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也自称“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这是为什么？北大以文理医科见长，北洋以工科名世；北大自由博大，北洋严谨踏实。看似风格迥异的两校有什么历史渊源？
谁是第一？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诞生很早，1862年清政府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学堂，但是真正创办大学还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老大帝国不敌蕞尔邻邦，有识之士纷纷觉醒掀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大学应运而生。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同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时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北洋西学学堂就此成立，转年改称“北洋大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级，初设工程、矿冶、机器、律例四个学门，学科的设置反映了盛宣怀办理洋务的实际需要。学堂历任督办从盛宣怀开始都由津海关道兼任，直接上级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王文韶到袁世凯都有所过问。因盛宣怀同时兼任津海关道以及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学堂开办经费就由天津海关关税、电报局和招商局捐银组成，合计每年五万二千两。
北洋大学堂主楼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工部尚书兼官书局大臣孙家鼐等人分别上书，请求在京师推广学校、开办大学堂。1898年，光绪帝半年之间连发多道上谕要求从速举办京师大学堂，6月11日光绪帝颁布百日维新的改革纲领《明定国是诏》专门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钦命咸丰九年状元、光绪帝师傅、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在由康有为委托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由此规定了京师大学堂统领各省新式学堂并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开办科目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学，算学、格致、政治、地理、农、矿、工程、商、兵、卫生等学。开办经费需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经费十九万两，由户部筹拨专款。
京师大学堂中外教员合影
单就创办时间来说，的确是北洋在前；而京师大学堂的层次、规模、地位都更加重要和正规，因此其开办过程也迭经反复，异常艰难。就性质而言，北洋大学堂是第一所官办大学，主要依靠的是直隶一省之力。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综合性大学，并且是唯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办的大学。每个国家、党派、团体都有各自建构的叙事体系，各有其出发点和依据，天大、北大对外正式的表述分别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和“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两校很少脱离上述限定语直接宣称“第一所大学”，两校的定位都有其合理性，处理得也比较克制且艺术，历史本就复杂多面，标准难定，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应该说，两所大学同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先驱，代表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历程。
并不十分成功的院系调整
虽说京师大学堂定位更高，但遗留了科举时代的衙门作风和官僚气，学生毕业后按程度给“进士”和“举人”出身，据蔡元培回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而北洋大学以美国著名大学为蓝本，聘请的教员多为外国人且不惜重金，每名外国教员年薪高达2400两白银，从讲课到作业全部采用英文，毕业生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研究院深造全部免试。因此，在创办初期，北洋大学的教学水平似乎更高。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在就职演说中，针对学生中弥漫的升官发财思想，蔡校长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以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相勉励。罗家伦说“这种精辟、勇敢、诚挚而富于感动性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这位前清翰林、在德国、法国留学多年的校长，以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为榜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北大很快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
蔡元培
蔡元培改革的措施之一是把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把北洋的法科并入北大，在两校之间来一个院系调整。调整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依据德国、法国大学的经验，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各司其职，大学应以文理两科为中心，应用科学由专门学校承办。第二，“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第三，蔡元培历来着眼于全国教育的布局，“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他认为北大与北洋法、工两科重复设置没有必要，在商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之后做出这种调整，把北大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充实理科。
这场调整波及了两个浙江籍青年——徐志摩和吴经熊。他们俩在沪江大学相识，1917年2月，经徐志摩提议，两人同时转入北洋大学法预科，谁料半年后就遭遇院系调整，吴氏认为天津已经离家很远，不愿再北上，于是转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日后成为著名法学家。而曾在1914年考入北大预科的徐志摩，则重新转入北大法科政治学门，一年后出国留学，返国后成为北大英文系教授。入北大后，徐志摩结识了梁启超、胡适等文化名流，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成就了一位诗人。
这次调整对于个人的影响尚且如此，对于学校来说就更大了。蔡元培这样做是完全出于全国教育的布局和效率，毫无私心，在国人普遍追逐法商、工程等应用学科的氛围下，蔡元培提倡文理基础研究可谓用意深远。但这场小范围的院系调整并不成功，北大工科和北洋法科的绝大多数教授并未进入对方学校，而是另谋他职；北大法科和北洋工科也并未因此调整而得到加强。恰恰相反，北洋法科在民国初年已相当成功，王宠惠、王正廷、郭云观、徐谟、燕树棠等近代著名法学家、政治家皆出自北洋一脉，调整后北洋大学专办工科，不但政界校友后继乏人，而且成就卓著的北洋法学教育也就此中断，失去法科成为北洋师生的心结，后人一直谋求恢复。而北大失去了工科以后，近二十年间没有工学院，后期之秀如清华正是凭借新兴的工学院在30年代异军突起，同时期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无不包括工学院，无论从服务国家建设还是学校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大失去工学院都是一大损失。直到1946年，北大才在傅斯年校长手中重办工学院，把一个德国式的近代大学变成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美国式的现代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