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惠州往事
文/余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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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年之心触动最深的一词是“背井离乡”，其次是“江湖”。在我尚沉迷于武侠小说的年龄，身边许多同龄人已背井离乡、流落江湖，去外地闯荡去了。江湖于我是虚幻的。我最初对于江湖的理解，来源于武侠小说中，不是平常人的江湖，而是侠客的江湖。在虚幻的江湖中，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侠客。
古龙在武侠小说中创造了两句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在我上高中时，身边虽然人多——高三时同班人数达到了九十二人，但并未感受到江湖。虽然，某个插班女生请人将某个男生打了一顿，只因那个男生背后说她宽大的盆腔看起来像生过孩子。虽然，另一位插班男生的挨打引起众人围观，但并没有人劝说或制止，只因为那名插班生喜欢*，整天捧着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进行炫耀。
及至参加工作后，走上社会，在H城，也未曾感觉到身在江湖。虽然做学生时，喜欢被为数不多的几个相熟的同学喊作大侠，但H城的市民口中所谓的大侠却是贬称，真实的意思却是“大虾”，通常用于对所有豪放女——而非男性——的整体总结。在H城市民眼中，男性没有大侠，也没有大虾，谁怕谁呢？换一句话说——我搞死你！
这就是内地城市的安逸，有如一个池塘，然而却不是死水，而是一池浑水。不管是大鱼小鱼，都有固定的地盘、固定的窝，固定的小有变化的鱼群。鱼之乐，江湖很远。
江湖是与背井离乡密不可分的，就像身前与背后、向前看与向后看。一个人只有背井离乡，才会感受到某种真实，一个真实的自我，完全不依赖别人。正如同梭罗所说——人只有在举目无亲的远方才能真诚地活着。换句话说，人只有在江湖才能真诚地活着。江湖是真实的，处境恶劣，因为背井离乡也是真实的，近乎残酷。不真实的背井离乡则不会产生江湖。
真实的江湖就是漂泊，是落魄，是失意。
“江湖”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大宗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起初，江湖仍指江河湖海、三江五湖。但是到了汉代，江湖一词演变为指代四方各地。在《汉书》之《货殖传·范蠡》及《王莽传》中，江湖均有此意：“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太傅牺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逮至唐宋，贬谪之风盛行，江湖始有漂泊之意。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江湖多风波，舟辑恐失坠。”又《天末怀李白》：“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杜牧《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苏轼《次韵刘贡父省上示同会》二首之一：“流落江湖东复西，归来未洗足间泥。”黄庭坚《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与江湖相对的是乡井。古代户籍制为乡井制，古代的乡几乎等同于相在的乡，古代的井相当于村庄、市井。农耕制度以井田制开始，八户为井。井田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掘井，公田外围八方为私田，分属八户，八户共养中间一块公田，共用一井。《孟子·滕文公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聚居演变成村庄后，人口增多，一户之地难足百亩，一个村庄岂止八户人家，但仍共用一井。于城邑，则出现了市井、天井。城镇的住房建筑，普遍采取一种四合的形式——如同今日仍可见到的北方的四合院，中间留一天井；天井下即为院落，院落中一口水井。古代城镇居民皆以井水食用，以河水洗衣，故有“井水不犯河水”之说。井在城内，河在城外，一为地下之不，一为地表之水。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经唐诗、宋词、元曲。因由雅入俗，宋词普及甚于唐诗，元曲普及更甚于宋词。元曲产生了戏剧这一表演形式，遂使元曲进入千家万户。诗本源于歌，故称诗歌，初字浅韵深，朗朗上口，到了唐代发展到文字的极致，即杜甫所言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末、五代、宋词的发展，使诗歌复回民间，故“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但此井仅指市井，不含乡井。真正普及到乡井的是元曲，是明清戏曲、戏剧。
“背井离乡”一词，始出元曲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背井离乡，卧雪眠霜。”也作离乡背井。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送的他离乡背井，进退无门。”
背井离乡、流落江湖之人，卧雪眠霜，进退无门，故常感于风雨流年。黄庭坚写出“江湖夜雨十年灯”，红学大师刘心武梦得“江湖夜雨十年灯”之句，真乃巧合！不能不说，文人总是有漂泊之感，故余秋雨将有集名曰《人生苦旅》。今世文人之心灵漂泊，有时并不是身体在漂泊——旅游并不等于漂泊，而是深受古文人影响，一往情深地跟随古人在漂泊而己。又或是偶感于天地之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觉得自己独立于天地之间，此亦所谓之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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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此日离开家乡，此去经年，总觉得要写些什么，以为纪念。第二次来到广东，私下称之为“对南方的第二次认知”。于我心中，南方仅指广东，或仅指岭南。
对南方的第二次认知，是建立在第一次认知基础之上的，这中间隔了十二年之久。若非有长时间的间隔，像第一次到广东，连续生活了十三年，总体上只能称为第一次认知。也因为有了长时间的间隔，所以我认知最深刻的，仍是第一次所经历的，历经了时间的沉淀与回忆的思考，有如历经了桑田沧海。桑田沧海，是因为回忆造就出来的。所谓时间，也就是某种记忆。记忆的强度，决定了时间的长度，一千年可以青山不改，十年也可以沧海桑田。
在四十年以前，广东就如同一片桑田，类似于在中国许多地方仍能看到的落后的农村景象。四十年中，合千万人力，极快地演变成一片沧海，茫茫人海。
我常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外出打工者称为新时代的客家人。新时代的客家，使一部分人成为移民、定居者，但更多人仍如候鸟，甚至连候鸟这个比喻也不能恰当。中国最大的两个移民城市是深圳和苏州，分别代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开发区。长三角，千年前也是客家；珠三角，百年前仍是客家。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贸易需要工业。沿海经济开发以港口城市为龙头，以工业发展为导向，促使农民向城市特别是向沿海城市流动，产生了一个时代新词——“农民工”。有些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呼，或认为其有贬义，或认为其以偏概全。农民工仅指一部分打工者，是新时代的客家人中最庞大的打工人群，其他打工者还有国营或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等。
