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图）
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2018年的主题延续了从2016年开始的口号“我们可以，我可以”（We can. I can.），呼吁每个人都为癌症防治尽一份力量，共同减轻全球癌症负担。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推出了有关癌症早期诊断的新指南，希望通过确保卫生服务机构重点关注癌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机会。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也在北京发布《以药物创新应对癌症的挑战》2018报告。报告揭示了全球及中国目前严峻的癌症形势，以及加强药物创新、提升药品可及性对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轻社会疾病负担的多重积极意义。
癌症的威胁是全球性问题。WHO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每年有880万人死于癌症，大多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全球人口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一个问题是，许多癌症病例诊断过晚。即使在具有良好的卫生系统和卫生服务设施的国家，许多癌症病例是在癌症晚期才得到诊断，治愈的希望很渺茫。
“由于在癌症晚期才做出诊断而导致治疗为时已晚，这给许多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过早死亡。”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残疾、暴力和伤害预防司司长Etienne Krug博士说。
在中国，每天约1 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约7 人确诊患癌。人们常常拿一个数据来说明中美癌症治愈率差距高：2015年，中国所有癌症的5年生存率预估为36.9%，而美国2012年的数据已达到70%——这意味着中国的癌症患者生存率约为美国的一半。
（RDPAC最新报告截图/图）
许多人以此来批评中国的医疗水平和药品的落后，但实际上，随着新药和新疗法的引入，中美癌症治疗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生存率的提高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想明白中美为何仍有如此大的差别，需要理清下面几个关键点：
1、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癌症谱系有很大区别
这点非常关键。
由于遗传、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医疗条件等诸多因素差异的影响，中国与欧美国家的癌谱存在明显差别。在发达国家，男、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分别为前列腺癌和乳腺癌，而在我国则为肺癌和乳腺癌。就具体癌种来说，以美国为例：
美国男性高发癌症的前五名为：前列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膀胱癌、胃癌；美国女性高发癌症的前五名为：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子宫颈癌、卵巢癌。
而中国男性高发癌症的前五名为：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结直肠癌（从第二名就开始不同）；中国女性高发癌症的前五名为：乳腺癌、胃癌、肺癌、结直肠癌、食道癌；
因此，美国的男性前列腺癌和女性乳腺癌发病率显著高于中国；而中国的上消化道系统癌症如胃癌、肝癌、食管癌远远高于美国。世界上一半的肝癌致死患者在中国，而肝癌在美国在高发癌种里前十名都排不上。
2、中美同种癌症的发病原因不同
中国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仅为12.61%。但中国的肝癌病人发病原因主要是和乙肝病毒的感染有关，而美国的肝癌患者则是丙肝病毒感染和酒精肝等因素所致。
（RDPAC最新报告截图/图）
3、中美癌症药物可及性差别显著
根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最新研究数据，中国在2010年-2014年全球癌症新药可及性的排名远远不及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49个新药中仅有6个在中国上市供患者使用。但随着2015年之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一系列鼓励创新、加速审批的政策出台，差距已在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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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高发癌症的新药极少。一直以来，创新药和癌症药物主要依靠欧美国家的研发。但欧美国家，首先专注于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将药物研发的重放在欧美高发疾病上，这就导致——中国特色癌症的治疗药物匮乏。
“中国特色的高发肿瘤，如食管癌、胃癌 肝癌等，在国际上治疗水平明显低于其他肿瘤。”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消化道肿瘤靶向治疗在全世界都是临床痛点，但中国半数高发癌症是消化道肿瘤，由于缺乏特效药，全球食道癌每年死亡的患者中，超过50%在中国，又因为西方国家发病率低，他们对此药物的研究投入寥寥。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临床医疗水平比西方差距甚远。
“事实上，消化道肿瘤如胃癌和食管癌在中国的治疗效果肯定会高于美国。”沈琳举例，中国高发的结直肠癌5年生存率提高了20%以上，这都有赖于中国医药人士对本国特色病种的努力。
4、不同国家癌症防治投入差距显著
近年来，中国的卫生总费用投入不断增加，2016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总计达7000亿美元，占GDP的6.2%，但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美国2016年卫生总费用投入为3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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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癌症相关临床试验远少于美国
在美国，众多患者的生命得到延续得益于创新药的出现和参与临床试验的获益。根据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库统计，截至2018年1月，在中国进行的与癌症相关的临床试验研究约为33407个项目，而美国的临床试验项目数量已超过11万，为中国的3倍多。
尽管近三年来，中国的临床试验数量直线上升，并已超过英国。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有超过450项新分子实体药物（NMEs）相关的肿瘤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其中有近60项PD-1/L1相关的免疫肿瘤学试验（注：上述并未包含未注册及尚处于临床前期的临床试验项目）。而截至2017年10月23日，中国有121项CAR-T研究正在进行中。但沈琳表示，由于胃肠道肿瘤的复杂性，临床试验失败率比其他癌种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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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球性药物研发进入瓶颈，新药产生数量变慢
近10年来，抗肿瘤药物研发迅猛发展，但研发药物数目的倍增并未带来上市药物的增长。上市药物与在研药物的比例从2006年的10.1%降低到2015年的1.8%，也就是说，十年前大约10个抗肿瘤药物中就有1个可进入市场，而如今，平均55个药物中才有1个上市。
“药物研发的确是遇到瓶颈了。”诺华肿瘤（中国）肿瘤医学部副总裁赵燕感叹，以癌症治疗来看，从化疗到靶向药物是一个飞跃，从靶向到免疫治疗还不能算完全成功。免疫治疗还有很多未知因素需要探索，药企也在研究各种治疗方法的联合效果。
她补充道，癌症的复杂性让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充满挑战，尽管药物的研发周期缩短了，创新药研发的企业增多，竞争也更激烈了。这带来的影响是，前期研发的时间变短，等到临床试验时失败率反而可能更高。
“以前国内研发环境不好，大家没机会做（新药），现在环境好了，都卯着劲做。但好上加好会更难。”沈琳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对于同一种疾病，会有多家企业竞争研发，同一企业也会同步开发多种新药以提高成功率。但她也担心，竞争激烈，企业的精细化程度可能会受到影响，失败率也会相应增多。如果没有很好的产业引导，很可能造成一哄而上的状况。
7、中美癌症发病率趋势不同
据美国2018年癌症统计报告显示，从1991年到2015年，美国癌症的死亡率持续下降，每年平均降低1.5%，整体降幅达26%，挽救了240万患者的生命，其中83%都归功于新型癌症疗法。而根据2017年发表的统计结果，2000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男性恶性肿瘤总体发病率较为稳定，但女性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每年平均上升2.2%。
尽管自2006年起，由于传染性肝炎的有效控制，中国肝癌的死亡率开始显著降低。但中国人肝炎感染人群的基数过大，乙肝疫苗发挥的红利期还未到来，从感染到发病会有几十年时间的肝癌仍是中国人的重大威胁。
由于以上这些复杂因素和标准化治疗差异等原因，癌症发病人数占全球第一的中国在降低癌症发病和死亡率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沈琳强调，“通过癌症综合干预、筛查和早诊早治来减轻癌症疾病负担、治愈或大幅度延长患者生存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是现阶段中国在癌症防控领域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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