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国庆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都要更换，这个惯例已经保持了56年。
画师邢秋成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不久前才从湖南韶山赶回北京。
从1949年至今，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经历了八次更新。现在使用的第八版主席画像于1967年10月1日正式启用，画像主笔正是邢秋成的老师——王国栋。
邢秋成曾跟着老师多次参与天安门广场主席画像任务。40多年来，“主席像画师”已经成了他最鲜明的人生注脚。
画师邢秋成。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特招进组边学边干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外交的发展，使得领袖肖像需求激增，不光是主席画像，外交访问和外事活动中也需要绘制大量外国首脑的画像。
1975年，高中还没毕业的邢秋成和另外9个男孩被特招进入北京市美术公司的领袖肖像绘画组，扩充画师队伍。他们被看作是“年轻一代”，统一被叫做“10个小孩”。
“10个小孩”是王国栋从几百人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不仅要体力好，同时要拥有一定的绘画基础。这是一个改变邢秋成人生轨迹的机会，不然他可能要去插队或者当兵，就连邢秋成自己也觉得，他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入组之后的日子与他想象的不太相同，前三个月，他们一直在顺义的大孙各庄度过，每天帮农民干活，一边学农一边接受思想品德教育。
再回到城里，真正的“集训”开始了。他没有想到，除了画笔和颜料，几乎所有的辅助工具都要自己动手做，“老师就是这么要求的”。很多工具都被他保留到了现在，缩小镜、木工尺、颜料刀，还有当年自己亲手装上“腿”的画箱。
那时邢秋成的工资只有17块钱，后来才涨到21块、31块、37块……始终比工人少一块钱，因为文化口的工作算是轻工。好在有粮票，出行有自行车，邢秋成觉得“工资也够花”。
初入绘画组的这段日子，他从一开始的意外，到后面慢慢有所触动。他逐渐明白，很多东西并非当时的物质条件不能达到，而是老师王国栋的一片苦心。
邢秋成家中挂着他与老师王国栋（左）的合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因为领袖肖像需求旺盛，10个小孩必须边学边干，很快就要投入工作，有些学得快的甚至能够独自上手。王国栋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要求：画主席像不能签自己的名字，不能突出个人。
那时候，天安门、端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都需要画像。邢秋成就每天挎着画箱，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广场上的各个点位之间。
画主席像最重要的是“形准”
关于第八版主席画像，外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无论你在天安门广场的哪个角落望过去，总会感觉*的目光在注视着你。
邢秋成觉得，这只是人们带有崇敬色彩的解读。技法上并不神秘，人们平视镜头拍出的照片基本都是如此，如果绘画者的技法到位，能够准确塑造和表达神态，那么依据照片绘制的画像也能呈现同样的效果。
这版画像创作时，邢秋成还没有被特招进入领袖肖像绘画组，关于它的种种，大多是从王国栋那里听来的。
“第八版画像依据的照片拍摄于主席71岁时。”据邢秋成介绍，在《*最后七年风雨路》一书中有写到关于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是趁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间隙拍摄的，由于当时主席公务繁忙，因此这张照片并没有太多精心的设计，在灯光和环境上都有一些遗憾。后期绘制时，王国栋特别注重弥补了这些遗憾，同时还解决了此前几版不太完善的地方。
王国栋告诉他，画主席像，最重要的是“形准”，不能超越形象本身做文章；同时，画像是要被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既然处在整体环境之中，那么在色彩、细节上都要调整到刚好与周边环境相称的程度。
邢秋成在画*像。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这种精准，经过了八版主席画像的揣摩与调整。最早一次是1949年2月12日的庆祝北平解放大会，*画像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正中悬挂，红墙两侧还分别悬挂着朱德等人的画像。第二次是1949年7月7日，北平市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大会上，*、朱德的画像在红墙正中并排悬挂。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画像版本又经历了六次更迭。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幅主席画像。
画像中，*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侧，目光仰视，微带笑容，身上穿着粗呢子制服。公开资料显示，原照片于1945年6月在延安拍摄，是当时在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领袖像，而且是经*本人亲自选定同意的。