四十年的人潮流动，沿长江，沿珠江，使长三角、珠三角由稻田演变成人海，也演变成“江湖”。
没有人愿意流落江湖，更愿意岁月静好。如果不是农村的落后、国营及集体企业的*狂潮，是没有人愿意离开家乡、去千年之外承受思乡之苦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需要沿海城市增加劳动力，这一种供需关系，将劳动力也转化为某种商品。
在我上初中时的八十年代中期，村庄已陆续有人“去南方”打工，从那时起，南方就狭义地指代广东了。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成立不久，简易的《新华字典》上还查不到“圳”字。
八十年代初期，经过几年发展，农村经济已稳定下来。田地承包之后，不几年，可开发的荒山、荒地已开发完了，可供种植的农业经济作物也定型了，不再有大的改变。我们今天于新闻中常看到的某地依靠农业经济致富，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农产品作为商品，国内市场是有限的，某地富了，别的地方就会相对变穷，某地农产品依靠直播带货销路好了，另一地则会滞销。农业技术搞不上来，不能增产，不能降低成本，一切都是空谈。增产的对象还要建立在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基础上，否则丰收也是歉收。
于我的家乡，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茶叶，但农业经济仍不足以致富。八十年代青年人的首选，仍是进国营或集体企业，谋求一“铁饭碗”，如同今日大学毕业生争相报考公务员一般。同时，个体商业在农村重新恢复，于我的家乡出现最多的是茶叶贩子，集市上也出现了各种小摊小贩。
在我上高中的八十年代末期，县城最大的企业化肥厂已经不景气了——这正是农业经济相对下滑的一个表现，县机械厂、酒厂、火柴厂、大理石厂等等都不景气了——这却是因为经济体制的原因。但忽然冒出一个新的集体企业——县麻纺厂，公告要招收上千名女工，每人带资四千元进厂参股，便可解决城关户口。县麻纺厂抗了许多人，仅我那个一百多人的小村庄，就有五六名年轻女孩筹钱进了该厂。四千元，对于1987年的农村家庭来说，可算一笔巨款。我家拿不出那么多钱，姐姐只好跟别人去了江苏常州，在一个塑料花厂做工。
八十年代初，县外贸局成立了对外经济联合合作社，主要是为中建集团各分局招收建筑男工，俗称“合同工”。县经联社生意兴隆，后成为独立单位，1984年开始经营出国劳务。第一批出国劳工是前往伊拉克，当时正值两伊战争期间，许多人不敢去，虽然办理手续各项费用仅需缴纳三千元。三年后，出国劳工自伊拉克平安归来，每人净挣约六七万元。自此，新县出国劳务成为热门，各种送礼、托人、走后门，中建集团合同工越来越没人愿意去了，抢着出国，最好的去新加坡、阿联酋、日本、朝国等当建筑工，最差的是去台湾捕捞船上当渔民。偶尔也招女工，例如去菲律宾进纺织厂，但工资不高。
姐姐仍在江苏打工，弟弟在中建三局上海浦东工地。九十年代，弟弟报了一次去以色列的出国劳务，书面考试时成绩第一，自以为不送礼就可以录取，却不料在体检时被刷了下来——不过是小腿上长了一个小疔疮，抹点膏药几天就能好的那种。
新县出国打工的人多了，许多人合同期满并未回国，而是私自滞留国外打黑工。其中，滞留韩国的人为最多。当时，新县出国劳务走正常渠道的行情，各项开支需花费五六万元，且需集中培训、学习半年，故许多人通过旅游而出国，离开旅行团后，由原来在国外站住脚的熟人——早已联系好——介绍工作，亲戚间不收什么费用，不太熟的人收一点中介费。我大姑家的二表弟，2000年便去了巴塞罗那，两年后大表弟也去了。2006年，二表弟在西班牙拿了绿卡，想把三表弟也接过去，说是花十万元便可在当地立即办张绿卡，但三表弟沉迷于*，花光了积蓄竟没去成。如今，大表弟、二表弟仍在巴塞罗那，大表弟经营一家酒吧，一家四口也早已拿了绿卡了；姑父在西班牙探亲期间，每月能领到三千元补助。婶婶在意大利米兰做了快二十年了，四姑也去米兰做了十年。米兰时装、服装，许多都是中国人在当地开的小厂做的，江浙老板居多。意大利的国内电话价，远远高于意大利与中国的国际长途。去年，二姑家的表弟又通过旅游去了以色列，在建筑工地打工，日薪一千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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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想和表弟一块去以色列打工的，可是怕吃不了那苦，终于还是再次到了广东，这一片曾经熟悉的地方，南方热土。
二姑家的表弟比我小十几岁，在去以色列之前，他在跑城乡交通的黑车，然而只跑了一年多，车被查收了，缴了两万元钱才取出来。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去异国漂泊。在二姑父未过世之前，他和姑父在江苏湖州、萧山等地做室内粉刷。二姑父几年前得了癌症，治病花了三十多万，终于还是没能活下来。在江苏时，他一家人都在一起，在漂泊的人群之中算是比较幸福的。
大姑家的大表弟仅比我小一岁，二表弟小我三岁。我大专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大表弟在中建某局天津工地做合同工，二表弟在广东汕头一家制衣厂打工。总体来说，在我们家乡，到珠三角或长三角打工的仍是多于合同工，更多于出国劳工。
小时看起来比较老实的二表弟在外混了几年，胆子竟然大了起来。每年春节过后，他总要伙同另外两人，在新县汽车站包租一辆大巴车，拉一些农民工去汕头。包车费用一万，超员载客，大约能载六十人，每人收费三百，一趟下来他和另外两个伙伴每人可分得两千多元。但沿途颇多风险，路霸很多。超载是个重大的问题，若不超载，价格降不下来，一些人就会选择宁愿吃点苦去挤火车。
大表弟在天津工地当建筑工，然而工地也不是每天有活，于是他租了一间带院的小房子，私下帮一家小厂焊一些钢筋构件，每件焊接酬劳两角钱。1994年时，我们村庄有好几位在天津当合同工，我出差到天津内燃机配件厂时，先是找到一位堂叔，几天中都是这堂叔陪同，又去见了一位与我同龄的儿时玩伴，又去见了表弟，期间还去了天津水上公园。大表弟没时间陪我，去天津火车站发送货物托运时，也是堂叔陪同我。九十年代的火车站如同旧码头一样，托运几乎是被一些码头人垄断的，天津火车站如此，武昌火车站也如此。因为我没同意由码头人代办托运，两个码头人便找我的麻烦，我一副不知江湖险恶的样子让叔叔很担心，最后由叔叔买了一条阿诗玛香烟才将那两个肩有纹身的人打发走。
我所在的工厂是H市车辆厂，我在那里做了三年半的时间，工厂改制后，也只好南下广东了。厂长有两辆专车，一辆桑塔纳，一辆奥迪，工厂销售科另有一辆尼桑和一辆天津产夏利。厂长的专职司机，是个喜欢开快车的人，原先在工厂货运车队开车。他开车如何快呢？工厂人都这么说：他开货车要超夏利，开夏利要超桑塔纳，开桑塔纳要超奥迪，开奥迪要超奔驰。工厂扩张，厂长日益繁忙——同时身兼二工局副局长，厂长需要一个开快车的司机，才能配得上那辆新买的配备了市委内部牌照号00099的奥迪。那时没有高速公路，沿着坑坑洼洼的107国道，这位擅长开快车的司机三个小时便能把厂长送到郑州——已经赶得上坐火车的速度了。而终于，奥迪车与一辆大货车追尾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厂长成植物人了，五十万的新奥迪只卖了五万元废品。原销售科长当上厂长后，工厂改制，员工必须带资参股，每股为三千元，超过十股买一送一。于是，不肯入股的人都离厂了，一部分人办了停薪留职——每年反要交给工厂两千多元。多数人不肯办理这样毫不讲理的停薪留职，于是一年后便有三十九人被工厂辞退了，劳动关系退还市人事局。不过，这位销售科长出身的厂长也真有本事，两年后，公司竟被中国集装箱集团收购，成为中集集团河南省生产基地。又过了几年，以三千元入股的普通员工的股份也被工厂以十万元钱回收、购回，避免了普通员工参与分红。
