌的进一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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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ONTINUED-
暴力是盲目的野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