邢秋成听过关于这版画像的一个插曲，原照片上主席的领口是解开的，绘制期间，聂荣臻提出意见，认为主席画像领子上的风纪扣还是要系上。如此，才有了开国大典上的那张主席画像。
一画就是一整天
以1966年8月为分界点，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从每逢重大节日才会悬挂，变成了天天悬挂。为了确保主席画像始终状态良好，中央当时决定，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一年一换、人工绘制”，换新时间定在每年国庆节前夕。
尽管如此，以年为单位的更换频率仍然是对画像质量的考验，特别是风吹日晒之下的油画褪色问题。邢秋成说，越暖的颜色褪得越快，当时使用了中国银珠等国内最好的颜料，画笔也由制笔厂单独定制，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邢秋成绘画用的调色板。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领袖肖像绘画组有两间画室，其中一间就设在天安门与端门之间西北角的一处铁皮房子里。为确保国庆前按时换新，画师们每年8月中旬或8月底就要进场，由于画像实在太大了，绘制过程需要20多天到1个月左右。
《天安门广场备忘录》记载，天安门城楼*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画框，总重量达1.5吨。邢秋成有更具体的比照，“嘴大概有80厘米，眼睛有60厘米，人在现场画的时候，身高就相当于半张脸的尺寸。”
在三人多高、两人多宽的巨大画布上落笔，不仅需要经年累月的训练，还需要画外的功夫。用邢秋成的话说，要心中有数。邢秋成的家中现在还保留着他从1976年3月到10月期间画的主席像习作，从第一张的素描，到后来上颜色的彩画。
完成一张巨幅主席画像，一般要画四遍，前两遍起稿和整体铺设，第三遍具体造型，最后一遍进行整体调整。辅助工具也非常重要，比如缩小镜，在近处就能看到相对整体的效果；望远镜，可以从远处看细节和局部。还有哈尔滨亚麻厂特制的5米多全画幅画布，解决了画像中间有拼缝的尴尬。
在没有空调的铁皮房子里，邢秋成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从木梯子上下来都一身汗。他说，那时候条件艰苦，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从梯子上摔下来的经历，他的身上到现在还留着一道疤。
“这辈子就专职做这项工作”
1978年前后，邢秋成能够独自承揽主席画像工作了，先后为京西宾馆、工人体育场等绘制主席画像。赶上了改革开放，捧着“铁饭碗”的邢秋成似乎也感受到了一点市场经济大潮卷起的浪花，他开始拿到奖励了。有一个月，他画了6幅主席画像，赚到了8块钱奖金。
本以为画主席像的工作会这样一直干下去，可邢秋成的人生故事并没有像青春励志片里演的那样，“年轻一代”成长为“中坚力量”，把热爱的事业接续传承。
现实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领袖肖像绘制任务逐渐减少，绘画组偶尔会接手一些商业性质的工作。1992年，王国栋退休，其他一些组员也在前后几年相继调转到了其他单位。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市美术公司与当时北京文化系统内的几个单位组建了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领袖肖像绘画组，这个应时而生的组织定格在了时代的浪潮里。
邢秋成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困惑和不解。眼看着正在进行的项目陆续被取消，邢秋成跟老师急了，他问王国栋，“您当年招我的时候，不是承诺让我做一辈子吗？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变化？”王国栋也没有答案。
绘画组里的同事，有人选择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也有人选择继续坚守。邢秋成明白自己是后者，“我这人是属于一件事做到底的性格。”
画室拆掉的时候，邢秋成心里很不是滋味，特意找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后来，他也释然了，“我们这辈子就是专职做这项工作的，这点不会变。”
邢秋成在领袖肖像绘画组画室内留影。受访者供图
在他的内心，已经把“主席像画师”这个身份，与自己的人生做了很深的捆绑。“其实我是因为这项工作产生了一些变化。”他说，画主席像曾经带给他很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让他觉得干事业特别有劲儿。
“我无论到哪儿工作，都只有一个条件，哪怕工资低点，只要允许我画这张像，我就高兴。”邢秋成已经65岁了，最近几年，各地请他去画主席像的邀约越来越多，他也觉得这是好事儿，能让主席画像这个专业被更多地重视、更好地保护。
“社会总得往前发展，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智慧，他们会慢慢明白，什么是我们应该崇敬的，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邢秋成说。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景如月 周博华 李欣侗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李立军