在H市车辆厂尚未成为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之前，工厂因盲目扩张负债七百多万，员工的工资普遍很低，我的工资只有一百出头。许多人跳槽离开了车辆厂，其实我也有两次跳槽机会，但都被我浪费了。一次是只要花三千元钱便可调入市城建局，且城建局下属十三个单位任选。市城建局长是那位被撞成植物人的我们厂原厂长的哥哥，在H市，我们算S市老乡。中间人是我同县同乡的一个建筑老板，在H市当包工头多年，历经六任城建局长，与城建局及下属十三个单位的每一位领导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能够拿到的工程远多于市政工程公司，虽然需要借用市政公司的设备。和我一同进车辆厂的另一位同乡，在包工头的安排下调到市政公司去了。我捏着口袋里借来的三千元钱，就是不肯张开求人的口，也就辜负了老乡的一番好意。另一次是H市车辆厂的生产厂长，也是我的S市老乡，他写了一封信给S市车辆厂一位做车间主任的同学，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那个车间主任，请他帮忙调到S市车辆厂。S市车辆厂主要是为部队服务的，效益很好。我空着手只拿着一封信去找S市车辆厂车间主任，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示，调动的事自然也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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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还是想出外去闯一闯，去江湖走一走，漂一漂。年轻的时候，未离乡之前，并不感觉漂泊有什么愁苦，没什么大不了，人生需要丰富多彩。H市实际上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它离S市如此之近，只有一个小时、五元钱的火车车程。如果我不离开的话，我可能会把结婚和家庭安排在那里。
然而我竟到了广东。我的目的地是深圳，然而我竟到了惠州，并且在惠州安顿下来。
一年前，同在车辆厂工作过的一位好友南下广东，入了深圳宝安富士康工厂，与我有书信来往。我只带到四百五十元钱，就赶赴深圳来了。火车出发的那一刻，我并没有什么伤感，没有什么留恋。在车辆厂工作的时候，时常出差，坐火车是常事。坐火车去过最多的地方是武汉，仅1994年就去过六七次。火车过武汉之前，窗外都是熟悉的景象。
若论整个旅程，我印象较深的有湘江和衡山，这是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期待着的。然而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火车驶入广东之片土地之后，不断闪现的成片的香蕉林、甘蔗林，与我不期而遇。在故乡也曾见过芭蕉，芭蕉，我极爱的植物，美丽与李清照的宋词一般。初来乍到，这迎接我的香蕉王国、甘蔗林之国。
出了火车站就是流花车站，买了一辆到深圳宝安的车票，票价五十。车到东莞，下去十来个人，车上只剩下三十几人了。又过了十几分钟，车走不动了，司机试了几次，说打不着火了，要转车。售票员很快拦了一辆过路车，车上人不多，看上去只有六七个人。售票员说，不用补票，赶紧转车。我们一窝蜂地上了另一辆车后，原来那辆自称打不着火的车，一溜烟开走了。车辆启动，原来的六七个乘客，忽然变成了劫匪，要每一位乘客补票五十元。有人不从，两个农民工模样的男人便挨打了，三个小姑娘的包被举在车窗外——“买不买票？不买就扔出去！”我仍不愿掏钱，一个劫匪便向我的脸伸手过来，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僵持中，另几个劫匪围了过来。车上有一位戴着蛤蟆镜、脑后留着十二根“扁嘴毛”的小伙子乘客，我以为他是江湖侠客，指望他能声援我，然而没有。所有人都补票了，我气馁了，只好掏出三张十元钞票说，我就只有这么多了。那个想打我的劫匪没说什么，收下了。车辆走了不到十分钟，到了一个和之前同样偏僻的地方，车停了，又听到说车坏了、赶紧下车。我心有不忿，绕到车后去查看车牌，竟然——没有车牌。
宝安富士康厂在西乡，离飞机场不远，我在朋友的宿舍住了四天，早餐拿了朋友的朋友的饭卡排队打饭。当时富士康并不招人，我只有去看那些马路上的招工广告，去过一次沙井、一次福永。福永品顶电子厂是个大厂，厂房气派，看起来像是外资。我应聘助理工程师，一张模具图画了足足一百分钟，自己都感到有些羞愧。朋友说，你的《机械制图》没有学好，应聘工程技术人员很难，不如应聘品管。我忽然想起来，离开S市前，一位给我饯行的师弟告诉我，他有一位邻居姐姐在惠州博罗县一家台资厂当老板娘，必要时可去找她。
于是便去博罗，中间转了两次车，又被卖了一次“猪仔”，被宰了十二元钱。当我向一位卖菠萝的老人打听博罗怎么走时，老人说“菠萝就在这儿”，我奇怪博罗在哪儿，老人指着菠萝说，你买了我的菠萝，我就告诉你菠萝怎么走。后来我奇怪老人怎么能听懂我的言语，而我也能听懂他的言语，我想他一定是客家人。
惠州，客家人居多。客家话源出河洛，难怪那位卖菠萝的老人与我沟通完全没有障碍。哦，我会成为新时代的客家人吗？我那时并不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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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博罗县已是黄昏，飞鸟投林，旅人投宿。我沿着博罗县的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竟一路走到了东江渡口。
可能是最后一班渡船刚停下来，不知是从上游来的还是下游来的。船并不大，约有四十五人，嘈嘈杂杂、熙熙攘攘。那一刻，司马迁的名言涌上心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不知哪些人是归人，哪些人是来客。有的人推着自行车从河底走上高岸，有个人骑着摩托车驶将上来。摩托车是陆地上的马，自行车则是陆地上的驴。后来，那些乘船的人都从我的身边走过了，渡口上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个黑衣人坐在那里，在我来之前就坐在那里，在我走之后仍坐在那里。
黑衣人在看落日。落日有两个，一个在天，一个在水。天上的落日在下坠，水中的落日在消失。来广东之前，在S城的浉河边，我也曾看到这样的落日。人工的宽阔的浉河正在清理淤泥，只余下一条丈余宽的水沟，但是在夕阳中，仍然能看到水天落日的景象。
但那一刻，东江上的落日成为最美的落日，永恒的落日。我从没有在真正的大江、真正的渡口同时看到这样的落日。黄河边的落日没有渡口，浉河边的落日没有渡口，且浉河不再是天然的河流了。渡口和落日是双重景象，湖中的落日，反没有湖中的月光更具意境，多数的湖并不通航，没有渡口，没有南来北往，没有喧嚣。那一刻，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位旅人，是一个漂泊者，是一位过客，和这些乘船的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比他们走的更远，只不过道路不同。明天，我就不会在这里了，但是在今夜，我将停留在博罗小县，这即将而来的茫茫夜色及身后的茫茫人海，整座城中，没有一个我认识或将要认识的人。
在那之前，我并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古老的渡口，淮河上有过许多古渡，但是都消失了，被桥梁取代了。许多河都修有沿河公路，所以河上的航运一般都不渡人。如今，长江上航行的渡船，几乎都是游艇，是毫无时间观念的旅游者的船只，并不是匆忙赶路者的交通工具。无疑，博罗县的渡口是古老的，古老的和几百年前没有两样，只不过岸修高了，浆船、帆船变成机器船了。在古老的渡口，在相对缓慢的渡船之上，时间仿佛慢了下来。
其实，博罗县城或许也有我将要认识的人，那就是同学师弟介绍的他邻居的姐姐，她在县城买有房子，但是我只记下了她老公的工厂，而并没有去记她的家庭住址。第二天，我便去了她老公的工厂，工厂在博罗县城外通往惠州市的路边。那位姐姐并不在厂内，她在县城，打电话过去，她让我去她家，但我并不想去了。我拦了顺路车，去了惠州城区。
在惠州城，我想，随便找个厂先干着吧，兜里钱不多了。一个工厂正在招储备干部，我并不知道那是挂羊头卖狗肉，我并不知道还要押身份证和毕业证。这个厂有黑厂的某些特征，一被押身份证我就后悔了，一开始干活我更后悔了。老板说储备干部要先从普通员工做起，然而工厂只有几十人，只有一个小姑娘做领班或者主管——据说与老板有某种特殊关系，哪里需要储备干部？工厂几乎没有什么设备，几十个工人只是动手穿一些珠子，做成项链之类。住宿就更差了，和富士康相比，完全不能想象得到：所有的男工住一个房间，所有的女工住另一个房间，铁架床上只有一块木板。伙食也是难以想象：早餐只有剩干饭做成的稀饭一股糊味，没有菜；午餐和晚餐都是大米饭加一个素菜。我奇怪有人能在这样的工厂做满一个多月并领到上个月的工资，原来是因为身份证、毕业证被扣押了。
工厂对面几百米有一个职业介绍所，所里有一个人竟是信阳老乡，他热心地为我介绍了一个港资厂品管的工作，似乎并没有收介绍费。他还想帮我讨要我做了七天的工资——听口气他还有一些其他门道，但被我婉拒了，我去要回身份证及毕业证时，老板并没有为难我，因此我也不想为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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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资旭光电子厂在惠州市小金口镇，在惠州市通往河源市与博罗县的叉路口、通往河源市公路一侧。1995年12月5日进厂，距离我到广东刚好半月，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旭辉共有四个分厂，我所在的是第三分厂。一分厂在镇上，离二、三、四厂约两公里，生产一些电子产品，有员工一千多人。二、三、四厂生产永磁体，主要是电机内的瓦片磁石，四分厂造粉，二、三分厂各自成型、烧结、充磁，二分厂是湿压成型，三分厂是干压。二、三分厂各只有三百人左右，四分厂一百人左右。香港老板三兄弟均已移民英国或加拿大，工厂由厂长管理，厂长是山东人，老板的表弟。财务掌管在一香港人手中，这名香港管理者每月来一次，发工资并请主管级干部吃饭。
主管级干部包括各部门主管及车间主任。人事部办公室设在一分厂，但也负责二、三、四厂的招工。四分厂其实仅相当于一个造粉车间，四分厂品管组隶属三分厂品质部兼管。二、三厂共用一个工程部，下有模具室，但模具图纸、模具均由三厂品质部负责审核。三厂品质部设经理一名，其级别介于厂长与主管之间，独一档，这是因为三厂品质部经理刘生是老板从其他公司挖过来的。二厂的品质主管，又是刘经理从原公司挖过来的。
厂长看起来像个大老粗，并不干预品质管理，而且似乎对人事管理也不太用心，他的办公室设在三厂。新的人事主管比我还要晚一点进旭辉，进厂不到一年，便与其同省老乡、一分厂车间主管勾结，不断伪造普通作业员入职资料达二百多份，由车间主管冒领二百多人工资达半年之久才被发现。那时的工资都装在信封中，由主管发到作业员手中。当时旭辉厂工资还算不错，普通员工月薪约在七百元左右。
品质部经理刘生待我不薄，在我试用期两个月后，即提升我为品质部助理，每月工资涨到一千四百元。刘生曾说，你每月工资1400元，应该可以存下来800元，但其实我每月都花得所剩无几。品质部办公室有经理、工程师、助理、文员各一名，经理下设四个组长，分别是QA组长和三个IPQC组长。成型部品管组长是内蒙古人，烧结部品管组长是安徽人，充磁包装部品管组长是湖南人，QA组长起先是安徽人，后为湖南人，IQC只有一名。
三分厂的三位生产主管，可能也是刘经理挖过来的。成型部主管是湖南人，他的未婚妻是品质部文员，也是湖南人；烧结部主管是湖南人，他的女朋友是一名品管，也是湖南人；充磁、包装部主管虽是江西人，但他的老婆是湖南人。工厂员工以湖南人居多，而在品质部三十多位品管中，也有一半多都是湖南人。在我进旭辉三厂之前，品质部只有三名男性，都是安徽人，后来三个安徽人辞职，陆续又进来六名男性品管。四分厂的品管组长原是四川人，他辞职后招进来一位湖南女子。
我在旭辉三厂只做了一年半的时间，1997年7月辞职出来，在惠州市做了一个月的小报记者，那正是我想要的，然而却没有坚持下来。1997年8月，我被招聘到了东莞一家电子厂做品质主管，在东莞一干就是六年，六年后去了深圳，在深圳做了四年，2008年回东莞又做了一年，于2008年底返回家乡。
在广东的十三年间，并不想刻意认识广东、了解广东，所有对于广东的认知都是被动的，是亲历也是亲见，或者亲闻。其中，最精彩的、最让我难以忘怀和愿意回首的，还是在惠州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那时的经历，真是一个人天马行空，与少年一般无所顾忌。或者对于心智比较晚熟的我来说，在惠州的日子里，我仍把二十多岁的自己当成了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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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部原先的三个安徽男人均已结婚，在旭辉厂做得久了，算是老油条级的人物。我来后，品管部有了四个男人——不包括经理和工程师，四个男人不是一桌麻将，而是经常一起喝酒。大约一年多之后，有一次经理看着我说，你的反应没有之前敏捷了。
三个安徽人我仍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但是有两位已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得一位姓葛，另一位连姓氏也忘掉了，他们都是来自安庆。记住名字的叫严四友，是QA组长。严四友的哥哥在四分厂上班，四分厂因为有粉尘污染，工资极高，据说最高的每月可拿到四千多元。刚来时，我被安排的宿舍就在四分厂，但四分厂车间太脏，我从来也没去过该厂车间。同寝室有一位四分厂的工人，他每天换下来的衣服上，都沾满了三氧化二铁粉碎后小到微米的粉尘，那粉尘都是黄褐色的，因此衣服也总是黄褐色的。那些极细微的粉尘，即使隔着口罩也会被人吸入肺部。
葛和忘记姓氏的那一位——姑且认为他姓赖吧，在烧结部担任品管。烧结部有三条电炉子，最高温达1400多摄氏度。两人同一个班，另一班却是两名江西的女子，一位姓水，一位姓饶。之所以将那位记不得姓氏的安徽男子安排姓赖，因为他脸上总是挂着赖皮般的笑容，皮笑肉不笑，经理批评他时是那样，他调戏女孩子时也是那样。
我那时的饭量很好，每晚下班时总要吃宵夜，炒米粉只需三元钱——这价格保持了很多年，直到2003年我去深圳以前在东莞各工业区排档都是这个价。严四友和我都是长白班，若是葛、赖转白班了，下班后我们就去喝酒。炒田螺只需三元一份，清蒸鲩鱼只需十二元，这是我最喜欢的两样下酒菜。严四友说，炒田螺肉不要用牙签挑，要用嘴吸，可以锻炼接吻的技巧。
我们常喝酒到深刻，有一次竟喝到凌晨三点钟，因为一个女孩。女孩名叫余晖，是春节后新进厂的品管，江西省南昌市车桥厂人，进厂即认我做大哥。余晖水蛇腰、水桃眼，一双眼能勾人魂魄，只有我能把持得住，因为我是她大哥，我们同姓。几天前差点因为她与人打斗，那是在公司开工后尾牙的晚宴上。四分厂的品管组长陈烟，一个已有固定女朋友的人，到我们桌上来给余晖敬酒，余晖不接，陈烟纠缠不清，为此我俩差点动起手来。
余晖只在品质部做了半个月时间，因为奶奶生病请假回家去了。经理刘生对我说，等余晖回来后就把她炒掉算了。我急问原因，刘生说，品质部的IQC小蒋，和制造部三个男孩子因为余晖争风吃醋，四个人约定决斗，差点没打起来。我忽然想起小蒋放在品质部实验室那条钢筋棍，真要打起来就出事了。我并且听品质文员讲，余晖走时，向这四位因为他而要决斗的男孩子每人借了两百元钱，说是没有路费。文员可能并不知道，余晖还向我借了二百元钱。借了一千元回家的余晖，或许本来就不可能再来了。但我仍然依照她写给我的家庭地址和坐机号码，给她家打去电话，告诉她不用再回来了，接电话的人果然是余晖。
严四友的哥哥工资很高，有次喝完酒后他说带我去一个地方，去认识一位我的老乡。那是一个打扮得有些妖艳的女孩，也许结了婚，也许还没结婚，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严四友的哥哥和严四友等人，上去就搂搂抱抱，不像是很正常的关系。后来他们带我到一个房间，说是开了房，我酒劲上来了，一觉睡到天亮，也不管他们做什么去了。
葛似乎追求过充磁包装部的一位组长，那女孩是江西吉安人，小精小精的，显然不会上他的当。那女孩有点腋臭。
8
第一次在外过年，却是非比寻常的，那经历永不会再有。过年那天宿舍冷冷清清，人也很少，或许只有我一个人。我一直睡到八点，太阳都已经老高了，我仍不想起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着。
一个女子笑嘻嘻地站在床前，掀开被子，吓我一跳。这女子名叫雪莲，姓氏就隐去了。雪莲是仓库主管，刚来一个月，我俩却一块吃过两次宵夜了，都是她买单，她说她工资比我高。因为我经常出入仓库的缘故，她刚来不久我们就熟识了。年前有那么两次，不知是她约的我还是我约的她，反正就一块去吃宵夜、喝酒了。但我对她真没那个意思，若说要找女朋友，品质部那么多女孩，比她漂亮的大有人在。
待我起床，她竟将我的被子拆了，被絮晒起来，被面说是要抱过去洗。我只有跟着她走，她说让我和他们一起过年，热闹。雪莲虽是仓库主管，是吃干部餐小食堂的，住的仍是十二个人的大房间，她住下铺。工厂住房紧张，每个宿舍摆六张床，但其实许多上铺是空的，一些人到外面租房了。不久我就出外租房子居住了。
她在洗被子的时候，宿舍里忽然来了许多人，有七八个之多，都是这个厂里她的老乡。其中有两个男孩子，一个是仓库搬运工，一个是新来的我手下的品管。搬运工负责张罗，带领他们上街买菜去了。不到一小时候他们回来，买的菜很丰盛，另有好几瓶白酒。也不知是谁炒的菜，总之是辣椒很多，原来湖北人和湖南人一样爱吃辣的。席间，他们轮流给我敬酒，甚至是给我和雪莲一起敬酒，他们或者以为我和雪莲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这个年饭我吃得兴高采烈，主要原因是我爱喝酒，足足喝有一斤白酒。最后的高潮是在搬运工提议、众人鼓掌与喝彩下，让我和雪莲喝了交杯酒。众人散后，宿舍只剩下我俩的时候，雪莲去*门栓，喝了酒的脸红扑扑的。她在干嘛？她在脱衣服！当全身脱得只剩一条短裤的时候，她又来解我的扣子了。事情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停了下来，我竟然抑制住了，在喝了一斤白酒之后，我竟然如此清醒！我想起那位令我感情受苦的信阳女孩，她仍在家乡，我要保住我的童贞。不久，雪莲就傍上了工程部主管，据说他是有妇之夫。
其实，在品质部中，就有许多美丽而又多情的女子。她们说湘女多情，广西和江西女子何尝不是这样，或许每一位妙龄的女子都是这样吧。若说我不对女孩动心，那自然也是假的，至少品质部有两个女孩让我动心过。一个是川妹阿丽，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其时她正和我一样受苦，她爱的是她表哥。也许她的心比我纯粹，她对任何人都热不起来，有些黛玉般的孤傲样子，楚楚可怜却又拒人千里。后来，品质部招进来一个古蔺县邻县叙永县的男孩子，那男孩子追求他一年多，也是毫无一丝进展。叙永县男孩子姓罗，他的父亲是一个郎中，他是独子，注定要靠他接班行医的，而他却逃了出来。他说，从他家去县城，走路加坐车需要一天，从县城到市里，又需一天，从市火车站坐车到惠州，需要两天两夜，单程就需要四天四夜。小罗也喜欢写诗，我俩算是诗友，也经常一块去一分厂打篮球，他是我在旭辉厂最要好的朋友。多年后联系上他，他果然做了郎中了，也仍然写诗。
另一个我喜欢的女孩是湘女阿君，长相很像电影明星史可，特别是两片性感的厚嘴唇，嘴角还有一颗美人痣。阿君进厂是暂避风头，她本是不适合在工厂做女工的。阿君说，她原来在酒楼做服务员，酒楼老板被地痞打死了，她才躲进工厂。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拥有十几层酒楼的老板，本人是个混混，或可称之为道上人物，然而不幸遇上了更狠的混混。更狠的混混在六楼吃饭，老板在十二楼陪朋友吃饭，不知怎么的，更狠的混混要老板下来给他们敬酒，老板起初不在意，后来终于下来了，却因为发生口角，老板被更狠的混混一群人当场给打死了。许多服务员作鸟兽散，但仍有一些服务员留在酒楼。阿君生日那天，她说酒楼的同事们给她订制了一个十二层的大蛋糕，要为她庆祝生日。她让我陪她同去，要让我当她的护花使者。我俩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市内，在酒楼门口，她却不让我进去，吩咐我在门口等她。就这样，我干巴巴、傻乎乎地在酒楼门口的夜色中等了她两个小时，直到再护送她回到工厂。偶尔，我也会闯进阿君的寝室，只为了看一眼她那件粉红色的丝质睡衣，和睡衣下丰满到极致、完全适合做体力活的动人胴体。阿君说，她是不会和我恋爱的，她要找的老公至少是县长级干部，或百万元富翁。
我很喜欢听他们讲人生亲历的故事。IQC小蒋说，他第一次来广东时，出广州火车站就被湖南老乡一个妇女给蒙倒了。那妇女不仅是他湖南口音，而且是极像他的家乡岳阳的。他们攀谈之时，妇人递给他一支烟，他吸完烟后，人就蒙了，仿佛飘起来一样，什么思维都没有了，只记得自己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掏钱，把口袋里仅有的几百元钱都掏给那个妇人了。从此，他这一生都不会再抽烟了。
阿君讲的故事都是道上的，都是她从旁人口中听来的，有些危言耸听。她说：某个局长的儿子是当地最大的混混，手下有一千多人；某两个领导与一个老板结拜为兄弟，走私枪支，事发后老三顶罪，老三是那位那板；某局长是Y省R市人，他的两个外甥成立了一个保安公司，专门向各娱乐场所推送Y省人做保安，每个保安他俩只收费五百；我去游玩的大亚湾附近常有海上走私，被查获的很多电器专门有一家商店销售······
9
品质部有空调的办公室，自然是带高温电炉的生产车间所不能相比的。虽然，1995年的广东冬天，突发三十年不遇的小雪天气，据说全省冻死了三百多个老人。但是到了夏天，车间气温高得吓人。品管办公室隔开三分之一为实验室，经常坐在实验室里的，是两班倒的四个实验员，其中一个是广西女孩，另三个是湖南人。IQC小蒋和五名QA，也是可以经常在实验室坐一坐的，取样到实验室进行检查、测试。五名QA中，组长阿琼是湖南人，是接替严四友的，四名QA分别是美女阿丽、阿君，以及少男小罗和湖南人小谭。
女孩的眼睛真的是心灵的窗户，是眺望夜空的窗户。广西少女阿娟不算很漂亮，但有一双很媚的眼。我初见她时，便给她题诗一首：第一个遇见和广西女孩，头发很长，眼睛很亮，她抛一个媚眼在秋天上，便有许多大雁徐徐降临······工厂里广西女孩不多，常见阿娟与只上夜班抓纪律的女主管及一位包装女工走在一起。包装女工名叫阿紫，因阿娟之故，偶尔溜到实验室来玩。一次，在只有阿娟、阿紫与我的时候，阿紫惊叹道，你的脚这么大呀！并去摸我的脚。我说，摸什么，都是汗味。阿娟说，汗味才是男人味。阿紫和阿娟伸脚比着我的脚说，我俩的鞋只能做你的鞋的女儿了。我调笑道，那我就是你们的干爹。她俩竟真的喊干爹、干爹。我慌了，连忙说，不是干爹，是干爷爷，我的鞋要做你们鞋的爷爷了。自那之后，即使在有人的场所，他们也干爹长干爹短地大声叫我，害羞的反而是我。比我小三岁的阿娟还略带挑逗地说，干爹干爹干上床。我一直觉得摆脱不了这两个假干女儿，可是私下的却认为对她俩有一种做哥哥的责任，就像对待余晖那样。阿紫与工业区本地住户的广东仔交往，时常见有人来约她玩，有时还见到他和男孩子们一起喝酒。她经常迟到、旷工，组长责骂她后，她竟对我说要请广东仔打组长一顿，被我训斥了一顿，她却哭了。不久，阿紫就辞工了，据阿娟说去了市里卖鞋去了。
测试员阿英以前在长沙做过美发师，闲下来时，她常给我敲肩、捏背，有时甚至会按摩我的头。有次，她对我说，想把她表妹介绍给我，并说表妹也是大专毕业生哩。她的表妹在二分厂做品管组长，我经常能够遇见，她长得很标致，就是个头有点矮，小巧玲珑的，有点像袖珍版的美人。
但是品管阿花把她姐姐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却同意了。阿花是江西人，本来是个美人坯子，不知怎的脸上却留下一道疤痕，夭折了她的美。她的姐姐在隔壁一家台资厂做文员，美貌与气质并存。我俩一连约会了四天，都是一块吃宵夜，但她不像雪莲一样喝酒。第四天宵夜后，我带她到我租住的小房子，准备谈心。但是对门是内蒙古品管女组长和一个河南女品管合租的房子，房间并不隔音而且狭窄，于是我们去天台。天台上有初夏皎洁的月光，这是令少男少女动情的初夏之夜。我向她叙说了我的往事，并说我仍然思念着故乡那个女子。她静静地听说，末了她说她的台湾经理在追求她，令她不胜其烦，她已递交了辞职信，如果我想和她恋爱，就需要辞职随她去广州番禺。那一刻我犹豫了，直到送她离开房子，我都没有承诺。她果真去了番禺，几个月后阿花也跟了过去。阿花或者也喜欢我吧，每次到她宿舍，她都会用梳子帮我梳头，虽然我从未留过长发。
内蒙古的姑娘阿燕，是一个大姐大般的人物，与我同庚，只比我小几个月而己。相约一块出去租房子，也是她的主意，在那之前的许多年，她可从来没去租过房子。她曾将河南老乡品管介绍给我，却又仿佛知道我看不上。阿燕有个妹妹在包装车间，戴着很大的一双耳环，看我的眼神总是不一样，似乎知道某些秘密。之所以认为阿燕像大姐大，只因为她说话大声狂气的口吻，且长了一只鹰钩鼻子。女孩子长这样的鼻子似乎不应该，但又使她多了几分大姐大的气质。在品质部，无论从年纪上，还是行为举止上，她都像那些小女孩的大姐。工厂有一个内蒙古男孩，闲时总在玩桌球，据说是个狠人，平时吊儿郎当的样子，但见了阿燕总是乖乖地喊姐。在和阿燕同事的一年半中，我俩几乎从没有向对方表示过任何意思，我有些反感她的阳刚之气，总感觉她与温柔沾不上边。在我递交辞职信后的某一天，阿燕却对我说：“我知道你心中放不下某个人。你我都不小了，到2000年，我们都二十八岁了。2000年春节，我与你相约在天安门广场见面。到时，如果你未娶、我未嫁，我们就在天安门广场见面。”那话是在1997年6月说的，1999年春天我结婚了，不知在2000年春节的天安门广场，有没有一个女子在那里等我。
10
为逃避与阿燕及许多品管租在同一楼层的不隔音的狭小房子，或者不如说我觅到了更好的去处，我搬家了。新租的房子是一个天台阁楼，极大的天台，背山，可以看雨，可以看月光，也可以听松声雨声。我在天台上挂了一串风铃，每天叮铃铃的。后来又增加了一串风铃，是用贝壳做的。
楼房对面是通往河源市的公路，紧邻工业区，工业区的后面是无限大山。对面这些无限的大山，连连绵绵，重重叠叠，一定是与罗浮山连在一起的。楼房背后的小山，春天时我和阿燕以及河南老乡曾一同去采过杜鹃，那些杜鹃花比故乡的更加艳丽，有如品质部那些美女。
在工业区与对面大山之间，有一条小河，在小河将要流到通往博罗县的叉路口的地方，在3月连绵的雨中曾漂起一具女尸，头朝下，身上绑着石头。整个3月，因为台海危机的缘故，没有一日晴天，总是细雨。天晴我们采摘杜鹃花的时候，我看到了那间孤零零的阁楼，就像一间山顶上的房子。
阁楼下的四楼，竟住着品管文员和她的未婚夫、充磁包装部主管和他的湖南妻子以及烧结部主管。三楼靠楼梯口的一间，时常并不关门，一个女孩经常只穿着睡衣，大白天都在酣睡。品管文员讲，那个半裸白天睡觉的女孩，是一楼花廊老板娘的侄女。我每次在经过三楼的楼梯口的时候，不免向那个房间看上一眼，但随即觉得恶心，替她把房门轻轻拉上。
一天晚上，我在四楼包装部主管家打麻将，来了一个湖南籍的工厂同事，他想要打牌，但没有人让位给他。那位同事气呼呼地走了之后，不到半小时，又有人敲进，进来一个公安和两个协警。公安让协警把麻将牌收了，并收走了抽屉及四人口袋里的现金，一共是七百多元。公安讲，你们这是在赌博，知不知道？我现在给你们两条路走，一条是跟我到派出所，录个口供，留下案底，一条是你们给我二千元钱，这事就不追究。当听完公安指出的第二条路时，我气极了，差点就提起凳子砸人，幸亏包装部主管暗暗制止了我。第二天，我们每人取了五百元钱，合在一起，被一名协警来取拿了。
说到赌博，我第一次“炸金花”是在工厂的宿舍里，有六七个人，应该是刚发工资那天。牌是现买的，是两个四川人去买的，但并没当面拆封，而是已经拆过封的。规矩是金花比顺子大。我很快输到一千二百元，发现两个四川人不看牌“闷牌”时总能闷出金花。宿舍的灯光很暗，我仔细看时，发现黑、红、梅、方四色牌中，梅花牌背面的颜色较深，原来是用两副牌合成的。掌握了这个秘密，我很快反败为胜了。
在夏天美好的夜晚，有许多美好的事发生，也有许多龌龊以至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曾经出现。成型主管说，在去年夏天某夜，从香港来工厂发工资的胖子，不知怎么竟会被人掳至工业区附近的荒郊野外，被打了一顿不说，还被抢走了包，据说包里有两万元现金；那抢劫的人，据说是曾在旭辉厂工作过的员工。
1997年正月初八，我的一位同县同乡的少年小江，因为抢劫*了人，自己也被打死了。事情是这样的：某天，我的一位小舅前来找我，要我凑份子钱，说一位老乡出了事。小舅是我堂舅的邻居。小舅和小江都是初七到达惠州的。初八，小江离开小舅，说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工作。几天后，警察拿着小江的照片，到小舅的工厂请所有河南人辨认，原来与几天前附近农村信用社发生的命案有关。原来，小江并未离开惠州。当天晚上，他带了一根粗钢筋，撬弯信用社三楼的几根细钢筋，推穿跳入，当时就被四个人围住了。当夜信用社二楼有四个人在打麻将，他们早已听到了撬窗户的声音，守株待兔，来了一个瓮中捉鳖。小江如果任由抓住也就算了，但他却要反抗，想要逃跑，掏出匕首连捅两人，自己也被开枪打死了。在之前在问话中，已听出小江是河南口音，于是派出到附近各个工厂找河南人辨认。小舅等人不敢向派出所指明死者身份，私下发电报给小江父亲。到小江父母赶来时，死者已在太平间停尸了二十天，仅停尸费就得交四千元，还有其他一些费用。我虽然工资不高，但仍然交给了小舅五百元钱。
小金口镇与我们厂不远，也时常听说小镇上发生的一些大事。故事一：某日，警察追捕一个逃犯，在镇上发生枪战，逃犯的一只手上还带着手铐，但另一只手已经解脱了。逃犯竟然也有枪，竟然又逃脱了。故事二：八角楼的驻军把小金口派出所砸了。离工业区不远的八角楼驻有一个营的部队，也有人说是一个团。有一天，有几个当兵的在镇上与人打架，被派出所给抓了。部队来了一个班，端着枪，把派出所给砸了，原因是被抓的兵在派出所受到了拷打。故事三：这故事是是包装部主管讲的。星期天，他的一位老乡、旭辉三厂清洁工去镇上买菜，遇到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尊黄澄澄的佛像，佛像上还粘着泥巴。小女孩喊，叔叔，叔皮，你看这时什么，我刚才扒泥土玩发现的。清洁工认出那是一尊小金佛，顿时两眼放光，就骗小女孩说，这是一尊黄铜的如来佛像，卖给我好不好，我拿回家去供着，求菩萨保佑。小女孩问，多少钱？五百，八百，我不干。最后以两千元成交，清洁工骑车回去拿了存折现取的钱。如他所说，那佛像确是铜的。
有关八角楼驻军，关联一个恐怖的故事。说部队附近有一片竹林，前几年某个端午节前，一对当地农村夫妇去竹林捡笋叶包粽子，不料遇到两条大蟒蛇。农妇劝丈夫离开，农夫却想要捉拿蟒蛇卖钱，却被蟒蛇咬住了，农妇慌忙到部队求救。部队派出了一个排，都端着冲锋枪，没吃人的蟒蛇跑掉了，吃人的蟒蛇被打死了。伤者被送往惠州市人民医院抢救，终是因为惊吓过度，没抢救过来，实际是被吓死的。故事说蟒蛇已经把农夫吞到屁股了，是从脚开始吞的，这不奇怪吗？故事的传播者不断添油加醋，传到我耳中时，竟然说那条死蟒蛇重四百多斤。
11
在旭辉厂我所有动心过且如今仍动心的女孩，算来只有阿红一个。阿红是湖南桃江女子，是接替陈烟做四分厂品质组长的。
在所有人眼中，阿红与我都十分般配，无论是从身高、相貌、才情、学历，抑或一些其他的方面。例如说吧，我们都有过去相爱的人，她爱的人在广东电白，我爱的人在家乡，而且这种爱还都藕断丝连。品质经理想促成我们，经常把阿红招过来，当着众人的面调笑我俩；她的一些女性老乡也鼓励我，说“桃江出美女哟”，意即阿红是美女。
阿红除鼻子长得有一点过大之外，其他都好，最傲人的是胸部。她的乳房不像阿君那么肥大有如馒头，而是高耸，俨然是两座高峰。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奶头山、双乳峰这种地名，测试员中便有一位是湖南双峰县的。最难得的是，阿红为人庄重，从不轻浮，在经理的调笑之下，通常是两颊绯红，时不时拿着那睿智而又温柔的眼光瞟向我。毫无疑问，阿红也中意我，如果我发动进攻的话，一定是手到擒来。
我终于决定带阿红去看海了，去捡贝壳。在那之前，我一个人去过大亚湾海边浴场一次，那里并不收费，只是租游泳衣要花十元钱。奇怪的是，在那之前，我从没请她吃过宵夜，也从没和她单独聊过天。
我们坐车去大亚湾的途中，又看到淡水镇那么多的烂尾楼。九十年代初，江湖传言广州将成为直辖市，广东省会将迁到惠州，惠州市政府将迁到淡水。传言产生了巨大的后果，淡水镇遗下一批一批的烂尾楼，后来我所去的报社也是因为这种传言而诞生的——那么多文人涌向惠州而无法撤离。
阿红也不健谈，途中我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无聊的话，看得出双方都很高兴。我之去大亚湾，与其说是因为她，不如说是因为我自己。看海，这是一个堆积在心中很多年的愿望，愿望一层一层，也需要看过多次后才能化解。海边的贝壳，我第一次去时捡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有感于海的辽阔，对海的震撼。回来之后，我写下生平第一首长诗，突破了两百行。在诗中，我将贝壳称之为上帝的指甲。这一次，我专门准备了两个捡贝壳的袋子。
阿红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见过大海，在海边，看不出她的过分激动，她是内敛的。捡完贝壳，我们便去游泳。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女孩穿上紧身游泳衣之后可以这么好看，那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美女呈现在眼前了。泳衣完全衬托出她的线条，她的高耸的胸，使泳衣更具弹性。那种美丽，是后来在大梅沙、小梅沙、大鹏湾众多泳装美女中再没有看到过的。而阿红却颇感羞涩，像个惊慌的小兔子一样，蹲下来，蹲在海水之中，把自己的曲线和胸部藏起。然而，我竟要教她游泳了。我托着她的腰，让她的双手在我胸前划动，仿佛在托着一个圣洁的婴儿。海浪无数次冲向我们，把我俩推向沙滩，有时难免倒在一起。那一时刻，我竟没有丝毫的男女之情，所有的只是对美的折服。噢，女神！
回程路上，都不健谈的我们都陷入了某种沉思。那个困惑我的女人又抓走了我的心，把我从阿红的身边抓走。我离开了与阿红一起的座位，独自坐到了车尾。那个困惑我的女人胜利了，如同她对雪莲的胜利一样。每到关键时刻，她总会及时出现，阻止我伸向别的女孩的手——例如当我想把手伸到阿红肩上的时刻。回到小金口，下车后，我把我那袋贝壳也给了她，算是一种无言的告别。
我重回孤独，如同我一个人在阁楼静静地看雨、听雨，看月光，听松声。我知道，在旭辉厂我不会再爱谁了。那些每天围绕在我身边的少女，我只是迎合她们，逢场作戏，每天都给她们买来西瓜、汽水，尽量地让她们明白我是一个江湖浪子、无心无肝之人。
星期天不上班的时候，我就经常一个人去爬山，去爬工业区对面的大山，或去罗浮山。去爬工业区对面的大山，我都是选择在中午，太阳高照、热浪逼人的时候，我想蟒蛇是不可能出现的。罗浮山在博罗县长宁镇，紧邻小金口镇，在路口搭乘开往博罗县的客车，半小时就到了。
罗浮山下，有葛洪炼丹处，也有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的画像。惠州最有名的景点，不是大亚湾，而是罗浮山与西湖。西湖是苏轼被贬惠州时所修，引水来自东江，湖边有一塔，据说苏轼的爱妾朝云就葬在塔边，我已经不记得有没有朝云的墓。想想苏轼走后，朝云墓雨，怎一个凄凉了得。罗浮山的山顶有一巨石，高约数丈，站在峰顶有极大的风，竟有点害怕被风吹落。有一个雨天，我一个人独游罗浮山，下山只遇到一个人。我不打伞，就那样被雨淋着。淋雨登山的感觉真好，整座山那一刻都是我一个人的。罗浮山的山路半山腰处，有一个小卖部，所售矿泉水比山下贵一倍。大约四五年后我从东莞过来重游罗浮山的时候，已经安装了从山脚到山顶的观景缆车了，山顶上也有了许多卖工艺品的，我买了一个双鱼挂件，下面有一个红红的中国结。
12
品质部的工程师，是一个略有秃顶的四川老头，戴一副老花镜，姓李。李工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以前在兵工厂工作，已经退休，闲来无事，竟也到广东来了。
李工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脾气很好，偶尔也有生气的时候，但并不发作。他的工资好象是三千元每月，主要负责校对模具设计图、监督制作。但模具工时常并不听他的，他生气了，想要教育模具师傅一番，但模具师傅一句话就把他给噎住了：你水平高，为什么你工资没有我高？模具师傅是拿四千多元工资的。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李工竟那么相信*。QA小谭，以前似乎就是在*干过的，腰间别了一个传呼机，口才不见得特别好，但特别能东拉西扯。小谭把完美公司的*带进了品质部。
小谭凭着他那东拉西扯的本事，竟然让经理刘生成为了他的下线。于是，我们有几人就经了经理的下线。但是我并没有再发展下线。我在花了将近一个月工资后，就不再信奉完美*了。虽然，小谭曾带我们去过惠州市唯一的五星级天悦大酒店，参加过1996年完美公司的年终颁奖盛会。在会上，确实有那么几个钻石级、绿宝石级、红宝石级的人物领到了巨额奖金。虽然，我购买完美公司产品会得到大约百分之三十的业务提成，似乎有四百多元，但要却没有去取这笔钱，因为我真的不信它了。
完美公司的*产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完美（营养）餐，一种是完美矿物晶。两种产品都是从芦荟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植物，不管叫芦荟也好，叫龙舌兰也好，怎么可能提炼出矿物晶？怎么可以一小瓶卖到四五百元？
工作轻轻松松、每月可挣三千多元的李工，六十多岁的李工，竟然被二十出头的小谭忽悠得团团转。他真的信了，他信得太深了，竟然在1996年底辞职，购买了四五千元的完美产品，回四川去发展他的完美事业去了，用他的真诚去打动他那些老同事、老同学吧。
十余年后我又遇到两次*，但我都能及时抽身，不让自己陷进去一点，那怕他们请我到所谓的大学教授家给我洗脑，我仍然能找出他们理论中的不合理性。十年后，产品*已演变为金钱*和拉人头——所拉的多是亲戚、朋友。2006年的那次*，入会要交35000元；2008年的那次*，入会要交67000元。
13
1996年的中秋之夜，我一个人在天台上，思念故乡的那个伊人。经过将近一年的分离，在遇见过那么多的美女之后，我知道仍然只对她一往情深。酒中，第一次写下了一首散文诗，把月光比作酒，比作琴弦，后来，就几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诗了。
春节，我知道必须回家，见她一面。为了去她家穿得体面些，我特意买了一件皮大衣，但却只给她的父母买了些并不贵重的礼品。她并没想到我会回来，更没想到我会成为不速之客，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只是先找到她那住在县教育局的二哥，通过她二哥才找到她。她的爸爸，其时已病入膏肓，拉着我的手说，我把她交给你了。她的小哥也从部队复员回来了，请两个战友吃饭，让我作陪，我并且去了她大哥家和二姐家。她的一家，似乎都认可我了。但她并没有陪我回家过年，或许她的心中仍有忧虑。
1996年9月，京九铁路全线贯通，在我的家乡县城设有一站。我回来的时候，走的是京广线，外出的时候，决定走京九线，从新县火车站直达惠州小金口火车站。正月初六的新县火车站，站台上焦急地拥挤着四百多人，都是到东莞或惠州的。初四、初五从阜阳发过来的火车，在新县站就没打开过车门，乘客自始发站就已经满载。初六这天，在新县火车站帮忙执勤的武警恼了，不能让新县人都不能外出打工。车门不开，武警们就撬开了窗玻璃，把人群向火车厢里推。与其说是推，不如说是塞。我们一行有三个人，我把另外两人推上车以后，自己就再也没有力量爬进车窗了，所幸遇到一位送人的初中同学，他在县城开照相馆，是他把我推进火车。
那火车是一列空调车，每节车厢一侧只有三个窗户，且只能打开一半。四百多人被推进三节已经满载的车厢之后，在火车发动前，有人高喊，有人晕倒了，随即从车上抬下四人。我一米七五的身高，双脚竟然不能落地，被别人的身体抬着，许多人都像我这样。火车行驶了一二十分钟以后，过道及小餐桌上的人群才有所松动，当我找到隔着一节车厢的两位同行者时，火车差不多已行驶了将近一个小时，车厢温度计仍显示为四十二摄氏度。空调失却了作用，许多人厚厚的毛衣下已汗流浃背。车厢除了被武警撬开的一侧三个窗户外，另一侧的三个窗户仍然打不开，许多人便高喊“砸了它”。我用穿着军皮靴的脚拼命地踹，就是不能踹破玻璃。在下一个停车站，有人跳下窗户，捡来石头，把车厢另一侧的玻璃都给砸了。车厢中终于有了空气流通，气温渐降了下来。
我们三个年轻人，粗暴地挤进乘务员室，乘务员有些害怕我们图谋不轨，吓得躲到乘务员室之外。乘务员哭着说，这下完了，这一趟要被扣工资三千多元。原来，每张座椅的靠背顶上都有一块绣花的枕套，单价是二十八元，许多人就拿了那枕套擦汗，擦汗后就随手装入口袋中，全车厢的绣花枕套所剩无几。
列车刚进入江西境内时，车上的喇叭忽然广播说，火车的弹簧被压断了，需要乘客转乘其他车辆。不用说，被压断弹簧的一定是我们所在的三节车厢之一。火车在南昌站停留了一个半小时，虽经一再劝说，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车。车到吉安站，又再次停留了一个小时，仍然没有一个人下车。火车于是就减速慢行，到惠州小金口站时，竟晚点了八个小时。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旅行，因为拥挤，我所在的车厢竟全程都未查票，我也就省掉了车费一百七十多元。从那次坐车以后，我就决定，非有必要，我是不会再回家过年了，春天或秋天回家，岂不更好？
春节回家，知道了我堂妹同时也是五姨的女儿山清在惠州惠城区某电子厂，工资不高，五姨让我把山清弄进我们旭辉电子厂。在妹妹山清领工资的那一天，我去接她，途中经过斜下农村信用社时，特意对信用社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果然，三楼的窗户正对着一条斜坡小路。
妹妹山清虽然是自动离厂，放弃了需等到下个月底才能发放的当月工资，但行李仍然带不出来。若非经过正常手续辞工，工厂是不给开具行李放行条的。山清住在宿舍五楼，我让她将皮箱从五楼掷下，我在工厂外楼下候着。但是从五楼掷下的皮箱，摔了个破碎。我只好给她另买了个皮箱，顺便给她添了件牛仔裤。
山清进旭辉三厂还算顺利，面试的是那位私造员工名册骗领工资的人事主管，他听说我表妹还会画画，字写得也清秀，嘴上抹了蜜地说以后可提升做文员或品管。妹妹在成型部做作业员，就是将机器挤压成型的瓦片磁石毛坯捡到砵子中排列整齐。一段时间后，她对我说，她的手对磁粉过敏，很痒，伸手给我看，手背和前臂上出现许多红斑。我说，忍耐几天吧，或许不久就适应了。后来她没有再提这事，似乎是真的已经适应了。
14
1997年阴历四月十八，是女友二十六岁生日，我决定回家陪她过这个生日，毕竟去年她的生日我没有回去。我带她去郑州动物园，去黄河游览区，去少林寺，玩了两天。可是，她那俭省的性格或者习惯，却要连夜坐车返回，不愿花钱多住一夜宾馆。连夜赶火车，本在我计划之外，毕竟，我们已同住过一宿，我也没对她做过什么。火车上没有座位，想到累了一天，还要在火车上站四个小时，我竟在火车上对她大吼起来，而忘记了当天是她的生日。她也是站着的，她只是想给我省钱。女朋友哭了，可我却不知如何安慰她。
我回到惠州之后，就计划着辞职，6月、7月、8月。因为工作不稳定，去信中也就要求她不要回信。最终，工作直到9月份才稳定下来，，然而再写信过去，她仍然不再回信了。
7月，我在惠州市应聘了一家报社，当时口袋里只有6月份结算的一个月工资，约一千五百元。想到做记者少不了通讯设备，就花费八百元买了只传呼机，又想到做记者不能没有交通工具，又花费一百元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如此，口袋里只剩下六百元了。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报社是给记者配备传呼机的，但是因为我已经购买，于是就不再提供。
六百元，我只支撑了一个月。其实做小报记者，是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见到收益的，因为报社并不给发工资，只有一百元交通津贴，只靠记者自己拉广告收取提成。广告分硬、软广告两种，软广告是报道性的文章，硬广告是图片。而且，报社包住不包吃，每日三餐的伙食费十元。一个月之中，我只拉了一个软广告，是一家氧吧。那个老板很狡猾，他说，我私下给你四百元，你也别跟报社说是广告，两全其美。我跟带我的老记者说了，老记者说可以，我们经常这样干。报纸出来后送到氧吧，接过四百元钱，分给老记者二百，却发现我那两张一百元的有一张是假币。我想要回头去找那个老板，老记者制止我了，他说，你想要找挨打？开氧吧的有几个是正经人？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家乡的朋友介绍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找我，那大学生一见面就说，我口袋里只剩下四元钱了。他在我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若是在工厂时，我倒是可以供养他一段时间的，但我已囊中羞涩，于是我对他说，我没钱了，让他去找别的亲友，给了一百元送他上车。
大学生走后，想想可悲，我这记者梦就破碎了。我拿着记者证，不需买票进了人才市场，应聘了一份品质主管的工作，月薪是二千三。回到报社，费了一番口舌领取到一百元交通补助——其实我只做到二十八天，又把自行车卖给另一位新进的大学生记者，仍然是一百元。
我到东莞石碣去上任工厂品质主管，那个招聘我的老板却说，我需要去的工厂在厚街，是另一家新开的工厂，他是帮那一家工厂老板录取我的，之所以选中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懂ISO，可以帮新厂建立ISO管理体系。
在石碣闲住了十几天，并没有工资，等到厚街那个工厂的老板从台湾过来了，我才被带到新的工厂，那已是9月时候的事了。此后我在那家工厂做了五年，算是我至今工作过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了。
在惠州之时，我时常感觉自己在漂泊，事实上也真的如此。特别是情感上的漂泊，心上的人仍在故乡。我离乡背井、客居他乡，客居的也是我的情感，背离的也是我的爱人。直到有一天，爱人自故乡前来找我，那时她已经二十七周岁了，她终于认命了，对命运屈服了，并不是完全屈服于对我的情感依赖。一个女人到了该嫁的时候，葡萄熟了。
2021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